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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gainst the Jiangxi Soviet[1][2]，台湾作第五次围剿、第五次剿共戰爭、第五次剿匪戰爭），從1933年10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國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圍剿歷時363天，直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红军被迫撤退，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标誌着國民革命軍第五次圍剿的勝利。
第四次围剿于1933年春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中正调集50万大军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5月，蒋中正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並兼任剿匪军总司令。在调集各路地方軍隊以后，南昌行營參謀柳維垣首先提出改變國民革命軍的戰略，他反對圍剿，提出改變「圍剿」為「追剿」。此一新戰略為蔣介石所採納，國民革命軍改變作戰策略，戰法步步為營[3][4][5]。国民政府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并组织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6]。
红军方面，因为前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使得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头脑发热，并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7]；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8]:132。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当继续游击战[9]:431，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8]:110-111。博古读后勃然大怒并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在这些运动中，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牵连[10]:111。
博古、李德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御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命令由红三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红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军不停的进攻。但缺乏自动武器、严重缺乏重火力的红军在國军的高大的垒楼、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前遭受惨重损失。由于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错误，这次作战红军始终处于被动，以致红军损失惨重，丧失大部中央苏区。到最后只有少数城镇还在红军的掌握之中。
總司令蔣中正
總司令蔣鼎文
總司令何鍵
總司令陳濟棠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
1933年9月25日，国军大举进攻黎川，第五次軍事围剿戰役拉开序幕。三天后国军攻克黎川，虽然红军成功阻止国军向黎川西南挺进，但歼灭国军的战略企图落空。1933年10月9日，红24师向硝石进攻；国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路红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惨重。蔣中正看到自己的战术成功之后，于1933年10月17日在南昌行营下达命令；彻底实施战术防守，战略进攻的原则，以求将德国顾问的堡垒战略构想发挥到极致。与之相反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仍令红军主力插入国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进行阵地战。从1933年9月25日到11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反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1933年12月11日，国军以8个纵队的兵力离开碉堡封锁线，开始第二阶段的攻势。中共临时中央却命令红军进行战略决战，继续攻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黃埔系中央军；失利后被迫南撤。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1934年4月10日，国军以11个师分两个纵队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9军团及红五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军进占广昌。在国军的绝对兵力火力优势攻击下，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丢失重要据点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阵地。1934年4月19日，红军反击延福嶂未能奏效，被逼至广昌城下。1934年4月27日，国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并于黄昏时攻占该城，红军伤亡高达5500余人；余部在夜色掩护下向西南方向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直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13]。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核心领导的冲突已经公开化[10]:122[8]:144。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李德开始制定计划[14][8]:147。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三人团决定6路分兵抵御国军的攻击。1934年8月5日，国军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攻占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信号[15]。此时，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人员项与年從莫雄處得到国军最后总攻击的計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0月中旬放弃中央苏区[16]。
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军各部队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然后迅速到指定地点集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17]:77。10月17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17]:80。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人，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由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贺昌等人领导，继续坚守中央苏区[17]:75。国民革命军于10月26日占领宁都，11月10日占领瑞金，11月17日占领雩都，11月23日占领会昌[17]:172。
南昌行營提出「戰略攻勢戰術守勢」之作戰方針，以及組訓民眾之作戰原則，採取構築嚴密之碉堡封鎖線戰術，防止共軍流竄，並逐步縮小包圍圈，聚殲共軍於贛南地區。[18]
碉堡作戰為第五次剿共戰術運用上的一大特色。碉堡作戰指導要領包括：以逸待勞，步步為營，穩紮穩打，處處設碉，逐步推進，防止共軍各個擊破；各守碉部隊在其指定範圍內，隨時游擊，擊滅竄擾之共軍；共軍如由碉堡間隙偷竄，進剿部隊應一面加強封鎖，遮斷共軍退路，並以有力部隊，立即殲滅偷越封鎖線之共軍，使共軍絕不能潛越封鎖線一步。[18]
中共的官方观点是第五次围剿反擊作戰失败，主要是中共“左”倾领导人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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