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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至1945年間德國武裝力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德意志國防軍(德語:Wehrmacht,发音:[ˈveːɐ̯maxt] (ⓘ);直译:防御部队[b]),通称國防軍,為德意志國1935年至1945年期间的正規武裝部隊[6],由帝國元首希特勒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直接統領,軍種包括陸軍、海軍和空軍以及實際上隸屬國防軍指揮的納粹黨黨衛軍,前三者分別受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及空軍總司令部指揮。
德意志国防军 Wehrmach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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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時期 | 1935年3月16日[a] | -1945年9月20日
國家或地區 | 德意志國 |
效忠於 | 德意志國 帝國元首 |
部門 | 德國陸軍 德國海軍 德國空軍 武裝黨衛隊(實際上) |
種類 | 德意志國武装部隊 |
規模 | 1,820萬人(总计人数)[3] 723.4萬人(1941年)[4] 948萬人(1943年)[4] |
直屬 |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 |
駐軍/總部 | 德國措森 |
格言 | 「主與我們同在」 "Gott mit uns"[5] |
參與戰役 | 西班牙内战 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 |
指挥官 | |
最高統帥 (1935-1945) | 阿道夫·希特勒(首任) 卡尔·邓尼茨(末任) |
國防軍總司令 (1935-1938) | 阿道夫·希特勒(首任) 維爾納·馮·勃洛姆堡(末任) |
國防部長 (1935-1938) | 維爾納·馮·勃洛姆堡 |
最高統帥部總司令 (1935-1945) | 威廉·凱特爾 |
著名指揮官 | 赫尔曼·戈林 埃里希·馮·曼施坦因 威廉·凯特尔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 埃里希·雷德尔 卡尔·邓尼茨 埃爾溫·隆美爾 |
標識 | |
鐵十字標誌變體 | |
德意志國防軍軍徽 |
國防軍在二战初期以“闪电战”战术橫掃歐洲。通过坦克、步兵和空军的协同作戰,德军於歐洲戰場上取得了多次勝利。[7]然而因德國領土扩张速度过快,后勤补给线过长,無法及时對前線部隊進行補給,導致最终在莫斯科战役中惨败。1942年德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逐漸喪失戰略主動權,暴露其在战略、战术和后勤方面,相對於盟軍的诸多缺陷。[8]
國防軍作為德意志國主要武裝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有1800萬名士兵服役。[3][9][10]1945年5月,二戰歐洲戰場的戰爭結束時,國防軍軍力損失約1130萬人[c],其中估計有531.8萬人失蹤、被殺或在俘虜期間死亡。[11]儘管證據顯示不只被審判的人涉嫌違反戰爭法,但仅有部分國防軍高層被追究戰爭相關的法律責任。[12][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迫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原德国陆军更名为“和平军”(Friedensheer)[14] 。1919年,德國上議院决議组建規模42万人的“臨時国防军”。随后,德国被迫接受了限制严苛的《凡尔赛条约》,條約內規定,德国陸軍規模被限制在10万人,海军則為1.5萬人,艦隊最多擁有6艘戰艦、6艘巡洋艦及12艘驅逐艦,且不可成立空軍,坦克、重炮及潛艇等皆被禁止使用及製造。1921年3月23日,威瑪國防軍正式成立。[15]
