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柏伊特、舒培和托爾斯泰相信該名女性（也就是安娜·安德森）即是安娜塔西亞，然而布克斯霍夫登認為其與安娜塔西亞毫無相似之處[23]。這位女性最後被帶出了病院，並住進巴龍·阿圖爾·馮·克萊斯特（Baron Arthur von Kleist）在柏林的家中。巴龍·阿圖爾·馮·克萊斯特是一位白俄移民，在沙皇政府垮台前，他是俄屬波蘭的警察局長。負責處理此案的柏林督察法蘭茲·格林貝格（Franz Grünberg）認為：「克萊斯特或許有其他考量，如同移民者圈子的傳言，假使俄羅斯舊政府能夠重建，他希望能藉由照顧這名年輕女性，從中獲得不錯的利益[24]。」
1925年，安娜的手臂遭結核感染，先後於多個醫院接受治療。此疾導致她的體重明顯下降，更曾使她一度病危[33]。期間，費奧多羅芙娜皇后的侍從官（英语：Groom of the Chamber）阿列克謝·安德烈耶維奇·沃爾科夫（英语：Aleksei Andreyevich Volkov）、安娜塔西亞的老師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吉利亚尔的妻子蘇拉（她曾是安娜塔西亞的保母），還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姐姐奧麗加女大公等人，都曾拜訪過安娜。他們對安娜的處境感到同情，所以沒有立即發表公開聲明，最終他們也都否認她是安娜塔西亞[34]。1926年3月，在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舅公丹麥瓦爾德馬親王資助下，安娜與哈里特·馮·拉特列夫（英语：Harriet von Rathlef）前往瑞士盧加諾休養。瓦爾德馬親王一邊透過丹麥駐德國大使赫卢夫·萨勒（英语：Herluf Zahle）提供物資協助安娜，一邊對調查她的身分[35]。為了讓安娜成行，柏林外僑辦公室（Berlin Aliens Office）以安娜塔西亞的個人資料，提供她一份名為「安娜塔西亞·柴可夫斯基」（Anastasia Tschaikovsky）的短期身分證明[36]。與拉勒芙吵架以後，安娜在1926年6月搬回德國奧伯斯多夫，一間名為史第拉赫豪斯（Stillachhaus）的療養院，該地位處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脈之中，而拉勒芙則回到了柏林[37]。
此時格萊布·博特金居住在維吉尼亞夏洛蒂鎮中一個大學城（英语：College town），而安娜·安德森前往美國之費用，則是由格萊布·博特金一個叫做約翰·E·馬納漢之朋友所支付，此人是一位歷史教授和系譜學家[103]。安娜·安德森入境美國時，取得了為期6個月的旅遊簽證，然後在簽證到期前，她與小她20歲的約翰·E·馬納漢在1968年12月23日登記結婚。格萊布·博特金則擔任伴郎[104]。約翰·E·馬納漢挺享受這個速成的婚姻[105]，甚至自稱「大公侍從」（Grand Duke-in-Waiting）[106]和「沙皇駙馬」（Son-in-law to the Tsar）[107]。夫妻倆同住在夏洛蒂鎮大學區（University Circle）中一房子，但分開住在不同臥室，此外他們在斯柯茨維爾（英语：Scottsville, Virginia）還擁有一座農場[108]。隔年，格萊布·博特金去世[109]。隨後在1970年2月，纏訟已久之案子終於以雙方都無法證明安娜·安德森的身分告結[110]。
訴訟結束後，安娜·安德森終於能合法使用安娜塔西亞·馬納漢為名[111]，並以行為怪異而在夏洛蒂鎮小有名氣[112]。雖然約翰·E·馬納漢是頗為富有，但是他們卻與成堆貓狗和垃圾，居住在骯髒不堪之環境中[113]。1979年8月20日，安娜·安德森因為腸梗阻而被送到夏洛蒂鎮瑪莎·傑佛遜醫院（英语：Sentara Martha Jefferson Hospital）診治。理查德·史魯姆（Richard Shrum）醫生最後在安娜·安德森體內取出了壞疽腫瘤並切除了一段腸子[114]。
安娜·安德森在1979年手術時取下的組織，被存放在瑪莎·傑佛遜醫院（英语：Sentara Martha Jefferson Hospital）。人們以此採集到了安娜·安德森的粒線體DNA，並與羅曼諾夫王朝的親屬進行比對。最後發現她的DNA與菲利普親王和沙皇一家人的DNA都不符。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的兒子，卡爾·毛赫（Karl Maucher）提供的DNA，經過檢驗後反而與安娜·安德森相符，證明安娜·安德森就是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120]。基因檢測後5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類學系的泰瑞·梅爾頓博士（Dr. Terry Melton）稱，安娜與尚茨科夫斯卡家族的基因序列關係「依舊特殊」，加上美軍基因鑑定實驗室（英语：Armed Forces DNA Identification Laboratory）DNA樣本資料庫的增長，致使「安娜就是法蘭西絲卡·尚茨科夫斯卡的可信度增加[121]」。
