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部卓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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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部卓四郎(日语:服部 卓四郎/はっとり たくしろう Hattori Takushirō,1901年1月2日—1960年4月30日)是日本帝國陸軍的軍官,最高軍階為陸軍大佐(即上校),著有《大東亞戰爭全史》。
服部於1901年出生,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就讀,為第34期畢業生,同期包括秩父宮雍仁親王、西浦進、堀場一雄、赤松貞雄、西田税、三好達治等人。
服部與西浦和堀場因才能為該期出眾之人,合稱「三十四期的三羽烏」。
服部後又進入陸軍大學就讀,為42期畢業生,後派至參謀本部服務。1934年至1935年期間於法國留學,1936年時遠赴海外觀察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
歸國後不久,1939年5月爆發了「諾門罕事變」,服部此時也為關東軍作戰參謀主任,與參謀官辻政信共同力主將戰事擴大化,卻反遭蘇軍反擊,日軍受到重大損失。在作戰善後階段,關東軍總司令植田謙吉與其參謀長磯谷廉介被迫退出現役,但主張將戰事擴大的服部卻從輕發落,甚至在1940年10月還獲得晉升,成了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1941年7月,服部就任該職。另一方面,諾門罕另一位主事者——辻政信也調往參謀本部服務,任作戰課兵站班長。此時服部的上司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他與服部將後者的前任、反對召回辻的土居明夫降職。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陸軍的作戰多經由田中、服部與辻三人共同策劃。
1942年8月,瓜達爾卡納爾戰役開始,服部在視察當地時曾報告「補給線正確實建立著,沒有問題」,但與事實有極大出入,陸軍投入了超過三萬人的軍隊,最終要撤退時卻僅存一萬人,死亡原因大多為病死、餓死。
同年12月起,服部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的秘書之職,但在隔年10月又回歸任作戰課長,主導了中國大陸上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中方稱之「豫湘桂會戰」)。
由於參謀時期的經驗與知識,服部派到復員廳戰史編撰室室長美軍少將查爾斯·威洛比(曾任麥克阿瑟的情報主管)下進行寫作。在戰史寫作告一段落後,戰史編撰室的實際業務變成了「日本重新軍備計畫研究」,服部卓四郎成為該計畫的主事者,並成立了「服部機關」,找了西浦進、堀場一雄(1953年病死)、井本熊男、水町勝城、稲葉正夫、田中兼五郎、原四郎、山口二三等前陸軍省與日本參謀本部任職的校級軍官進行計畫擬定。
不久後因為韓戰爆發,美國在駐日兵力不足的情況下,面臨了是否要重新武裝日本的問題,服部一度經威洛比推薦為日本的新武裝部隊——警察預備隊(陸上自衛隊前身)指揮官人選之一[1],但卻因為首相吉田茂和盟軍司令部民政局局長考特尼·惠特尼准將的反對而流產,最後在吉田和盟軍司令官麥克阿瑟的拍板下,預備隊指揮官的職位由宮內廳次長林敬三擔任。
根據1952年10月31日的美國中情局文件,服部曾打算與兒玉譽士夫合作,與遭到吉田自由黨政府革逐公職的國粹主義份子發動政變、刺殺吉田茂[2]、擁立鳩山一郎任首相,但此計畫因辻政信的勸退而作罷。
1954年鳩山一郎擔任首相時,曾評估能否拔擢服部擔任國防會議參事官,但是在野黨的反對意見太強因此作罷。
作家保阪正康曾評價服部是「就立場上來說應最有責任,卻最沒有責任」的人,並將他同辻併為「昭和時代愚將中的第一名」。不過,威洛比倒對服部的作戰制定能力有所好評。
雖然服部沒有進入自衛隊任職,但服部機關的成員最後都進入自衛隊重新服役。井本熊男擔任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校長、原四郎擔任航空幕僚監部調查科長、水町勝城為北部航空方面隊指揮官、田中耕二為航空幕僚副長、田中兼五郎為陸上自衛隊東部方面隊總監、山口二三為航空幕僚監部防衛部長、西浦進是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室長、稲葉正夫進入防衛廳擔任戰史室編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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