因條約限制,國防軍的兵力被限制在11.5萬人。漢斯·馮·塞克特採取了精兵政策,僅保留最優秀的軍官。美國歷史學家艾倫·米勒和威廉森·莫瑞指出,塞克特在縮編軍隊的過程中,刻意從總參謀部提拔了一批菁英,而非戰爭英雄或貴族。塞克特認為,這支精銳部隊將是未來擴軍的骨幹,一旦條約的徵兵限制解除,就能迅速擴編。該理念在實質上打造了一支與傳統德軍不同的新型軍隊。[16]塞克特於1926年卸任,直至二戰爆發前,對國防軍的仍有重大的影響。[17]
《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擁有空軍。雖受到條約的限制,但時任國防軍總司令的漢斯·馮·塞克特在1920年代初,開始秘密重建空軍軍官團。軍官團認為,空軍在未來的戰爭中,應扮演多重關鍵角色,包含奪取制空權、執行戰略轟炸,以及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德國空軍在1930年代未積極發展戰略轟炸能力,非缺乏意願,而是受到當時經濟條件所限。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經濟狀況受限,難以支撐大規模軍事擴張,如需投入大量資源的戰略轟炸機。[18]當時德國軍方內部存在著資源分配的競爭。由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海軍上將的親信與門徒、埃里希·雷德爾為代表的領導層,將重心放於重建以往帝國海軍的公海艦隊,此舉壓迫部分空軍發展的所需資源。1939年前,海軍以卡爾·鄧尼茨上校為首的「潛艇戰」軍官在海軍內部仍為少數。[19]
早在1922年,德國便開始暗中規避《凡爾賽條約》中對軍事發展的限制。隨著《拉帕洛條約》的簽訂,德國與蘇聯展開了一系列秘密合作。[20]1923年,奧托·哈塞少將奉命前往莫斯科,就雙方合作的細節進行更深入的磋商。該合作計畫涵蓋多個層面,德國將協助蘇聯進行工業現代化,作為回報,蘇聯則允許德國軍官在其境內接受訓練。德國的坦克和空軍專家得以在蘇聯境內進行演習,甚至包括在德國本土禁止的研究和生產項目,如化學武器的研發與製造[21],也轉移至蘇聯境內進行。1924年在利佩茨克設立的空軍學校,在十年內有逾百名的德國空軍人員在此接受了操作維護、導航以及空戰等方面的專業訓練,成為了德國空軍在條約限制下進行秘密發展的基地。1933年9月,隨著納粹黨在德國掌權,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德國人才撤離利佩茨克。[22][23]
1934年8月2日,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去世,阿道夫·希特勒藉此機會將總統與總理職位合併,正式成為德國元首,同時掌握國防軍的最高統帥權。早在2月,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勃洛姆堡便主動下令開除所有在國防軍中服役的猶太人[24],展現其對納粹政權的效忠。同年5月,勃洛姆堡再次主動提議軍隊制服應採用納粹標誌。[25]
在瓦爾特·馮·賴歇瑙將軍的倡議下,國防軍開始進行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為軍方主動提出。[26]此提議使希特勒感到訝異。誓詞的內容如下:「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意志帝國和人民的領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名勇敢的士兵,我將隨時準備為此誓言犧牲我的生命。」[27]
1935年,德國公然無視《凡爾賽條約》的約束,開始大規模的重新武裝。3月16日,德國頒布「國防軍建設法令」(Gesetz für den Aufbau der Wehrmacht)[28] ,正式宣布重新實行徵兵制[29] ,打破了條約對德國軍隊人數的限制。雖然表面上常備軍的規模仍維持在條約規定的約10萬人左右,但實際上,每年都會有相當於此規模的新兵接受訓練,為未來的擴軍做準備。該法令也正式確立了「國防軍」(Wehrmacht)的名稱,並於1935年5月21日正式將原有的威瑪國防軍更名為德意志國防軍。[30]
