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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審查（英語：constitutional review[1]），也称合宪性审查[2]，是指基於權力制衡原則，由釋憲機關判斷命令、法律或者规章制度是否符合憲法。对于个人行为的司法审查属于传统司法权，而违宪审查则起源于美国（在该国被称为“司法审查”）[3]。
在20世纪後，违宪审查普遍发展為維護宪法机制的司法權力，是司法獨立的象徵。
对于有硬性成文憲法的國家，宪法是一個國家位階最高的根本法律，任何位階在其下的法律都不得違反憲法或基本法。司法權藉著違憲審查制度，可以將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所立的法案宣告其基於違反憲法而無效（大陸法系）或者逕行決定在個案中不適用該違憲法案（英美法系），而這也代表違憲審查是現代國家為了實現權力分立及憲政原則，而須使司法權具備的典型功能之一。在不同國家的各種不同制度安排之下，有不同的違憲審查程序。違憲審查乃確定國家機關行為是否合憲的必要程序，缺少違憲審查便等同無法判定憲法是否已經落實。
一些國家設有專屬的會議或法庭處理違憲審查，統稱為憲法法院。有些司法案件情節敏感，例如解散政黨，政府部門之間的爭訟，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爭訟，需要參考一些權威法學學者的見解。因此，有些憲法法院的權力包括處理這些爭議，而在委任憲法法院的成員時，有部分是來自大學或研究院中的法學講師或教授，而不是全數由其他法院晉升。
違憲（不合憲）一般是因為以下原因：
- 特設司法機關
- 由憲法法院或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針對法令及個案進行審查，如德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中華民國（司法院）、泰國（泰國憲法法院）。
- 蓋因一般大陸法系國家，除普通法院之外，尚有行政法院，故特設司法機構統一審理。
- 兼具以上兩種
- 例如部份拉丁美洲國家現制，既設憲法法院又允許普通法院有違憲審查權。
- 以最高法院、特設或立法機構就法令是否違憲，對機關與人民相關案件做「抽象性審查」（abstract review），具有廣泛及一般效力[5]。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違憲審查制度的國家，雖然美國憲法中未有明確提到違憲審查，但美國最高法院於馬伯利訴麥迪遜案中確立了法院這項權力。基於憲法的最高性，任何一個法院都可以進行違憲審查，因此為分散審查制。
英國的違憲審查情況較為特殊，因為英國憲法是「不成文憲法」，但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法階，法院仍然有一定審查權。由於議會主權原則，英國法院無權對國會通過的法律進行違憲審查，只能對下級立法機構如地方議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審查。另外，因為英國簽署了歐洲人權公約，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立法將失效，這方面的審查程序以司法覆核方式進行。相同地，在英國是歐盟成員國的期間（1973年～2020年），牴觸歐盟法律的英國法律亦會被以相同方式宣布無效。
英國設有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過去處理蘇格蘭議會與英格蘭議會的紛爭，英格蘭議會在其他屬地的紛爭，與及擔當其他屬地及曾經擔當新加坡的終審法院。樞密院在功能上是憲法法院，但其倚仗的權力是一些憲制性文件（例如皇室訓令）而不是成文憲法。在2005年，英國設立聯合王國最高法院，樞密院的本土司法權由最高法院接管。
英國脫歐公投後，梅内阁以直接運用「皇家特權」處理外交事務及國際條約方式，啟動《里斯本条约》第50條脫歐程序，遭吉娜·米勒（Gina Miller）為首的反脫歐團體「人民挑戰」（People's Challenge）向高等法院狀告內閣進行司法覆核。2016年11月3日，高等法院裁定因脫歐影響相關國內法律，依國會主權原則須由英國國會決定[7]。梅内阁不服上訴，2017年1月24日最高法院駁回，並解釋內閣行使權力分際：
- 大臣自由行使權力後得報告國會。
- 大臣無權、除非國會授權。
而退出條約等涉及英國憲法重大事項，顯然屬於第二種權力[8]。2017年3月13日，國會兩院通過《歐洲聯盟（通知退出）法案》（European Union (Notification of Withdrawal) Bill）授權內閣啟動脫歐程序，且談判協議須經國會同意；接著16日御准施行。
大韓民國憲法在1987年修憲後加入違憲審查，最終最定權在憲法法院。憲法法院之權限由「韓國憲法法院法」規定[9]。與中華民國的司法院大法官相同，憲法法院受理由下級法院有關的法律違憲聲請。
1996年12月16日，漢城（今首爾）高等法院裁定全斗煥、盧泰愚在雙十二事件（政變事件）為叛亂罪，在光州事變（屠殺光州民眾）為內亂罪，他們的政權雖在憲法下合法，但始終其行為不合乎自然法，政權的合法性並不意味有關叛亂行為與內亂行為的合法性[10]。高等法院在作出此判決時雖然解釋到比憲法更高的自然法，但技術上不屬於憲法法院的職能，所以無需向憲法法院作法律違憲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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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違憲審查由法院進行，地方法院或以上皆可宣告違憲的法律無效。日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在1973年4月4日作出首次的法律違憲宣告，確定基於儒家精神訂立的殺害尊親屬罪的量刑原則（即量刑必須高於一般殺人罪之規定）違憲。惟實務上最高裁判所主要採「單純宣告違憲」（宣告違憲、不撤銷法律效力），交由國會廢止或修法。
假使國會不願配合，目前最高裁判所莫可奈何。例如日本參眾兩院選舉，數次因選區未調整導致「票票不等值」（一票の格差）被宣告違憲或「違憲狀態」（違憲状態）[註 3]。據《日本国憲法》第98条規定，法律、命令、詔敕以及有關國務其他行為之全部或一部違憲者無效，最高裁判所不積極作為、引用，也不課國會修法義務，造成「違憲」又「合法」的國會持續運作至下屆改選，甚至沿用舊有未調整選區繼續選舉[註 4]。
《日本国憲法》第81條規定最高裁判所決定一切法律、命令、規則或處分是否合憲，並無明訂憲法解釋機關，僅能推定是國家權力最高機關的國會[11]；倘若國會解釋憲法後又據此通過法律，卻被最高裁判所審判案件裁定違憲，這時則會變成判例推翻國權最高機關釋憲的矛盾情形。目前國會尚未解釋過憲法，另有內閣法制局負責行政府内憲法解釋統一[12]，結果竟然發生內閣解釋憲法超出行政體系範圍以外的狀況，例如安保法案的成立；況且其法制局釋憲並非法定職權，依《内閣法制局設置法》第3條第3項為負責法律問題，行政機關解釋命令位階不該擴及法律甚至憲法，顯然逾越行政權分際。相較同樣採普通法院違憲審查的美國，三權分立下不分哪個是國家權力最高機關，行政及立法機關只會嘗試錯誤或斟酌是否有違憲之虞，而不會擅自解釋憲法。
從國會選區調整到政府推動安保法案，在在暴露出日本現行違憲審查機制弊端與不足之處。其癥結在於引進普通法院負責違憲審查制度時，未考量日本是大陸法系，附隨案件審查判例只是個案而不具廣泛適用效力，日後仍需經司法審判程序再確認，造成即使這次判定違憲，下次若無具體案件基於不告不理也就沒有合憲性問題，無法成為直接拘束行政、立法機關遵循的準繩。因此在最高裁判所與國會對憲法解釋態度消極下，大權就旁落到內閣法制局手上了。
