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 (清朝)

國史館，是清朝的国史修纂及研究機關，以修纂國史、史料整理、史料採集為主要任務。

非常设时期

国史馆原本是非常设机构，曾先后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雍正元年（1723年）、乾隆元年（1736年）开设。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1690年），山东道御史徐树谷奏请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获清圣祖批准。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国史馆正式开设，地点设在武英殿的东、西廊房。这是清朝修史的开端。大学士王熙充监修总裁官，下设总裁、副总裁、满汉纂修官、提调、收掌、誊录、翻译等等官员。康熙朝，国史馆共开设二十多年，主要是为清朝的开国功臣作传。^[1]

雍正元年十一月（1723年），另派纂修官，重开国史馆，以便弥补康熙朝有功诸臣列传之不足，但是由于建置及工作机制有问题，导致纂修国史的成绩不甚理想。^[1]

乾隆元年三月（1736年），议准礼部左侍郎徐元梦之奏请，续修国史。此次主要编撰了太祖至世宗的“五朝本纪”。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五朝国史编成，国史馆再度关闭、停止修史。此次国史馆开馆期间，初步修成了天文志、时宪志、地理志、舆服志、卫志、礼志、乐志、兵志、刑法志、职官志、选举志、食货志、河渠志、艺文志等十四志，还编辑了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九年（1744年）的《皇清奏议》。^[1]

常设时期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高宗再度开设国史馆，此后成为常设机构。此次编修正式将列传纳入正史中，并且确立了纂修国史列传之准则。清高宗提出撰述宗旨是“功过不隐、以备一代信史”，确定了修史的指导原则及国史体例，初步形成督察制，这为国史馆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到嘉庆朝，扩大列传的门类，并且儒林传、文苑传等传的纂修方式取得突破。在全面恢复编撰帝纪、十四志的基础之上，继续编撰《皇清奏议》及画一臣工列传的工作，国史馆还承担了修撰《大清一统志》的任务。国史馆在该时期从人员到机构设置均有大幅增加，体制更趋健全，此为清朝国史馆的成熟期。道光之后的各朝，国史馆沿袭前朝定制，不间断地开展各项例行的纂修活动，直到清朝灭亡。^[1]

嘉庆八年谕旨：“我朝列圣相承，均经国史馆恭修本纪，敬谨贮藏。伏念皇考高宗纯皇帝圣德神功，登三咸五，业于四年春特命纂修实录，现已进呈。至三十年自应恭修本纪，以垂史册，著国史馆总裁派提调等督率謄录，就近赴实录馆，将业经进呈之书，照副本钞写恪遵编纂，随时进呈，务于实录告成后，陆续办竣。其钞写实录副本，即藏贮国史馆，以资考据。至国史馆尊藏五朝本纪，尚未装潢成帙，亦著该馆将原本分函装修谨贮。”嘉庆《昧余书室全集》定本载，嘉庆帝当皇子时，曾经校国史馆书。^[2]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国史馆设立，到1912年清朝灭亡，国史馆陆续纂修了各朝纪、志、传、表以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书数十种，形成了修史制度、编纂及管理方法，还有数以万计的各类档案。^[1]

1914年春，北京政府国务院呈请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同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了国务院的呈请。同年8月，袁世凯派贴身秘书吴璆，携亲笔信赴青岛，礼聘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清史馆遂正式成立，馆址设在紫禁城东华门内，房屋一百余间，库房一座（即原来的国史馆书库，后成为清史馆书库），原是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馆址。^[3]

国史馆在清朝乾隆年间成为常设机构，并非偶然。乾隆朝盛行修书设馆。《清宫述闻：正续编合编本》载，“据内阁档案，乾隆初年，内阁奏报修书各馆情形单，除国史馆及明史馆、实录馆、玉牒馆、文颖馆、三礼馆、一统志馆外，复有所谓八旗志书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馆、纲目馆、增修时宪算书馆、朱批谕旨馆、八旗上谕馆、医书馆、律例馆、各部则例馆。足征修书设馆、乾隆朝最盛。”^[2]

《清宫述闻正编》载，“循文华殿而东南，北向者为内阁大库、户部内库、銮仪卫内銮驾库。循库左转而北，为国史馆，南向。国史馆旧在午门内，后移置于此。”《国朝宫史续编》载，“桥之东，倚城隅南向者为国史馆。”^[2]

國史館原来设在熙和门的西南，后来迁到东华门内。《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一·外朝》载，熙和门“西南隅旧为国史馆，今为膳房库。”《钦定大清会典》载，“国史馆在东华门内，南向。馆旁列书库，即前此恭修实录及会典处也。先在熙和门西南，后因实录馆地较宽广，复移置今处云。”《清三朝国史馆题稿档》载，康熙二十九年王熙等题，“今纂修三朝（太祖、太宗、世祖）国史，应俟礼部将开馆日期选择，到日于起居注衙门迤北，前修圣训群房处开馆。”可见当时国史馆在熙和门西南。康熙时，毛奇龄《雪中入直史馆》诗：“谁赐锦貂还左掖，独骑羸马上东华。”由此可见似乎此时国史馆已迁至东华门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