同年12月,在路德維希·貝克將軍的推動下,重整軍備的計畫中增加了48個坦克營[31],德國不斷擴充兵員,且積極發展裝甲部隊等現代化軍備。希特勒設定重新軍事化的期限為10年,但因其權力的鞏固和國際局勢的變化,將期限縮為四年[32],加速了擴軍的計劃。隨著1936年萊茵蘭再軍事化和1938年的德奧合併,德國的領土大幅擴張,為徵兵提供了更大的人力資源。[33]
德國陸軍在二戰時期進一步改善了陸戰的相關戰術,將陸軍和空軍結合為聯合兵種。[34]綜合「包圍戰」和「殲滅戰」等傳統戰術。國防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一年內,就取得了許多關鍵的勝利,使外國記者為該戰術創造了一個軍事用語「閃電戰」(又稱閃擊戰)。[35] 德國於二戰開始時,在戰場上迅速取得的戰果與他們在一戰期間取得的優勢相吻合,部分人士歸功於德軍的將領們。[36]
裝甲師作為陸軍主力部隊,對於德軍早期的勝利至關重要,陸軍早期使用的坦克為一號坦克、二號坦克、LT-35戰車及LT-38戰車等輕型坦克。後期東線及非洲戰場多採用三號坦克及四號坦克。 [37]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僅有少部分部隊實現機動化,步兵約九成仍以步行為主,火炮則主要依靠馬匹牽引。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軍依靠著機動化部隊,連續贏得波蘭戰役、威瑟堡行動、比利時戰役、法國戰役、荷蘭戰役、南斯拉夫戰役和希臘戰役,另外掌控巴巴羅薩行動初期的主導權。[38]
1941年12月,希特勒對美國宣戰後,軸心國陷入與多個工業強國對抗的局面,而德國的戰時經濟轉型尚未完成。面對敵人的攻勢,德軍因兵力過度分散、補給線拉長、機動性受限、兵力不足等問題,在1941年至1943年間的一系列關鍵戰役中,如莫斯科戰役、列寧格勒圍城戰、斯大林格勒戰役、突尼斯戰役和庫爾斯克戰役,接連遭受重大挫敗。[39][40]
德國陸軍採用任務型戰術(Auftragstaktik),強調由上級下達任務目標,而非詳細的命令,讓前線指揮官在達成目標的前提下,能根據瞬息萬變的戰場情勢,獨立判斷並採取最合適的行動,充分發揮其臨場反應的能力。儘管在宣傳上,德國陸軍常被塑造成一支高度現代化的部隊,擁有許多先進的科技裝備。[41]但實際上德軍的新式裝備的數量相對有限,並未全面普及到所有部隊。尤其東線戰場更為明顯。由於蘇聯境內道路及天候影響,德軍後勤補給線經常面臨問題。四至六成的部隊實現了機動化,但大量物資仍需馬匹運送。士兵以步行行軍,或騎自行車作為代步工具。影響了部隊行軍速度和作戰效率。自1943年起,隨著戰局對德國不利,德軍在東線戰場開始轉為撤退。[42][43][44]
裝甲師作為閃電戰成功的關鍵,國防軍將輕型坦克具有的高機動性與空降突擊戰術相結合,借此快速突破敵軍相對薄弱的防線[45],因此裝甲師突破敵軍防線,將敵軍的團級編制與主力分離,使得坦克後的步兵能夠迅速殲滅或俘獲敵軍。[46]
德國空軍最初被凡爾賽條約所限制,自希特勒撕毀該條約並大規模擴軍後,空軍才在赫爾曼·戈林的領導下正式成立於1935年。[29]
空軍最先在西班牙內戰中獲得實戰經驗,為早期閃電戰的關鍵空中力量[d]。德國空軍主要集中生產戰鬥機和小型戰術轟炸機,如梅塞施密特的Bf109戰鬥機及容克斯的Ju 87斯圖卡俯衝轟炸機,用來與陸軍協同作戰。[47]
空軍以壓倒性數量奪取製空權,轟炸機將攻擊前線的指揮所、補給線、倉庫和其他支援單位。德國空軍也用於投放傘兵部隊,如威瑟堡行動。[48][49]由於陸軍對希特勒的影響力較大,空軍時常受制於陸軍,被迫扮演戰術支援的角色,失去了發揮戰略作用的機會。[50]
二戰後期,西方盟軍針對德國工業目標,進行全天候的戰略轟炸行動,與德國空軍進行消耗戰[51],德方稱其為「帝國保衛戰」(Reichsverteidigung)。隨著德國戰機覆滅,盟軍取得制空權,德國陸軍失去空中支援,盟軍使用戰鬥機和轟炸機進行攻擊和干擾。德國空軍在1945年的「底板行動」中蒙受重大損失後,已無能力再發起有效攻擊。[52]