依《中華民國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原始設計，應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大法官會議，以做為違憲審查機關[13][14]。近年來，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推動司法改革，其中也包含對於大法官審理案件的制度修正。2022年，立法院通過決議，廢止《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並同時通過《憲法訴訟法》，授權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15]，行使執行違憲審查之職權[16]，並且採用集中審查制度，也就是大法官壟斷了進行違憲審查而宣告法律無效的權力，下級法院法官並不能自行直接將法律宣告為違憲而無效，但可依法向憲法法庭提出違憲審查的聲請[註 5]。
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框架内有四种规制的制度：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机关备案审查制度、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制度，以及行政诉讼附带审查制度。[17]对规范性文件中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部分，可依法处理、纠正或撤销。[18]
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文件，还有另外两套备案审查机制[18]：
- 中国共产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由党中央和地方党委进行备案审查；
- 军事规章和军事规范性文件：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备案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3月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19]，呼吁违宪审查，但国务院在6月20日主动废除了收容制度，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没有发生。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20]。2013年12月28日，勞教制度被廢除，违宪审查亦未发生。
2019年12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4次委员长会议通过《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2019年，“中国人大网”开通“审查建议在线提交”平台。[18][21]开通后的四年里，公民、组织通过该平台提出的审查建议超过12300件。[22]自202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违宪审查工作。[誰說的？]
-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差异问题违宪审查：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有公民对此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因计算标准不一致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出现不公平现象，与宪法有关精神不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差异也应当随之取消。201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开展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修改完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违宪审查：2020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不属于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不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但是，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依据的是国务院文件和有关部门规章，与2014年修改后的预算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政府性基金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的规定不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提出，如果需要继续征收民航发展基金，应当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依据。
- 民族学校民族语言教育违宪审查：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针对地方性法规中“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以及“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等相关规定进行了违宪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23]。
- 《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宪审查：2021年6月，有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来信，建议对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审查。该条例规定，“对涉嫌违法生育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必要时，市或者区县（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技术鉴定以查清事实，当事人应当配合。”“当事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拒绝接受技术鉴定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这位居民认为，上述规定赋予了行政机关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的权力，不符合亲子鉴定应当遵循的自愿原则，违反公序良俗，突破上位法，与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相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地方性法规不宜规定强制性亲子鉴定的内容，也不应对此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处分、处理措施。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对相关规定作出修改[24]。”
- 私拆承重墙处罚标准：有些地方物业管理条例降低了私拆承重墙的罚款数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定，地方条例属于放松管控，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21]
