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硯台与笔、墨、纸是中国傳统的文房四宝。 硯台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因為磨墨,所以有一块平坦的地方;因為盛墨汁,所以有一个凹陷。漢代劉熙寫的《釋名》中解釋:“硯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
硯台的制作材料主要來自石材,有來自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的端砚、來自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歙砚、来自甘肅卓尼洮河一带的洮砚以及來自河南洛陽的澄泥砚等,這四種硯台並列為“中国四大名砚”。端硯亦被稱作端溪石硯,位列四大名硯之首。
所謂文房四寶源於晚唐年間,戰亂頻繁,大批士族、良匠為避禍遷至相對穩定的南方定居,具備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和技術條件。以及南方擁有豐富的松樹、石材等天然資源,再加上南唐李璟、李煜两代君主对文化艺術事業的發展非常熱心,特别是後主李煜治下,文化藝術發展兴盛发達至巔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文房四宝的纸、笔、墨、硯就是在这样的時代背景下被創造出来的,而李煜所用的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寶當時更被譽为天下之冠,後來更被兩宋沿為御用。
苏轼藏有唐代许敬宗之砚,在黄州沙湖民家時得吕道人沉泥砚,苏轼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写信给黄庭坚:“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苏轼有诗紀念亡友石昌言:“非人磨墨墨磨人!”[1]經過很長時間的歷史,硯台已早已不再是單純的文具,而成為了集雕刻,繪畫於一身的精美工藝品,成為文人墨客收藏的對象。[2]北宋末何蘧《春渚紀聞》記載宋徽宗召米芾寫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硯,一寫完字,就抱上硯台跪請曰:「此硯經臣濡染,不可復以進禦,取進止。」讓皇帝把硯台賜給他,皇帝答應他,米芾舞蹈以謝,又恐皇上後悔,便急著把硯台抱回,連衣服都染黑了。徽宗嘆氣說:“颠名不虚得也。”钱俨小时梦到有人送给他一方大砚,自此文辞大進,当时国中词翰多出其手。[3]宋代亦有以新砚冒充唐代端砚的故事。李士衡家藏一研,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敞卻告訴他:“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4]
古代文人很注重对砚台的保养。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谢景鱼名沦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黑,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记载:“柳公权记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为泠。凡顽石捍坚,磨墨者用力太过而疾,则两刚相拒,必热而沫起……冷与泠二义不相远,石末本瓦研,极不佳,至今青州有之。”
明开始使用铜雀台遗迹上的砖所做砖砚亦曾經風行一时。明末吕留良有嗜研之癖,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5],黃宗羲曾贈給他一方八角硯,這硯台是梅朗中從傳教士手中得到的龙尾砚[6]。康熙时林佶、余甸皆嗜砚,余甸題有〈中洞活眼砚铭〉:“莫精于中洞,粹然者其出水之芙蓉,莫良于眸子,然者晓星之当空。”。
明清時士子曾以燕子石制硯,所謂的燕子石其實是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化石,风韵别致,且易于发墨,深為书家所珍爱。王漁洋《池北偶談》載:「鄒平張尚書崇禎間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濱,水中得石,作多蝠(福)硯。」[7]张延登死后,其砚落入浙抚张勄手中。孔尚任對多蝠硯咏赞不绝:“张家两中丞,得失如轮转;一砚供二贤,前后荷殊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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