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禁止使用及建造潛艦,同時限制國家海軍的規模只允許擁有六艘戰艦、六艘巡洋艦和十二艘驅逐艦。[15]國防軍正式成立後,國家海軍正式更名為「戰爭海軍」。[53]
隨著英德海軍協定的簽署,德國才被允許擴增海軍規模至英國皇家海軍噸位的35%,並允許建造一戰使用過的U型潛艇[54]。英國簽署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安撫德國,而且認為德國海軍要到1942年才有可能達到協定內35%的限制。[55][56]
德國海軍在二戰期間最重要的影響,在大西洋戰役中部署了近一千艘潛艇,對盟軍的護航船隊發動攻擊。[57]德國海軍的戰略目標是透過攻擊盟軍的運輸船隊,切斷英國的補給線,阻止美國的干涉,借此削弱盟軍。[58]在卡爾·鄧尼茨的領導下,德國實施了無限制潛艇戰,更推動了狼群戰術,使多艘潛艇能夠協同作戰,對盟軍的護航船隊造成毀滅性的打擊。該潛艇戰對盟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估造成2.3萬名人員喪生,以及1300艘船隻沉沒。[59]1943年初,盟軍逐漸發展出反制措施,包括改進護航制度、破解恩尼格瑪密碼機、改良聲納技術、部署長程轟炸機,以及使用水雷。[60]這些反制措施逐漸扭轉了戰局,使德國潛艇遭受重大損失,共有757艘潛艇被擊沉,超過3萬名潛艇艇員喪生。德國潛艇部隊最終未能贏得大西洋戰役,但其造成的損失仍為重大,迫使盟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反潛作戰,對戰爭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61]
起初黨衛軍和國防軍之間存在衝突。國防軍擔憂黨衛軍會成為德意志國武裝部隊的一部分,而導致兩團體在如何分配有限的軍備供應方面產生分歧。[62] 1938年8月17日,希特勒將黨衛軍和國防軍正式編入法典,以結束兩者間的衝突。黨衛軍的軍武大多是“從國防軍購買來的”,但於二戰前,黨衛軍與國防軍幾乎沒有任何交流。[63]
國防軍被允許檢查黨衛軍的預算與戰備狀況。在戰爭動員的情況下,武裝黨衛軍部隊屬於最高統帥部控制。所有與此相關的決議或行動,皆由希特勒個人自行決定。[64]
雖然黨衛軍和國防軍之間存在衝突,儘管兩者隸屬於不同的組織,但黨衛軍中許多高階軍官多自國防軍,這使得雙方在理念、戰術上能迅速達成共識。戰爭期間,國防軍與黨衛軍士兵在戰場上密切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古德里安指出,戰爭每一天都在繼續,陸軍和黨衛軍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當戰爭接近尾聲時,義大利和荷蘭的軍隊甚至被指派於黨衛軍指揮之下。國防軍與黨衛軍之間的關係得到了重大的改善;但黨衛軍從未被國防軍視為「第四個軍種」。[65][66]
國防軍的兵力來源採「募徵併行」制,1935年至1939年間,共有130萬人被徵召,240萬人自願參軍。[67][68]1935至1945年,國防軍服役總人數達1820萬人。[3][9][10]德國軍事領導層最初目標是建立具有傳統普魯士軍事價值觀的軍隊。但由於希特勒不斷希望擴大國防軍規模,軍隊不得不接納社會階層和教育程度較低的國民,導致內部凝聚力下降,並任命了一些缺乏實戰經驗的軍官。[e][69]
國防軍的軍官培訓和募徵成效顯著,被視為早期取得勝利,以及在戰局對德國不利的情況下,仍能維持戰爭的重要因素。[70][71]