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该决定被称为“小备案审查法”。[1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在该会议上作出说明，称：“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注重审查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的内容，认真研究涉宪性问题，及时督促纠正与宪法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25]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允许申请人在对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针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申请。
201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设立了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单列一章“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第11章），对审查的提出时间、管辖法院、审查程序、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及审查结果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26]。该司法解释规定，审查行政行为的法院，享有附带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管辖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应在一审开庭前或法庭调查期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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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宪法本身并未禁止其作为法律依据在判决中引用。法官审判不能直接应用宪法的依据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法（研）复〔1986〕31号），该规定在可以直接引用的法律依据中没有列明宪法[誰說的？]。该文件已于2013年1月14日废止[27]，理由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代替”。
2001年齊玉苓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上诉人的受教育权等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8]根据该批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的终审判决中直接援用宪法第46条。该判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民事判决直接引用宪法。然而该司法解释被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8日通过的《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法释〔2008〕15号）废止。
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其中对裁判文书正文“裁判依据”部分作明确规定：
4. 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法〔2016〕221号）， 2016年6月28日
表明，在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不得引用宪法直接作出裁判，但是可以引证[需要解释]宪法，在“本院认为”部分援引宪法说理。
香港殖民地時期憲制文件《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並無實質的法律條文，加上英國本土並無成文憲法，因此一直沒有所謂違憲審查。具有違憲審查性質的行為始於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29]；因人權法具「凌駕性地位」，牴觸人權法的法律自動失效。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不是憲法，香港不採用「違憲審查」而採用「合憲性審查」的字眼，但其原理仍然是基於香港政府行為與立法行為需遵守《香港基本法》一樣，違反香港基本法的法律無效。香港各級法院皆有權力解釋《香港基本法》，故所有法院皆可進行合憲性審查。香港主權移交後已有數條法例被裁定為違反《香港基本法》，而要修改或另外立法取代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法院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可被前者推翻。
另外，香港法院所行使的合憲性審查權，與香港的司法覆核，雖然兩者在英語都可稱為「Judicial Review」，但前者是法院對合憲性的審查，而後者是法院對行政違法的審查，並不包括法律違憲之事宜，所以兩者觀念不同。後者的司法覆核是英國法的司法覆核（可參考Judicial review in English law），或套用羅馬法系的用詞，稱為行政覆核。
憲法學者認為違憲審查之界限判定，多基於審查機關是否為完全獨立之機關；若非完全獨立，則該機關會因為權力傾軋而導致其審查之事實有所偏頗，甚至導致判決不公；但若完全獨立，則是否也有其審查的界限，眾說紛紜；不過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憲法明文規定該事實完全由審查機關以外之部門決定者。（例如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監察院彈劾權）
- 審查機關對於事實認定上的資訊取得有明顯困難者。（例如特定的行政慣例或憲政慣例，因反覆確信遵行而難以考究其原因）
- 該事實主體有廣泛、多變、專業的特性，審查機關所無法具體認定者。（例如國與國之間的國際問題）
- 判決後明確有造成相關機關執行上的困擾者。（例如國家對外宣戰或媾和）
- 事實核心明顯屬於其他機關權責之事，又無違憲審查基準者。（例如機關首長的人事異動權）
依據被違憲審查的主體不同，隨之判決的法律效果也有所不同，以下以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違憲審查為例[30]：
- 不宣告違憲，但暗示立法者立法義務。
- 單純宣告違憲。（部分情況下，審查主體仍有持續力發生影響）
- 宣告違憲並明示不適用之意。（有自始不適用的意味）
- 宣告違憲並明示立即不適用之意。
- 宣告違憲，並明示向後一定期限之後失效。（有消極課予立法者義務的意味）
- 宣告違憲，並明示應立刻修改。（有積極課予立法者義務的意味）
- 宣告違憲，並明示違憲後的處理方式。
- 告知「尚無牴觸」，不過某些部分在某一特定情況違憲，並明示該部分立即不適用。
- 告知「尚無牴觸」，但明示立法者應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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