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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中国前改革派官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陈一諮(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陕西省三原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經担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等职。他被認為是1980年代在中国主持农村、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智囊首脑,农村体制改革的主推手[1],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中國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的器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於6月4日以辭職及退黨明志,被迫流亡美国,后遭到李鹏秘密通缉[2]。2002年發現罹患癌症,於病中撰寫《陈一谘回忆录》於2013年六四前夕出版[3]。
陈一諮生于成都,1959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4]
1965年因给毛泽东写一封《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的长信,批评中国共产党、国家生活中的不民主,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
1969年至1978年被分配到河南省农村改造,后来在河南驻马店地区文教局任科长,兼任确山县瓦岗人民公社书记和驻马店地区农校(原国家科委干校)校长,期间,对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1980年代,陈一谘积极推动中国改革,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策划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农村研究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此「三所一會」是時任中共總書記赵紫阳的四大核心幕僚机构。[4]
1989年八九民運爆发后,陈一谘联合各界人士反对武力镇压,并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学运遭武力镇压后,陈一谘被李鹏定为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之“黑手的枢纽”而成为头号秘密通缉犯[3]。6月4日凌晨3时,在鎮壓進行時,陈一谘撰寫《我的辭職和退黨聲明》發表,指责以李鹏等既得利益者发动军事政变「清算革命」,「中共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中共元老万里當時托人带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一谘因此於6月5日逃至海南省,經法国转逃美国並流亡海外[3]。
1989年在法国巴黎筹组“民主中国阵线”,1990年4月,和臺灣旅美學者余英時發起並組建了獨立學術組織「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希望組織一批有志者推動中國制度變革和民主進程[4]。
2002年發現罹患淋巴癌。2008年3月,《北京之春》4月号上[5],陈一咨与王丹、杨建利、胡平、郭罗基、吾尔开希、张伟国、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王军涛十六人联名,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公开信。要求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对国际社会的义务,恢复或者延期他们的中国护照,可以自由进出国境、行使公民权利[6]。2009年曾計畫返回中國大陸醫療,中國政府提出以「寫保證書」為返國條件。陳一諮拒絕接受,表示此為「把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牢獄」「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7]
2013年5月下旬,出版70余万字的《陈一谘回忆录》,回顾其出生的1940年代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約半世紀的经历,該書披露的歷史祕辛,打破中共官方诸多禁忌,並澄清一些传闻,並說明對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3]。
陈一諮说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大谈民主,为的是争取人心;成功夺权后,中国大陆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宗亲组织和经济组织,并且还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清除中共党内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发展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大大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8]
陈一諮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9]
「我曾和李鹏有很多接触,他这样无德、无才、无能的人能当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当然他扮演了历史上一个很耻辱的角色。我觉得他早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鹏之所以把我定为头号秘密通缉犯,理由是很可笑的,他认为我是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的‘黑手的枢纽’,其实我当时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和政府官员沟通,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一方面派联络员和各高校沟通,希望学生退出广场,总不希望流血的局面发生,谁知道中国还是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六·四事件”是中国人一个永远的伤痛,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中国人是忘不了这段历史的。」[3]
他認為,中國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来,打下了一个「抵御民主制度的根基」。「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后,那么多人为了争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都牺牲了,到现在中国依然没能实现民主,这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因为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发育出的政治、经济、法律、宗亲组织全部都扼杀和破坏了,所以使得中国的基层社会缺少民主的元素。」[3]
「因为镇压了八九,所以现在出现了官员腐败及引发的全民腐败、贫富悬殊、社会没有正义和公理、道德沦落、环境破坏等,一代人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正义的声音。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和当年强力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而后没有了任何舆论自由、权力不受制衡有极大的关系。」[3] 「當然李鵬把我當成頭號通緝犯,他認為我鼓吹包產到戶,破壞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鼓吹經濟改革,破壞公有制;鼓吹政治改革,破壞黨的領導,所以實際上八九事件的發生,就是中共既得利益者清算十年改革的一場『非法的軍事政變』,當年我這麼認為,現在我仍然這麼認為 。」[7]
陳認為,虽然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中国要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他还对目前习李体制下新的一轮反“普世价值”、反“宪政”等左潮言论的出现给予警示,他说“批判西方的宪政就像‘螳臂挡车’,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才能用这种蒙昧的作法欺骗民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大家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对历史有比较,会逐渐走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3]「慈禧太后晚年人們享受的言論、新聞、結社的自由甚至比現在還要多,220年前法國《人權宣言》就指出:無視、忽視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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