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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官方意识形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主体思想（朝鮮語：주체사상／主體思想 Juche Sasang），又稱主體（주체 朝鮮語发音：[tɕutɕʰe]）、金日成主義（김일성주의／金日成主義 Gim Il-seong Juui），是朝鲜劳动党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由金日成创立，並由黄长烨加以体系化。主体思想原本被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但金正日在1970年代宣布主体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明显不同，并在后来进一步发展了主体思想。金正日对主体思想的发展使其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裂，并提高了他父亲在主体思想中的地位。现在主体思想被视为修正主义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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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的内容包括政治的自主（자주）、经济的自立（자립）、国防的自卫（자위）。[1]
其“革命的首领观”称“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头脑的指挥。如果没有头脑，就失去了生命”。其“社会政治的生命体论”称“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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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实施主体在国家政策的要求如下：
根据主体思想，还要教育人民绝对忠诚于党和领袖（朝鲜劳动党和金氏父子是分开说的）。
朝鲜官方的历史记载中称，第一次运用主体思想的实践是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至1961年，即千里马运动）。该五年计划促成了朝鲜的经济快速发展，并把重点放在重工业，力求能够在政治上独立于苏联和中国。事實上，千里马运动的蓝本就是以前苏联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参考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运动，日後成功地避免了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
尽管主体思想的愿望是自给自足，朝鲜仍然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朝鲜战争后，1953年至1963年，朝鲜依赖于“兄弟”国家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同時1953至1976年期间苏联一直保持提供工业援助。直到苏联1991年解体后，朝鲜经济陷入了危机，加之基础建设失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饥荒。几年后，中国同意将像前苏联一样对朝鲜提供每年总额超过40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自2007年，根据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朝鲜还收到大量重油供应和技术援助。
根据“主体思想”，公元1997年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纪年方式由公元纪年改为“主体纪年”。为祝贺金日成七十寿辰，平壤市中心大同江畔于1982年建起了“主体思想塔”，作为“主体思想”的象征。[2]
金日成最初使用“主體”一詞出現在文章《在平壤市慶祝八·一五解放一週年大會上的報告》（1946年8月15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1955年12月28日對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人員的講話）。[3][4]
为了进行朝鲜革命，就要懂得朝鲜的历史，懂得朝鲜的地理，懂得朝鲜人民的风俗。只有这样，才能用合乎我国人民口味的方法教育他们，才能使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
— 《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1955年12月28日對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人員的講話）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主體思想產生的關鍵因素。由于苏联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潮，朝鲜劳动党内也出现反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力量，以“苏联派”和“延安派”为代表。金日成在镇压并肃清这两派反对势力後，提出“朝鮮革命应该以朝鮮党的思想为主体，因为朝鮮党熟悉朝鮮歷史、朝鮮地理、朝鮮人民的风俗习惯；苏联派和延安派采取的是苏联式或者中国式的革命方法，不适合朝鮮的国情”，反对亲华派的“事大主义”和亲苏派的“教条主义”。以此为契机，“主体”这一用语开始出现在朝鲜的政治生活中。[5]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金日成“確立主體”的思想受到了衝擊和批判，金日成被指責為修正主義者，中國開始對朝鮮採取施壓措施，是誘發主體思想誕生的關鍵因素。金日成提出主體思想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對立。[6]
1967年，金日成综合大学总长（校长）黄长烨将金日成有关朝鲜革命的想法综合成思想体系，提出主体思想是朝鲜在从反封建主义时期到共产主义时期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
1967年11月15日，金日成为应对国内反修人民的压力，发表了文章《学生要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学习符合朝鲜革命利益的科学知识》，一文摘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轻体力劳动与重体力劳动”，而后提出了“自身革命”（近义词为“自我革命”）等等。[7]
金日成的講話裡最後提及“資本主義因素”是在《关于劳动管理工作的几个问题》（1968年11月16日在朝鲜劳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扩大）上的结论）、《关于青少年共产主义教育的几个问题》（1969年12月5日在朝鲜劳动党四届二十中全会（扩大）上的结论；一 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几项任务；（一）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学）。[8][9]
1972年12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针”。主体思想在1977年之后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成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0]
1980年10月，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11]
