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大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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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大空襲，或稱漢口大轟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陸軍航空軍從1944年開始對汪精衛國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國漢口（今屬中國武漢市）展開的一系列大規模空襲行動，其中1944年12月18日和21日的兩次規模最大。[1]:142
| 漢口大空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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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航行在漢口上空的B-24「解放者」轟炸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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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國 |
汪精衛政權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陳納德 柯蒂斯·李梅 蔣中正（有爭議） |
 青木喬 | ||||||
| 參戰單位 | |||||||
 國民革命軍空軍 美國陸軍航空軍 |
 大日本帝國陸軍飛行戰隊 | ||||||
| 兵力 | |||||||
| 各式戰鬥機、轟炸機200逾架[1][2] | 各式飛機約50架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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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轟炸機：被擊落2架，擊毀11架[3] |
4架戰鬥機被擊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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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萬漢口市民傷亡 | |||||||
12月18日，美軍出動了92架B-29轟炸機、33架B-24轟炸機，及149架護航戰鬥機，投下500噸的燃燒彈，攻擊漢口市的日軍基地。[6]轟炸行動造成大火連續三天，日本戰鬥機隊受到嚴重損失，但也造成漢口市區有一半被毀、估計市民傷亡四萬人。[2][5]:14412月21日，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駕駛B-29轟炸機再次出擊轟炸漢口，落彈1000多噸，漢口棚戶居民區大火蔓延10華里。[1]:142
背景
1942年6月，美軍開始對武漢日軍基地進行轟炸（非燃燒彈地毯式轟炸），就已造成了一定的市民傷亡[1]:142。
1944年，日軍在中國發動的「一號作戰」威脅到成都和昆明附近的美軍B-29轟炸機基地和空軍運輸指揮部，在此過程中，駐屯在武漢的日軍利用武漢的交通優勢，將其作為作戰、運輸等的跳板[5]:142-143。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陳納德少將根據自己在戰前去日本考察的經驗，認為日本以易燃的木造房屋為主，經不起大規模的燃燒彈攻擊，而武漢的城市結構也與此相似，可以用武漢來測試新型燃燒彈的效果[4]。因此，他從1944年6月開始，就提出以地毯式轟炸戰術襲擊漢口的日軍基地。但該提議長期被亨利·阿諾德拒絕，因為攻擊漢口可能會對B-29的戰略進攻產生干擾[5]:143，約瑟夫·史迪威也不贊成這一提議[4]。
11月，日軍開闢了一條從柳州到貴陽的交通線，並且將駝峰航線中的昆明也納入其戰略目標，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非常支持空襲漢口的計劃，因為受到威脅的昆明是駐華美軍對日作戰的關鍵性城市[5]:143。
第二十航空隊的柯蒂斯·李梅少將剛剛從歐洲戰場調到中國，正在為從中國起飛對日本進行高空轟炸的效果很差而感到沮喪，也在探索低空轟炸或燃燒彈轟炸等替代方案，他認為哈佛大學科學家研發的M69燃燒彈性能優越，可以用於地毯式轟炸[2]。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李梅採用這種燃燒彈對漢口進行攻擊[6]。
但魏德邁只是中國戰場的指揮官，而當時有大量的B-29戰機部署在印緬戰區，李梅提出了由魏德邁指揮此役是否合理的問題，並對參與此役表示猶豫。在華盛頓表示支持魏德邁後，這場戰役得到了妥善的計劃和安排，李梅、魏德邁和陳納德通過會談敲定了行動的詳細計劃，並充分考慮了天氣等非人為因素的影響。[5]:143
戰鬥經過
1944年12月18日早上，在李梅的指揮下，由成都第20轟炸機司令部派出了92架B-29轟炸機，攜帶500噸的M69燃燒彈起飛。陳納德曾要求提前45分鐘出發，但因為通訊問題，消息沒有被傳達到[5]:143-144。
12時7分左右，戰機飛抵武漢，對漢口碼頭和修船廠以及其他軍事設施和物資倉庫進行空襲。[7]:311-313緊接著，B-24解放者轟炸機和護航機進一步擴大了戰果。[5]:144
而日本方面，一經觀測到美軍轟炸機靠近武漢，駐在武漢的日軍第八飛行師團在師長青木喬少將的統一指揮下，第85飛行戰隊的18架四式戰鬥機、第25和48飛行戰隊的約20架一式戰鬥機起飛攔截。日軍自稱擊落了兩架B-29轟炸機，擊毀了11架[7]:311-313[3]:550。
