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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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石之战是公元1644年发生于山海关附近、辽宁绥中以西七十里外一片石（今名九門口）的战役，作战双方为清軍、明关宁守军和大順軍。清朝透过此戰的胜利使清兵得以入关，最后统一全中国。

一片石之战
明末民變、明清戰爭的一部分
山海關
日期 1644年清順治元年四月十八日至廿二日 地点 山海關九门口（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堡乡新堡子村） 结果 吳三桂所部关宁軍瀕敗之際，多爾袞率清軍攻至關內援助明軍，最终擊潰大順軍，大順軍退往北京。 领土变更 清軍攻佔山海關，開始近三年與大順軍及南明軍的作戰，建立清朝统治。
参战方
清軍 明关宁军	大順軍
指挥官与领导者
睿親王多爾袞 明遼東總兵吳三桂（指揮關寧軍投降清軍） 輔國公賴慕布 八旗正白旗都統賴塔 范文程 豫親王多鐸 貝勒豪格 貝勒阿濟格	闖王李自成 權將軍劉宗敏（負傷） 顧君恩 李過
兵力
清軍8万人 明軍5万人	投入戰鬥6万人
伤亡与损失
不詳	不详

历史背景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雕版印刷描绘的一名女真男子。原图说明文字解释说女真人居住在长白山附近，着「鹿鞋鳞装」^[1]。

1580年代，明朝（1368-1644）统治中国时，一些女真部落居住在明朝领土的东北部，即现在的中国东北，或称“满洲”地区^[2]。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在1580年代至1610年代南征北讨，将大多数女真部落统一在自己治下^[3]。努尔哈赤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将女真诸部整合在黄、白、红、蓝四色旗之下，此后，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形成一种全面的社会和军事制度，是为八旗制度^[4]。弩尔哈齐将部分旗交由子侄掌控^[5]。1612年左右，弩尔哈齐为使其氏与其他觉罗氏区分开来，又为与1115年至1234年统治中国北方的早期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攀上关系，将其氏名变更为爱新觉罗氏（意为“金觉罗”）^[6]。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立金国，实际上宣布从明朝中独立出来^[7]。尔后几年，弩尔哈齐把辽东的大多数主要城市从明朝控制下夺了过来^[8]。努尔哈赤所向披靡，直到1626年2月围攻宁远时失利，明朝指挥官袁崇焕在不久前收购的红夷大炮的帮助下击败了努尔哈赤^[9]。努尔哈赤可能在战斗中负伤，数月后病卒^[10]。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592年–1643年）继续致力于其父的建国努力：他将权力集于自己手中，参酌明制，建立金国政府机构，将蒙古盟友和投降的明军纳入八旗^[11]。1629年，皇太极率军入侵北京郊区，期间俘获懂得铸造红夷大炮的明朝工匠^[12]。1635年，皇太极改称女真为“滿洲”，1636年，他又将国号“金”改为“大清”^[13]。在松锦之战占领了辽东最后剩下的明朝城市后，明朝於遍地飢荒、瘟疫肆虐、財政破產、蠻夷入侵以及大规模的土匪作亂等外憂內患交煎下，已经摇摇欲坠，1643年，清朝准备攻打奄奄待毙的明朝^[14]。

过程

一片石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和河北省抚宁区交界处的河道上，長城在此由向東轉成向南，是明長城戰略地位最重要的關隘之一，被譽為「京東首關」。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剛攻陷北京約一個月的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往山海關^[15]，李自成另派明降將唐通率兵2萬從山海關以北的一片石出長城，夾擊驻军山海关的明朝辽东总兵吳三桂；大顺军隨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吳三桂父親吳襄等人，李自成本人則率主力布陣于石河（今河北秦皇島燕塞湖）。清军自四月初九出發，四月二十日，清军抵連山（今辽宁葫芦岛连山区），吳三桂一再催兵，清军知李自成軍迫近山海關后，日夜急行，一日夜疾行200余里^[16]，共行軍13日。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順軍與吳三桂於一片石、西羅城進行惡戰，甫開戰关宁小勝於西羅城^[17]，接著大顺軍猛攻東羅、北翼二城^[18]。大順軍赴山海關的兵馬号称约20萬^[19]；吳三桂下辖的关宁军約為5萬^[20]；多爾袞所統滿八旗、蒙八旗、漢八旗诸路清军大約為7-8萬人^[21]，其中以多爾袞領的滿洲鐵騎最強，兵馬都披著甲胄，非常堅硬，百步之外無法洞穿。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清軍進至離山海關城僅2里，吳三桂率輕騎寥寥數員、漏夜飛奔至清軍營壘，跪降於多爾袞。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吳表示：「倘若清軍不願助山海關明軍，我也不願返回山海關督戰，李自成大軍必在攻陷山海關後，一鼓作氣攻向清軍。」云云；多爾袞、孝莊皇后、范文程、洪承疇於大帳議論片刻後，接受吳三桂跪求派出清軍助戰。多爾袞令吳三桂按滿洲習俗剃頭，許諾將皇太極女建寧公主嫁給吳子吳應熊^[22]。