大多數的假冒行為（英语：Romanov impostors）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唯獨安娜·安德森不同[125]。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之一的哈里特·馮·拉特列夫（英语：Harriet von Rathlef），在1928年於德國與瑞士出版其著作《Anastasia, ein Frauenschicksal als Spiegel der Weltkatastrophe》（意為「安娜塔西亞：反映世界危機的女人與她的命運」），該書內容曾在1927年時連載於《柏林晚報》（Berliner Nachtausgabe）。相對的，反方也發表了自己的著作。1929年時，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與康斯坦丁·薩維奇（Constantin Savitch）一同在巴黎博茲（Payot）出版《La Fausse Anastasie》（意為假的安娜塔西亞）[126]。相互矛盾的證詞和物證，被正反方輪流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例如安娜·安德森與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臉部特徵，時常被雙方用來比較，以支持或反對安娜·安德森的主張[127]。由於缺少準確的文件證明和物證，因此安娜·安德森是否為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問題，只能取決於人們自己的想法[128]。如同安娜·安德森常說的一段話：「你相信與否，既不重要，也不成問題[129]。」（You either believe it or you don't believe it. It doesn't matter. In no anyway whatsoever.）德國法庭無法裁定安娜·安德森的主張是否為真，耗時40多年的審理也只能做出：「無法成立，但也無法否認」這樣的判決[130]。在審理期間的最後幾年，岡特·馮·貝倫貝格-高斯勒博士（Dr. Günter von Berenberg-Gossler）成了控方律師。他曾說在德國法庭審理案件時：「比起控方比較不吸引人的陳述，媒體們更偏好報導安娜·安德森的說詞；新聞的編輯常常在記者報導完安娜·安德森那方的證詞後，向記者取得相關資訊，也因此忽略了控方的說法，導致公眾通常無法得知事件的全貌。[131]」
1957年，德國內出版了一本名為《Ich, Anastasia, Erzähle》（我，安娜塔西亞，一本自傳）的書籍，內容為安娜·安德森的故事，其中穿插有羅蘭·克魯格·馮·妮妲（英语：Roland Krug von Nidda）的評論，書中的故事是由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拼湊而成[132]。書中有著這麼一個「傳奇故事」[133]，內容是安娜·安德森嫁給了一名叫做亞歷山大·柴可夫斯基（Alexander Tschaikovsky）的男子，男子讓安娜·安德森坐在一個農場的推車上，由他推著車一起逃離了俄羅斯。而兩人育有一子，名為阿列克謝（Alexei），但亞歷山大在布加勒斯特的街上被人射殺，其子則在孤兒院中失蹤。就連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們，也認為這個逃亡故事：「對劇作家來說，都是一個大膽的嘗試[134]」，更別說是反對者了：「這個牽強的愛情故事，令人難以相信[134]。」
對於安娜·安德森動機的說法有許多種，有人認為她是故意假冒、妄想、因精神創傷而產生了新人格，或者被另有他想的支持者所利用。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稱安娜·安德森為「狡猾的神經病」[135]。第一個認為安娜·安德森是皇室成員之一的人，是當時住在達爾多夫精神病院的克拉拉·柏伊特（Clara Peuthert），並非安娜·安德森。此後，安娜·安德森也相信了這種說法[136]。作家邁克爾·桑頓（Michael Thornton）認為：「她在某處丟失並拒絕了尚茨科夫斯卡的身分。她整個失去了原先的自我，相信自己是新的另外一個人。我認為這是意外產生的，而她也沉迷於強烈的喜悅之中[137]。」路易·蒙巴頓伯爵——沙皇子女的表兄弟——認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是：「利用出版書籍、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和戲劇演出的版稅等等，來使自己發家致富[138]。」謝妮亞·亞歷山德羅芙娜女大公的孫子麥可·羅曼諾夫王子（英语：Prince Michael Andreevich of Russia），則稱羅曼諾夫家族一直都知道安娜·安德森是個騙子，同時也瞧不起她，甚至認為：「她身邊的跳樑小丑所創造的書籍和電影，簡直是對人們記憶中的皇室家庭，一個莫大的污辱[131]。」
自從1920年代開始，安那·安德森自稱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為基礎的虛構創作開始出現。1928年，一部名為《Clothes Make the Woman（英语：Clothes Make the Woman）》的無聲電影上映，其內容大致等於安娜·安德森的故事[140]。1953年，法國劇作家馬塞勒·莫雷特（英语：Marcelle Maurette），參考拉特耶夫和吉利亚尔兩人的著作，編寫了名為《安娜塔西亞》（Anastasia）的劇作[141] ，該劇由维韦卡·林德福什飾演劇名角色，並在歐美等國進行巡迴展演。演出相當成功，因此美國劇作家蓋伊·波爾頓（英语：Guy Bolton）在1956年，將該劇改編為英語電影，名為真假公主（Anastasia）[142]。劇情為一群騙子想假裝安娜塔西亞女大公依舊活著，以此騙取俄羅斯流亡者的金錢。他們將一名叫做「安娜」（Anna）的女性裝扮成安娜塔西亞。安娜的身平不明而且失去了她過去的記憶，但隨著劇情發展，她就是安娜塔西亞的跡象不斷露出。觀眾必須自己思考安娜是否為安娜塔西亞[143]。同一時期，由莉莉·巴露瑪主演的《The Story of Anastasia（英语：The Story of Anastasia）》，劇情大體與另一部電影相同，但劇中的核心角色：「或許更加迷惘、瘋狂和可悲，但她同時也有充滿氣質與自信的一面[143]。」