以法律而言,國防軍的最高統帥為阿道夫·希特勒,該職位自1934年8月威瑪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去世後繼承至希特勒[72][73],並且以帝國元首的身份擔任統帥一職。隨著國防軍於1935年成立,希特勒將自己封為國防軍最高統帥,並持續此職務直至1945年4月30日自殺。後來希特勒任命維爾納·馮·勃洛姆堡,為德意志國國防部長。[72]自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後,勃洛姆堡辭職國防部長,希特勒因此廢除了國防部的指揮權。[74]隨後,希特勒成立了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OKW),在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的領導下,正式取代了國防部。[75]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下轄的陸海空三軍司令部,分別為陸軍總司令部(OKH)、海軍總司令部(OKM)和空軍總司令部(OKL)。最高統帥部成立之目,為充當國防軍最高指揮機構,並指揮所有的軍事行動,由希特勒擔任最高統帥。[76]
曼施坦因等多個高階軍官,主張建立實質意義上三軍聯合司令部,或任命一位總參謀長,但提議被希特勒拒絕了。即使國防軍於史達林格勒戰役中慘敗後,希特勒仍拒絕該議案,並表示帝國元帥戈林及希特勒的副官,也不會接受此提議,更不認為自己與其他指揮官為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希特勒拒絕提案的原因,可能為擔心此舉將會打破他在戰略層面上「點石成金」的形象。[77]
隨著最高統帥部的成立,希特勒鞏固了對國防軍的控制。雖然於戰爭初期沒有進行太多干預,但希特勒也逐漸參與並干涉到國防軍的各種軍事行動。[78]
三軍總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之間缺乏協調性,各部門的高級將領對其他軍種的需求、能力和局限性一無所知。當希特勒為最高統帥時,各指揮部門常被迫互相競爭影響希特勒的戰略布局。但影響希特勒的戰略布局不僅限於官階和功績,也包含希特勒信任的人,反而造成各軍種之間的競爭,而不是增進國防軍的各指揮部門的凝聚力。[50][79]
二次大戰期間,國防軍為德意志國的正規武裝部隊,策劃了多項軍事行動。1941年以後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OKH)成為了國防軍東線戰場的最高指揮機構,指揮除武裝親衛隊外的所有部隊的軍事行動。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W)則負責指揮西線相關的軍事行動。[80]
1940年6月10日,德意兩國結盟向英法兩國宣戰,9月9日,義大利發起埃及戰役,企圖奪取蘇伊士運河,英國隨後發起羅盤行動反擊。[81][82][83]義大利因在貝達福姆戰役中損失慘重,向德國請求援助,德國派遣隆美爾指揮的裝甲師協防,隨後又增派約2支裝甲師及1支摩托化師,希特勒稱其為「非洲軍團」,北非戰役正式轉為德意聯軍對抗英美聯軍的局面。[84][85][86][87]
期初德意聯軍從劣勢轉為優勢,連續擊破英軍守勢,但最終仍敗於第二次阿拉曼戰役和突尼西亞戰役。北非戰役宣告結束,奠定了盟軍登陸西西里島,瓦解法西斯義大利政權的基礎。[88][89][90]
東線國防軍的主要戰役包括:
希特勒要求國防軍要在不同的戰場上作戰,甚至有時需同時指揮3個戰區作戰,造成資源分攤不均且不足,1944年起德國於巴巴羅薩行動中逐漸處於劣勢,使進行本土防禦變為不可能。[91]
西線國防軍主要戰役包括:
戰爭以陸戰為主的,結束後就演變成了兩方面的進攻,一是由德國空軍發動不列顛戰役攻擊英國,另一是由德國海軍針對對英國的物資輸送航線進行戰略打擊。
1935年至1945年间,史学家呂迪格·奧弗曼斯曾提出,德意志国防軍約有1820萬人,反映了該期間服役于德意志国防军的总人數。[92]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防軍共有超過600萬名士兵戰傷,約1100萬人成為戰俘。其中以德軍身份作戰的德國人及他國志願軍中,約有553.3萬人陣亡、因傷去世、受俘期間去世或失蹤。其中也包括了21.5萬名在德佔期間被征召的蘇聯平民[93]。
自1943年初史達林格勒戰役慘敗後,德軍傷亡急劇攀升。短短一個月內,約18萬德軍戰死。最終統計,德軍共損失530萬兵力,其中逾八成損失於戰爭末期,七成五的士兵死於蘇德戰場。1945年1月至2月,盟軍逐漸推進至柏林,德軍更損失了約120萬人。[94]
