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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派别,一般指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前成立的紅衛兵组织的成员,其代表性組織是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和6月2日成立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1]:5。老紅衛兵大多为高干子弟,活跃于1966年6—9月,红八月期间达到高潮。老紅衛兵主要集中在北京市的中學,但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開創了紅衛兵運動的範式,其影響遍及全國。在各地學生紛紛仿效北京成立紅衛兵組織並出現派別分歧之後,「老紅衛兵」就成為建立最早、資格最老的一批紅衛兵的派別名稱[1]:5。
老紅衛兵的特徵是[1]:6:率先在學校「造反」、批判學校領導和老師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運動中堅持不受工作組約束、宣揚實行家庭出身歧視(血統論)的「階級路線」、衝擊所謂舊文化、打擊階級敵人(“黑五类”), 而反對把運動的矛頭指向黨政領導幹部、反對普遍衝擊文教界之外的「黨內當權派」。
1964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教育界,從對教育方法的批判,發展到從政治上全面否定教育界,號召學生在學校革命、「造反」。毛澤東批評教育界的講話在幹部子女中流傳[2],引發了1964-1965年间北京的四、六、八學潮[a],成爲紅衛兵造反的預演[1]:9。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發出了「教育革命」的號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1966年6月初,許多中學,特別是幹部子女集中的重點學校,踴現出一批帶頭批判本校領導和教師的學生,其中幹部子女佔大多數,當中大部分人後來成為老紅衛兵的領袖或骨幹[1]:9。
北京教學水平比較高的中學,如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師大女附中學校,往往既集中幹部子女,又集中了舊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的子女,例如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職員、資本家的子女。前者的優勢在於政治,而後者的優勢常常在於專業學習。“老紅衛兵”提出的教育革命要求,重點之一即是貫徹階級路線,對學生實行家庭出身的歧視性區別對待政策[1]:12。
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学校内,工作組進駐后,“老红卫兵”最初受到支持。但随后产生分歧[1]:20-22:
雙方的矛盾日漸尖銳。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清华附中先后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大字报反對工作組,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3]前两篇大字报于7月28日前后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首日亲笔回复,即《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红卫兵”自此蓬勃发展[4][5]。
在工作組被毛澤東撤銷后,北京的另一些學校例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級幹部子女從依靠工作組迅速轉到批評工作組,也加入了老紅衛兵的行列,並且以顯赫的家庭背景在紅衛兵中享有了核心的地位[1]:22[b]。
1966年8月17日,北京二中紅衛兵醞釀「破四舊」的倡議[6],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7][8],並迅速發展成波及全國的運動。紅衛兵的「破四舊」不僅僅是散發傳單和通牒,更換街道標牌和商店的招牌,在大街上宣傳毛澤東思想,更採取強制和暴力活動製造「紅色恐怖」:包括砸毀文物古跡、焚燒圖書、搗毀寺院教堂、對所謂「五類分子」、「黑幫」、「牛鬼蛇神」的住所實行搜査,沒收私人財產,驅逐「四類分子」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離開北京等城市[1]:25。老紅衛兵攻击对象主要是四旧、黑五类、知识分子(包括所属中小学的教师)。例如,8月5日,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紅衛兵打死,有说法称打人者包括邓榕,刘亭[9]。又如,习仲勋因《刘志丹》案于1963年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之首,习近平就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反党分子”子弟),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当时13岁的习近平为六年级小学生)被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红卫兵批斗。[10]据习近平后来回忆,两年后他又被造反派批斗。[11]
老紅衛兵的主流派,在殘酷地打擊傳統「階級敵人」的同時,明確無誤地反對衝擊領導幹部。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12]。26 日發佈第二号通令説:「一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査首長宿舍。」,次日的第三号通令又要求:「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老红卫兵”以批判工作组,但也倾向于反对“老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如在这些紅衛兵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的時候,江青提出了批評性的勸告:「我不完全同意(對聯)」,並稱其為「封建術語」,要求紅衛兵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下去,妨礙實現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1]:18。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并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该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13]。 1966年10月毛澤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將羣眾運動的鬥爭矛頭引向黨政領導「當權派」,老紅衛兵日益受到打擊,其賴以維繫特殊地位的革命父母——領導幹部受到了衝擊,其「階級路綫」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責為「血統論」[1]:18。老紅衛兵感覺到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他們想像中的革命,中央文革小組也不再是他們的支持者,因而逐漸走向反抗[1]:18。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正式宣告成立,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其实就是反对「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動”的政治要求主要是:
中央文革小組在反對工作組的時侯,聲稱不准把羣眾打成反革命,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羣眾平反,但是當面對“聯動”和保守派的激烈反抗時,它卻毫不含糊地把“聯動”打成「反動組織」,“聯動”組織了數次衝擊公安部的行動,要求釋放被抓的「戰友」,結果招致更沉重的打擊[1]:32。1967年1月,中央文革下令逮捕“联动”成员[14],老红卫兵自此失势。
毛澤東1967年2月談道:紅衛兵也是不斷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變成反革命的[1]:32。
“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区别主要在于[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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