刘松龄，本名奥古斯丁·哈勒施泰恩（斯洛文尼亚语：Ferdinand Avguštin Haller von Hallerstein，或译奥古斯特·阿勒斯坦，1703年8月27日—1774年10月29日），字乔年[1][2]，是一位克拉尼斯卡（后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一部分，现代归属斯洛文尼亚）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兼天文学家，擅长地理舆图之学[3]，于18世纪大清以身兼传教士、“文化大使”和官吏等而活跃。1746年戴进贤离世后，接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长达35年（1746－1774，或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九年），并担任耶稣会东亚省负责人，负责中国、澳门和日本的传教事务。其是第八位西洋监正，也是在钦天监任职时间最长的西方传教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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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期间，他为北京天文台制作过一个带有旋转环的混天仪（玑衡抚辰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首位精确统计出当时中国人口（198,214,553）的人口统计学家。
除天文学方面具杰出成就，他也为其他科学做出贡献，如曾做过一系列感应电实验；在地图学、地理学和人口学方面，他的工作也对中国和欧洲有过重要贡献[3]。在担任钦天监正监期间，刘松龄协助清廷完成天文技术研究、地图测绘、历法计算及外交接待等工作，可说得上是一位多元化的传教士。[6]
家世背景
如上所述，刘松龄是出生于克拉尼斯卡的卢布尔雅那[7]，其家族为源自纽伦堡著名的哈雷尔·冯·哈勒施泰恩家族的一个匈牙利分家，其父母分别是亚内兹·费迪南德·哈勒施泰恩（1669–1736）和玛丽亚·苏珊娜·伊丽莎白·埃尔伯格（1681–1725），住在位于卢布尔雅那附近门盖什小镇的家族城堡（拉夫巴或霍夫曼伯格城堡）。[5]
生平
刘松龄于1703年8月28日在卢布尔雅那受洗，并获得教名Ferdinandus Augustinus Haller LB ab Hallerstein[8]。他在门盖什那家族持有的拉夫巴尔城堡，度过了青年时期；在卢布尔雅那耶稣会学院深造[7]，完成三年的哲学学习后，其于1721年10月26日在维也纳总教区加入耶稣会。之后，他在维也纳和格拉茨继续学习数学、天文学和神学。[5]期间其还曾在中学任职三年。[9]
在以下提及的三个城市州的科学院，他都拥有着院士席位：在德意志和维也纳，他主要在这些地方发表过科学论辩的文章，而在罗马和里斯本，则是他的社交中心及他的私人朋友——葡萄牙王后所统治的地方。
他到海外传教的兴趣浓厚，是受其叔叔埃伯格（Inocenc Volbenk Erberg）的影响[注 2][10]。他在担任传教士后，于1727年申请前往中国传教，1735年获批准。获准当年秋天，其便启程，经过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港口的里雅斯特（帝国自由市）和热那亚启程前往里斯本，[5]以从那里前往中国。但雍正十三年时仍严禁传教士入华传教，而去印度传教的机会也未能获取教皇克勉十二世批准。在暂时搁置行程后，他留在里斯本开始学习葡萄牙语、天文学和测绘技术，在此期间还多次会见过葡萄牙王后玛利亚安娜，与之建立友谊关系，[1]在到中国生活期间，还一直与她保持通信。[5]
1736年乾隆帝继位，清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做出松动，其便重新出发，于1736年4月乘船前往远东。行程中途于莫桑比克逗留[5]，之后到达果阿和澳门进行入华前期活动，如了解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学习中文[11]。在澳门期间他开始学习中文，还应澳门参事会邀请参与澳门城郊地图的测绘工作，根据澳门总督的要求准备了一幅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然后再接着行程，在1738年9月到达广州。[1][5]
1739年3月1日，他和鲍友管等4位传教士自澳门启程，穿上中国服装，由一位广州官员陪同，在广州停留一个月后，在清远坐船进入内陆，到达南昌换乘骡子拉的轿子，沿着大运河北上。6月13日抵达北京后，被安排落脚（也为其永居）北京（天主教）四大圣堂之一、所多为葡萄牙代牧区服务的修士驻留的南堂，[12]与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及其他耶稣会教士同住一个房间[4]。数日后他在圆明园被乾隆帝召见，进入钦天监工作。1743年成为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助手，任监副。戴1746年离世后接任钦天监监正，在职期间，曾向乾隆皇帝推荐傅作霖（Felix Da Rocha） 和高慎思（Joseph d'Espinha），为西域疆土担任绘制。[12]