1941年至1943年間,德軍在西線戰場的陣亡人數佔總陣亡人數的3%以下,自1944年上升至14%。即使盟軍在諾曼第登陸開闢第二戰場,德軍在東線戰場仍約損失68.5%的兵力。蘇聯紅軍的快速反攻對持續撤退的德軍造成了毀滅性打擊。[95]
戰後除天災和戰爭而造成的傷亡外,有約2萬名國防軍士兵被軍事法庭處死。另外蘇聯自行處決13.5萬人[f]、法國處決102人、美國處決146人,英國則處決40人。[96][97][9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德軍於1945年5月8日無條件投降,但仍有一些部隊繼續活動(如在挪威的國防軍),有些則在盟軍指揮下擔任警務工作。[99]最後一個向盟軍投降的德軍部隊,位於斯瓦爾巴群島的一個孤立氣象站,於9月4日向挪威救援船隊正式投降。[100]
1945年9月20日,盟國管制理事會(ACC)第2號公告宣布:「所有德國陸軍、海軍和空軍、黨衛隊、衝鋒隊、安全局和蓋世太保等所有組織、人員和機構,包括總參謀部、軍官團、預備役軍團、軍事學校、退伍軍人組織以及所有其他軍事和准軍事組織,以及所有用於在德國保持軍事傳統的俱樂部和協會,應根據盟軍代表規定的方法和程序徹底和廢除。」[101]1946年8月20日,ACC第34號法令正式解散國防軍[102],該法令宣布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陸軍總司令部、航空部和海軍總司令部被「解散、徹底清算並且宣布為非法組織」。[103]
二戰結束初期,由於德國戰敗,許多人傾向於貶低德軍的戰鬥力,強調盟軍優秀的戰鬥力。[104]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學家們重新審視了德軍在戰爭中的表現,對其戰鬥力和戰術層面給予了正面的評價。甚至被認定,為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之一[7],原因為他們經常能在兵力、火力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對敵軍造成更大的打擊。[105][106]
以色列軍事史學家馬丁·范克勒維爾德,從純粹的軍事角度分析了德軍的能力,提出德軍是一支出色的戰鬥組織。在士氣、衝勁、部隊凝聚力和韌性方面,德軍在二十世紀中可能領先世界。[107]德國史學家羅爾夫·迪特爾·穆勒也持相似觀點,認為德軍的戰鬥力遠超人們先前的認知。[108]蘇聯檔案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此觀點,因為德軍的對手遠比當時德國軍官所認為的強大許多。戰略思想家柯林·S·格雷則強調了德軍出色的戰術和作戰能力。因為多次的勝利,德國高層開始變得過於自信,要求德軍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且德軍對閃電戰的過度依賴,讓蘇聯人學會了此戰術,反而被用來對付德軍。[109]
二戰結束後,部分前國防軍軍官、退伍軍人團體,以及極右翼思想的作家,開始宣揚「國防軍無罪論」(Clean Wehrmacht)。稱國防軍是一個非政治化的正規軍事組織,與納粹政權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毫無關係,或僅有極少數個案。為了從理論中獲利,洗脫自身罪責,武裝親衛隊的退伍軍人也附和此說法,甚至宣稱武裝親衛隊實際上是國防軍的分支機構,僅「為國作戰」。武裝親衛隊的退伍軍人組織「互助會」(HIAG)也同樣推廣此論述,企圖塑造其成員僅是「盡忠職守」的形象。[110]
起初,國防軍對希特勒的領導幾乎沒有異議,因為希特勒撕毀凡爾賽條約,試圖恢復軍隊的榮譽。[111]然而,隨著希特勒的擴張野心日益顯露,軍內開始出現反對聲浪。1938年,奧斯特陰謀便是最早的大規模抵抗行動之一,參與者擔心希特勒過早發動戰爭將使德國走向滅亡。[112]但隨德軍在二戰初期以勝利告捷,希特勒的威信達到巔峰,抵抗聲浪一度消失。[113]
隨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慘敗,德軍的劣勢逐日增加,希特勒的領導力也受到挑戰。[113]抵抗運動再度興起,並於1944年7月20日達到頂峰。施陶芬貝格等人發起的刺殺行動,雖以失敗告終,卻展現了德軍內部對納粹政權的強烈不滿。這場政變導致數千名國防軍將領被處死。[114]標準軍禮由納粹禮正式取代,成為納粹統治的象徵。[115]