劇作家羅伊斯·里頓（英语：Royce Ryton）在1978年發表了關於安娜·安德森的作品，《I Am Who I Am》。與之前的作品相同，該劇將安娜·安德森描寫為：「一個內在價值受到他人貪欲和恐懼所損害的人」，但同時也沒有嘗試證實其身分為何[144]。
肯尼斯．麥克米蘭（英语：Kenneth MacMillan）的芭蕾舞劇《Anastasia》於1967年首演，該劇以《Ich, Anastasia, Erzähle》為靈感來源，此外該劇：「一個關於安娜·安德森，自認是安娜塔西亞的女人，她那戲劇性的幻想......不論是在記憶或是想像中，她經歷了安娜塔西亞過去的一些片段......故事主軸宛若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惡夢，圍繞在由林恩·西摩（英语：Lynn Seymour）飾演的女主角旁[145]。」一名當代評論家認為西摩的演出：「不顧一切的安娜·安德森，那緊繃、痛苦的模樣，令人感到驚奇和印象深刻[146]。」1992年，尤里·瓦莫斯（英语：Youri Vámos）的芭蕾劇《睡美人——沙皇最後的女兒》（Sleeping Beauty – Last Daughter of the Czar）在巴塞爾劇院進行演出，內容以安娜·安德森作為敘事主軸，並以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作為故事基礎[147]。
Tatiana Melnik's declaration on oath, 1929, quoted (in negligibl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by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193; King and Wilson, p. 172 and Kurth, Anastasia, pp. 141–142
Anderson's supporters claimed that Ernest Louis's hostility towards Anderson arose from her allegation that they had last met when he had visited Russia in 1916. Anderson claimed that in the midst of a war between Russia and Germany, Ernest Louis had visited Russia to negotiate a separate peace. Ernest Louis denied the allegation, which if true would have been tantamount to treason. There was no conclusive proof either way. (See: Klier and Mingay, pp. 100–101; Kurth, Anastasia, pp. 93–95; Massie, pp. 177–178;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127–129)
Klier and Mingay, p. 106; Report of Dr. Wilhelm Völler, attorney to Harriet von Rathlef, in the Fallows collection, Houghton Library,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172; Massie, p. 180
Letter from Wilton Lloyd-Smith, Miss Jennings' attorney, to Annie Jennings, 22 August 1930, Fallows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251; Massie, p. 182
Letter from Mountbatten to Ian Jacob, 8 September 1958, Broadlands archive, quoted in Ziegler, Philip, Mountbatten, London: Collins: 679, 1985, ISBN 0-00-216543-0
Gill, Peter; Ivanov, Pavel L., Kimpton, Colin, Piercy, Romelle; Benson, Nicola; Tully, Gillian; Evett, Ian; Hagelberg, Erika; Sullivan, Kevin,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Romanov family by DNA analysis, Nature Genetics, February 1994, 6 (2): 130–135, PMID 8162066, doi:10.1038/ng0294-130
Godl, John, Anastasia: The Unmasking of Anna Anderson, The European Royal History Journal (Oakland: Arturo Beeche), August 1998, (VI): 3–8
Godl, John, Remembering Anna Anderson, Boise, Idaho: Archimandrite Nektarios Serfes, 25 March 2000a [3 Jul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