受乾隆皇帝之命，刘松龄也接替戴进贤主持对南怀仁康熙十三年编纂的《灵台仪象志》的修订工作，经过两人八年率领下中外天文学家的通力合作，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由乾隆皇帝命名为《仪象考成》，刘松龄也为成品亲自撰写序文[3]。1752年，奉旨主持设计和制造玑衡抚辰仪；同年九月，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北京朝贡，刘松龄和内务府郎中官柱负责迎送，得到乾隆帝的赏识。[1][2]在准噶尔之役之后，他又奉旨制造过大小天球仪、地球仪数对。[2]
1753年5月5日，其获赏赐三品官位[13]，以奖励其帮助接待葡萄牙使团有功[4]。1765年到访北京的朝鲜王朝学者洪大容在译官陪同下，还曾到过南天主堂，与刘松龄有多次交谈[14][6]。
尽管刘松龄服务清政府期间获得恩宠，但其在京时期并未有太多传教的自由，除皇帝未有流露好感，亦面对朝臣们的严加压制。刘在传播技术之外，也有利用过一切时机宣传天主教教义教理，而较少换得真正领洗入教者。1773年11月13日，刘松龄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转差，而且因为北京传来欧洲耶稣会处境艰难的坏消息，向乾隆帝递交辞呈，但乾隆帝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下旨：“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1774年7月29日，他第一次中风，导致右边身子不能动，并且暂时不能说话。三个月后，他第二次中风后随即去世。[10]刘身故后，获乾隆帝下旨赏赐200两银子治丧，葬于马尾沟教堂西洋教士墓地（滕公栅栏），即现车公庄大街6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内。[4]
技术贡献
其在华的统计人口数据及中文译本，于1779年传到欧洲。而当时清帝反对推进人口普查，或者至少反对公开这些数据，以免臣民们认识自我实力而变得不安。当时的统计数据，是证实刘松龄的前任钱德明的所有计算，这份数据也提供了当时中国人口正在逐渐增加的证据。在第25年时据刘松龄统计，中国人口为196,837,977，次年统计同一数据则为198,214,624。[15]
另外，他还曾根据木星的卫星运行轨道，以及圣彼得堡和北京的子午线的时间差，计算出北京地理长度。除上面提过的澳门地图，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十六日，他还曾奉旨同郎世宁、傅作霖等人，重新绘制了乾隆皇帝狩猎保护区满洲里的木兰地图[1]，并有参与其他的项目，如中国的大地图，由耶稣会士在1761年发表。[5]
作品
- 澳门城郊地图Carte de Macao et ses environs (Map of Macao and surroundings, 1739)
- Complete Studies o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1744
- Observationes astronomicale ab anno 1717 ad annum 1752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from 1717 to 1752, published in Vienna 1768)
- 仪象考成I Hsiang Khao Chheng (star catalogue, 1757)
遗产
他的书信译本，是早于18世纪就于布达佩斯出版。
欧洲科学史学会第三届会议时，有一部分专门讨论过刘松龄，以及当年他将中欧科学传播到北京兼回传欧洲的情况。而其本人作为老北京天文台最引人入胜的天文仪器——球形星盘——“天球仪”的发明者，也在多年后重新引起中国大陆史学家们的注意。[4]
在前北京天文台现博物馆内，收藏有刘松龄当年供职清政府时率队制造的玑衡抚辰仪，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天文仪器。观象仪中西合璧，精美异常，使用欧洲的天文度量值，结构上采用中国传统的浑仪形式，使天文观测精度达到空前水平[3]。
小行星15071 Hallerstein以刘松龄的名字“Hallerstein”命名。 [16]
备注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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