在納粹政權統治下,並非所有國防軍成員都認同種族滅絕的政策。安東·施密德中士利用職務之便,為250多名猶太兒童偽造證件,協助他們從維爾紐斯隔都逃脫。阿爾伯特·巴特爾則在普熱梅希爾集中營,阻止黨衛軍進入,避免了屠殺的悲劇,並將超過百名猶太人安置在自己的軍事基地。威爾姆·歐森菲德上尉則將猶太裔作曲家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藏匿於波蘭的城市廢墟中,並提供其生活必需品,使其得以倖存。[116]
雖然公認黨衛軍是踐踏人權最為嚴重的部隊,但國防軍所犯下的罪行仍不可抹滅。在對蘇戰爭期間,陸軍參謀長弗朗茨·哈爾德下令,針對游擊隊的襲擊,德軍應採取「武力反擊措施」[117],實際意味著對平民的報復,許多村莊因此遭到屠殺。此外,德軍在佔領區實施的糧食和飼料徵收政策,導致了嚴重的糧食短缺,造成數十萬至數百萬蘇聯平民餓死。[118]歷史學家托馬斯·庫納估計,德軍在蘇聯境內發起的「反游擊戰」,導致約30萬至50萬名平民喪生。[119]英國情報部門通過截獲德軍的無線電通訊,證實德軍參與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等違反國際法的暴行。[120][121]
國防軍的战俘营總體上滿足了《日內瓦公約》內規定的人道主義[122];但波蘭和蘇聯戰俘的關押環境,相對於西方戰俘惡劣許多。在巴巴羅薩行動開始數個月內,德軍俘虜了約320萬名蘇聯戰俘,其中超過八成(約280萬人)死於德國的戰俘營中。[123]
克里特島戰役結束後,隸屬德國空軍的空降獵兵部隊,於1941年6月2日在克里特島的孔多馬里村進行屠殺,至少有23名村民遇害,史稱「孔多馬里村屠殺」。隔日,該部隊在指揮官司徒登(Kurt Student)的命令下,對坎達諾斯村進行報復性摧毀,估計約有180名平民喪生,包含婦女和兒童。此外,在1943年至1945年間,德國第1空降獵兵師的成員在義大利也犯下多起戰爭罪行,其中包含皮耶特兰谢里村屠殺事件[124][125]。
紐倫堡審判明確指出,雖然國防軍最初並非犯罪組織,但在二戰期間,德軍卻參與了多起戰爭罪行,成為納粹屠殺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德軍高層將領,如威廉·凱特爾和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因戰爭罪行被處決。[126]
70年代末至80年代,隨著對史料的深入研究,德國歷史學界逐漸形成共識,認為在納粹「生存空間」理論的驅使下,東線德軍犯下了遠超西線的戰爭罪行,包括對平民的屠殺、虐待蘇聯戰俘等行為。[127]90年代,以魏瑪展覽(Wehrmachtsausstellung)為代表,關於德軍戰爭罪行的展覽在德國社會引發了爭議,爭論如何看待德軍在二戰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面對歷史。[128]
近年來,關於紐倫堡審判的質疑再起,以色列歷史學家奧馬爾·巴托夫曾提出觀點[129],主張德軍並非有預謀的進行種族滅絕,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有被誇大之疑。德軍為正規武裝部隊,其成員多半遵循軍事命令,僅有少數人士違反國際法,不應以此概括全體德軍,該說法為錯誤的。[130]反而認為國防軍是一個犯罪組織[131],英國歷史學家理察·埃文斯和伊恩·克肖等人,透過大量的歷史證據認同巴托夫的說法,強調德軍是納粹屠殺計劃的執行者。埃文斯和克肖指出,德軍的任務不僅是為國作戰,更是為所謂的「雅利安人」拓展「生存空間」。據德軍的信件及回憶錄,呈現德軍對斯拉夫人的種族歧視,並將其視為劣等民族。 [132][133]
德軍在佔領區建立了大規模的軍妓院[134],強徵平民百姓充當慰安婦。[135]德國空軍也與集中營有著密切的關聯,向集中營派遣衛兵,並利用集中營的勞工生產軍需物資。[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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