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〇事件[註 1]（印尼語：Gerakan 30 September，缩写为G-30-S或Gestok），或稱為“印尼反共運動”[2]。被指控是以总统卫队翁东为首的军官发动军事政变[註 2]，而后被親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平定，並隨後在全国策动反共大屠杀，是印度尼西亚新秩序时期的前奏。
背景
自從1945年，印度尼西亚国父蘇卡諾成功领导獨立運動脫離荷蘭殖民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便越来越向苏联靠拢及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蘇卡諾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执政政府发展得越来越蓬勃。同时在1965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已几乎无处不在，得到眾多民众支持。印尼总统兼总理蘇卡諾主張「大印度尼西亞」，1962年起宣稱「馬來西亞是新殖民地產物」，并反對馬來西亞建國[3]，並支持砂拉越以當地華人為主的共产黨游擊隊。
政变及大清洗
1965年9月30日，翁东中校宣布发动“九三〇运动”。10月1日凌晨，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七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六名将领并将他们杀害。翁东中校透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然而將領委員會中的軍事強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并不在逮捕之列。他在得知政变发生的消息后，召开了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随后接管了陆军的领导权，從蘇門答臘調動大量軍隊進入雅加達。当天傍晚时分，苏哈托的部队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午夜时分又夺取了哈利姆空军基地。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達的日報發表社論支持“九三〇运动”，梭羅市印尼共产党的市長同日也宣佈支持“九三〇运动”，印尼共产党也參加日惹支持“九三〇运动”的遊行。加上印尼共产党參與殺死六名将领，導致反共的軍官決心摧毀印尼共产党[4]。翁東中校等人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於11月22日被捕並秘密處決[5]。虽然总统蘇卡諾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九三〇運動，但他的權力也被政變的軍方架空。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隨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產黨黨員的华人也受牽連被處決。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数估计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但学界的共识约在50万人左右[6]。
在苏哈托掌权后，印尼共产党的倖存者被称为「tapol」（tahanan politik 或“政治拘留者”）。Tapol常未经审判便被监禁，财产遭没收或摧毁，配偶、子女与亲戚因“连带关系”获罪。近年来，许多tapol提出了上诉，要求公民权以及赔偿，其中最著名者是曾获国际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强迫劳动、饥饿、拷打及其他虐待[7]。
后续发展
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殺害之外，大量华人因為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親中国共产党的關係也遭处决。此事件使眾多的印尼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僑居海外生活。印尼政治從1966年起轉向苏哈托威權的新秩序三十餘年，這期間強調以建國五項原則來對抗共產主義[8]。
这次政变对印尼政局的影响包括：
- 印尼在外交上由倾向苏联变成倾向美国，在冷战时，印尼军方因此得到美国的支持。
- 大批华人被杀，以及逃往國外。由于两国间的双重国籍协定被印尼单方面撕毁，令不少印尼华人的国籍身份，至今仍有含混不清之处。而在当地幸存的华人，在1970年代被迫归化印尼国籍，放弃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种族歧视至今[來源請求]。而华人每年最盛大的节日農曆新年要偷偷摸摸的庆祝。但在华裔穆斯林学者瓦希德当选总统，以及梅加瓦蒂总统、苏西洛总统努力下，情况渐有改善。
- 印尼反共大清洗發生後，1966年底起至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从印尼共撤出中國國籍的华侨4000多人[9]。
- “九三〇事件”对中共而言，虽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败，但却被中共拿来政治动员文化大革命[10]。
- 中華民國在1960年代亦有派遣船隻撤回親中華民國的華僑[11]。
- 印尼在政变后，被蘇哈托独裁统治多年，因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当地吏治亦因此长期败坏，得不到合理解决，至今仍有后遗症。
- 蘇哈托掌權後，改善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印尼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增加。1966年6月1日，印尼與馬來西亞簽訂曼谷協定，中止兩國衝突；1966年8月11日，印尼與馬來西亞簽訂雅加達協定，兩國重新建交。1967年8月6日，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五國外長在曼谷舉行會議，於8月8日發表了《曼谷宣言》，東南亞國家協會正式成立。[12][13]
2016年7月20日，位于荷兰海牙的非政府機構国际人民法庭（英語：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作出判决，印尼政府在1965年镇压共产党支持者时犯下大屠杀等反人类罪行，并建议印尼政府向受害者道歉，惩罚作恶者，赔偿幸存者。但是，此判决没有法律约束力，发布次日印尼政府即表示拒绝接受和执行。该法庭同时认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是当时印尼政府反人类罪行的共犯：如美国在清楚知道印尼军方正在策动大规模屠杀计划时仍向印尼军方提供武器等支持并提供了大量共产主义分子名单、英国和澳大利亚则利用本国媒体帮助印尼军方进行虚假的国际政治宣传，并且在知道反人类罪行发生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14][15][1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同年7月21日报道称，国际人民法庭在调查该案期间曾邀请印尼和美英澳派员参加，遭到拒绝。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该法庭“不是正式的国际法庭或仲裁庭，而是个人权机构”，澳方拒绝任何共谋指控。[16]
外力介入的部分猜测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蘇卡諾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蘇卡諾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例如，BBC報導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編造的谣言。[17][18]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17]
英国政府一概否认秘密情报局在事件中的角色，相关文献早年仍未解密。[19]不過，據英國《衛報》2021年10月17日報道，英國國家檔案館新近解密的一份外交部解密文件顯示，蘇卡諾當時反對前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建國而作出敵意行為，包括自1963 年起派軍隊到馬來西亞邊境引發小型衝突及武裝入侵。英國外交部的IRD遂派出多名專業宣傳員到新加坡，對蘇卡諾政權及支持蘇卡諾的印尼共產黨進行「黑色宣傳」。IRD的小組製作的宣傳材料使用印尼語言，佯裝出自新加坡的印尼僑民之手，針對印尼當地的知名及具影響力人士，包括陸軍將領在內的反共分子展開宣傳。[20]
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美国记者 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马来西亚的利益。[21]
2001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库获得了几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表明美国与苏哈托的紧密联系。[22]不过国家安全档案库方面则指出这些通信文件曾被严重修改。
洛杉磯加州大學 Geoffrey Robinson 教授認為，雖然很難証實美國政府參與的程度，但有証據証明美國政策使得政變更容易成功。[23]伯恩大學的克里斯汀·格拉赫教授認為缺乏英美導演政變的証據，但是在政變後英美用宣傳支持政變。[24]
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對印尼的大屠杀知情。[25]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鋒報》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26]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26]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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