四月二十三日辰時（上午8點），关宁軍漸難支撐^[23]，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关宁军向大順軍投降^[24]，多爾袞在歡喜嶺的威遠臺上觀戰，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清軍在辰時進山海關以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关宁軍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此時大風突起，揚塵蔽天，不利於不熟悉山海關地理的大順軍，多爾袞乘勢命八旗騎兵衝鋒陷陣，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與关宁軍已鏖戰一晝夜，筋疲力盡，清軍等於以逸待勞。未尾申時初（15點後），李自成的大順軍潰敗，劉宗敏負傷，大順軍死者數萬^[25]；牛金星在北京未領軍前來支援李自成，也是大順軍敗戰原因之一。

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督戰，見敗局已定，下令撤退。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說：“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26]自成拨马就走。當天，多爾袞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命他作先導，一路追殺，直撲京城。李自成大敗，一怒之下，馬前斬殺了吳襄，並將他的首級懸挂在高竿示眾，回師京城後又殺了吳家老少38口。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稱帝，次日，李自成離開北京，向西安撤退。前後僅42天。在清军于1644年6月6日进入北京之后，清朝六岁的福临在北京登基，是為順治帝。

評價

顧誠評斷山海關之役：“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山海关战役意义标志着：大顺军从此由推翻明朝转变为抗清斗争；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27]

注釋

1. Wakeman 1985，第34頁。
2. Roth Li 2002，第25–26頁
3. Roth Li 2002，第29–30頁（女真统一战争）和第40页（夺权）。
4. Roth Li 2002，第34頁。
5. Roth Li 2002，第36頁。
6. Roth Li 2002，第28頁。
7. Roth Li 2002，第37頁。
8. Roth Li 2002，第42頁。
9. Roth Li 2002，第46頁。
10. Roth Li 2002，第51頁。
11. Elliott 2001，第63頁。
12. Roth Li 2002，第29–30頁。
13. Roth Li 2002，第63頁。
14. Elliott 2001，第64頁（准备攻明）；Spence 1999，第21–24頁（晚明的崩溃）。
15. 皇太极死后，多爾袞于順治元年正月曾致書李自成等，提出“欲与諸公協謀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致西据明地諸帥書稿》）
16. 《沈館錄》卷七
17. 《山海關志》，佘一元《述舊事詩》
18.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山海關副總兵冷允登啟本》
19.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此據查繼佐《罪惟錄》卷三十一，《孤臣紀哭》云“兵六萬”；馮夢龍的《燕都日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說「率師四十萬」；陳濟生的《再生紀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說「精兵數十萬」；《明史》流賊列傳稱率兵二十萬；《吴三桂纪略》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甲申传信录》说十余万。《流寇志》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清實錄》中認為李自成軍有“二十余萬”。
20. 《三垣笔纪》载三桂“募兵七千”，《庭闻录》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
21. 《沈馆录》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顧誠《南明史》稱清軍大約七、八萬。
22. 孙旭：《平吴录》
23. 《庭聞錄》述“我兵東西馳突，（賊）眾亦左縈而右繞之，陣數十交，圍而复合”
24. 《山海關志》卷九《附錄》
25. 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
26. 《平寇志》卷十一，244页。参见《庭闻录》，卷一。
27.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二章第三节

參考書目

• 佘一元《潜沧集》卷三
•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
• Dennerlin, Jerry, The Shun-chih Reign, Peterson, Willard J. (编),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3–119, 2002, ISBN 0-521-24334-3.
• Roth Li, Gertraude, State Building Before 1644, Peterson, Willard J. (ed.) (编),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2, 2002, ISBN 0-521-24334-3.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寻现代中国）,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ISBN 0-393-97351-4.
• Struve, Lynn, The Southern Ming（南明）, Frederic W. Mote,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编),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剑桥中国明代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41–725, 1988, ISBN 0-521-24332-7.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16-01-01], ISBN 0-8047-4684-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7）.
• Wakeman, Frederic,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ISBN 0-520-04804-0. In two volu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