13時10分左右，美軍第一支轟炸機編隊完成任務離開，日機乘機降落進行補給、維修及飛行員的休息。[7]:311-31314時36分左右，來自第14航空隊的34架B-24轟炸機以及149架各式其他戰機組成的第二支轟炸機編隊[8]:218-219，分為五個機群飛向武漢。雖然日軍下達了空襲警報，同時派出所有可以出動的戰鬥機不斷升空迎擊，但日機被大量美軍護航戰鬥機攔截，無法貼近 B-24 機群[7]:311-313，日軍自稱擊落了4架P-51戰鬥機，擊毀了3架[3]:550。
由於投擲順序的錯誤，在第一批炸彈投下後，漢口市區籠罩在了濃煙之中，嚴重影響了後續轟炸機的定位。在此之後，便只有少數幾架單獨行動的飛機正確投下了炸彈，除此之外未能命中有效目標，反而將其餘的炸彈錯誤地投擲到了武漢平民的居住區，造成了大量的平民傷亡。[5]:144
中美空軍混合團的3架P-40戰鷹戰鬥機夜間返回時，中方機場沒有照明，無法降落，導致飛行員不得不跳傘逃生。其中美國空軍王牌飛行員、中美空軍混合團指揮官威廉·諾曼·里德跳傘失敗而死亡。[7]:318
結果
日軍漢口基地全部50架飛機中的4架戰鬥機被擊墜，19架飛機在地面被擊毀，武漢地區戰鬥機僅餘 20 架的戰力；生活與戰鬥物資也被摧毀，日軍在東部已經開始出現饑荒，戰鬥力大為下降。雖然空襲僅命中了38%的目標，目標地區最終有40%-50%被焚毀[5]:142-144。漢口市區因燃燒彈的攻擊發生大規模火災，大火在長江沿岸5公里以內的範圍燃燒了3天[8]:218-219。
與此同時也造成了漢口一半以上的市區被燒毀，約4萬漢口市民傷亡[2]。從漢口一元路至五馬路、江邊至鐵路線一帶，在長約3公里、寬約5公里的區域內．一片火海，房屋被毀15600餘棟[1]:142。日租界大部分被破壞[7]:311-313。
美軍也有6架戰機被擊落，飛行員跳傘被俘，並被日軍帶到武漢市區遊街示眾。據親歷者回憶，俘虜遭到了部分空襲受害者的毆打，但有其他武漢市民懷疑毆打俘虜的受害市民是日方安排的或日本人假扮的。[4]
1944年12月28日，李梅少將[9][註 1]提出把轟炸漢口作為對日本總攻的初步，從此，美軍頻繁對武漢進行穿梭轟炸，市區一片殘垣破壁。[1]:142
因為戰略重鎮武漢頻遭轟炸，日軍的攻勢在1945年1月有了明顯的減弱，此次轟炸著實達成了其戰略目的。[2]
後續影響
漢口大空襲是美軍在首次使用燃燒彈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進行地毯式轟炸，這項戰術之後被應用於對日本本土的空襲。[5]:144此役應當不是空襲日本計劃的直接來源[5]:144，但陳納德在其回憶錄《戰士的路》中稱，此役給李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堅定了其在日本採用同種戰術的決心[10]:330。
儘管造成的人員傷亡非常嚴重，但這場空襲在國際上少有人研究，在中國國內也因受到政府審查而較少被新聞界報道，以至於至今少為人知。[2]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史蒂芬·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教授稱，由於中國的消息來源極為匱乏，他在研究中只能依靠美國軍方的文獻，唯一與此次戰役相關的可靠中文來源為《武漢市志·軍事志》中的記載。[9]
爭議
史蒂芬·麥金農教授在他的研究中發表了一個觀點：美方的轟炸除了戰略目的外，另有報復性的原因。12月16日，日軍虐殺了3名俘虜的美軍飛行員：他們被拖到武漢的大街上拖行、拳打腳踢，最終在一座日式寺廟（位於今武漢市政府附近）被絞死，屍體也遭到燒毀。消息傳回美國，引發了憤怒，美軍出於報複目的在兩天後執行了此次轟炸。[9]
對於國民政府對該次戰役是否知情同意，由於資料缺乏，存在較大的爭議。
郝柏村在《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中發表了他的觀點，他認為，美軍在漢口大轟炸前，未經中方同意，也未事先告知，美軍為了獲取的軍事利益而洋洋得意，卻不顧中方人民犧牲之慘。[11]
而史蒂芬·麥金農教授則稱，如此大規模的空襲行動，不取得蔣中正、陳誠與何應欽等人同意的而由美軍單獨發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4]他根據自己的研究，認為中國軍方高層與美方達成了默契，並對行動進行了授權。[2]
評價
麥金農教授的研究認為，在蔣中正眼中，漢口大空襲與花園口決堤和文夕大火一樣，都是屬於焦土抗戰的範疇，是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必要之惡」。[4]
中華民國外交官員、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認為，空襲造成的平民傷亡令人痛心疾首，但是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這40000同胞的犧牲是必要的。[4]
漢口大轟炸倖存者、中華民國海軍上校王兆銘認為，駐在武漢的日軍遭到同盟國空中軍事力量的轟炸，鼓舞了當地民眾對於中國戰勝日本的信心；而造成的平民死傷，責任應歸於日方。[4]
漢口大轟炸倖存者、中華民國青年軍201師黃孟侯則認為，抗戰期間，美軍、國軍、日軍在武漢上空的空戰造成的損失不計其數，當地民眾對死傷早已麻木；戰爭中談道歉不道歉沒什麼意義，但是美軍及蔣中正還是對死傷有道義上的責任，欠中國平民一個公道。[4]
陳納德在日記中表現出了對傷亡民眾的愧疚，並在戰後組織了民航空運公司，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統一領導下，投入了戰後重建工作，作為對中國民眾的補償。[4]而柯蒂斯·李梅則將其視作一次成功的「實驗」（experiment）。[9]
注釋
相關條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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