1988年韩国以举国之力举办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抵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却不顾朝鲜坚决反对集体出席了汉城奥运会。此举直接导致朝鲜也以倾举国之力的方式在第二年举办了第1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以与韩国抗衡。[12]
1989年苏联允许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陆续与韩国建交，同年2月1日，匈牙利与韩国建交，匈牙利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与韩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9月30日，朝鲜最大的支持者，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韩国总统卢泰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谈，苏韩建交。1992年8月24日，继苏联之后的朝鲜第二大支持者、在中苏交恶期间与苏联爭鬥，给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的朝鲜援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和韩国建交。朝鲜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
1991年8月24日苏联共产党解散，同年底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加上之前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和金日成私交甚密的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被迫下台，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逮捕后很快被枪决。朝鲜领导层开始担忧这股潮流蔓延到朝鲜国内。
此时已经在国内夯实了权力基础并在事实上和金日成共同统治朝鲜的金正日，于1992年1月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的署名文章。文章把苏东剧变的原因总结为“没有把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地位和提高主体作用当作主要问题来抓”。[13]同年4月朝鲜又召集了全世界7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团，发表了“拥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伟业”的平壤宣言。
在此之前的1991年5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也被集中起来学习题为《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我国式社会主义不可战胜》讲话。讲话强调朝鲜的社会主义是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独特的“我国式样的”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可能失败，但朝鲜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也就是说，朝鲜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运用的错误，同时向国内外强调朝鲜的社会主义体制不可动摇。朝鲜进一步加强了“以贯彻金日成主席的主体思想和推进我国式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思想教育活动，全力防止可能的国内动荡。[14]
金正日强调主体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还说“主体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主体思想“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1976年10月，金正日在同朝鲜劳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组成来看，金日成主义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形成金日成主义的精髓的主体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新发现的思想。”“主体思想的哲学原理，是不能在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解释的。”“其社会历史原理不能按唯物史观来解释”。“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15]
然而，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思想领头人金永焕后来认为，朝鲜的主体思想不过是“以‘主体思想’的名义将斯大林主义和民族主义、黄长烨主导创制的‘主体哲学’、领袖论三个毫无连贯的要素囫囵成团，利用与统治。”“虽是以自己名字发表，但金日成却连主体思想的基本概念都不懂。”由此认为朝鲜并没有真正从哲学上将主体思想体系化，而是仅仅从政治上加以利用。[16][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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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于1982年为祝贺金日成七十寿辰在市中心大同江畔建起了主体思想塔，作为主体思想的象征。
1997年金正日成為朝鲜劳动党總書記後，朝鲜的纪年方式在原有公元纪年基础上增加了主体纪年，即以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同年，该思想的提出人之一黄长烨叛逃韩国，并于2010年在浴缸中溺毙（警方判定為心臟麻痺原因之自然死亡）。[20]
自1950年代提出主體史學这一命题以来，朝鲜史学家们开始以新的观点分析和解释历史文献，在许多问题上得出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了使这些成果固定下来，自1975年12月始着手编写主体史学著作《朝鲜全史》。
1980年代初以后半岛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86年朝鲜提出“朝鲜民族第一主义”[21]。1989年苏东剧变后进一步强调“高度发扬民族第一精神”。据此反观1982年出齐的33卷本《朝鲜全史》，認為有些地方已落后于形势。如：
在这个新体系中，檀君占有龙头地位。据此史学新谱系，1993年5月和1994年1月先后修复高句丽东明王陵（位于平壤力浦区）和高丽太祖王陵（位于开城松岳山）。汉城（今首尔）是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传统上被视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檀君陵挖掘后《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称：“檀君陵在平壤发现，说明平壤是朝鲜民族发祥地，是朝鲜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中心。”[22][23][24]
韩国学界对新近兴起的“檀君热”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此非学术，但也有人认为：“在开放时代，外国文物思潮汹涌而至，我民族文化及其正统性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族正统性和基础定位于檀君……檀君有无其人倒在其次，首要的是树立主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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