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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思想家 (1868-193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註 1],一作梅叔。後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学大师、民族主義革命家、注音符號設計者、中國醫學院首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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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學家传。1880年,十三歲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處啟蒙。據他自己回憶,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讓他閱讀《东华录》,了解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的事。[2]1883年,也就是十六歲時,他奉父之命參加童子試,但因病未能赴試,遂放棄功名。隔年他上書李鴻章,自稱其學『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過未獲回音,隨後在家自學。[3]1890年,章遵从父亲章濬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之後,章太炎曾捐款予維新派強學會,與康南海、梁启超通信。1896年,梁啟超和夏曾佑派葉浩到杭州請章太炎來上海任《時務報》主筆。他擔任主筆不過四個月便因反對孔教,發生與麥孟華等人「拳毆」之事件。此後回到浙江,與較為穩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來。1898年春,曾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漢辦《正學報》,但未出刊便辭謝離去。7月,到上海參與汪康年所辦的《昌言報》。戊戌政變後,章氏仍遭通緝。12月4日,避禍流亡到台灣,居台北萬華剝皮寮[4],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本人館森鴻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文中並推崇延平王鄭氏,貶抑降清將領洪承疇、李光地,反映章氏雖厠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在台亦參加玉山吟社[5]的唱和,與覆審法院院長水尾訓和(詩號晚翠)、報館主筆籾山衣洲「以文字訂交」,來往甚密。[6]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章氏寫給大眾閱覽的文字轉變為通俗的文筆,曾做為張我軍鼓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由之一,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時,新舊雙方各執章氏文字風格之一端以彰顯己方立論的正確性。
1899年5月,東渡日本,借住於橫濱梁啟超處,在京都、東京活動,並通過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7月,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結識唐才常。此時章太炎之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確,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由梁啓超題簽。他認為當時所有的時弊都是滿洲統治造成的,故立憲革命並不能解決問題;故對宋恕說:“當前不可苟效立憲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當除胡虜而自植”。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趨新之士大夫嚴復、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張園組織「中國議會」以挽救時局,並策劃自立軍起義,章太炎應邀參加。在會上,章太炎反對光緒帝復辟,主張驅逐滿、蒙代表,並割辮明志。但章氏仍與康、梁等人保留着聯絡。[3]
1901年,至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宣揚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蘇巡撫恩銘注意。
1902年,二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调解孫文与康有為二派的关系。三月計劃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支那亡國」意指南明永曆帝政權的滅亡,預定的舉辦日期為明思宗殉國之日,但是紀念會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壓下被禁止[7]。这时他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上海后,重新改定《訄书》[8],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且常于《苏报》发表文章。
1903年,发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9],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軍》作序[10],刋于6月10日的《苏报》內,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判刑,入狱三年。在入狱期间,章太炎亦笔耕不辍,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寫論文[11],又著《癸卯狱中自记》,内文有“上天以国粹付余”,是“国粹”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始。
1906年,章太炎出狱,由同盟會迎往日本東京[11],担任《民报》主笔。由於梁啟超在《新民丛报》主張立憲,反對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駁,与梁啟超论战。此时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定“国号”之功。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1907年,因《民報》經費問題與孫文有矛盾[12]。四月,章太炎與張繼等人在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開始,為留學生開設講座。10月,《民報》因宣傳中國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報》復刊及籌款等事,與孫中山發生衝突,章太炎指復刊之《民報》不合法,並攻擊孫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於東京重組「光復會」,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與同盟會正式分裂。1911年,章氏繼續在東京講學,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東京,他即中斷講學回國,11月15日,抵達上海[13]。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來源請求],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孙文聘任章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4]。5月,他与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同为新成立共和党理事[15]。11月,袁世凯委任章为东三省筹边使[16]。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时值宋教仁被刺后,善后大借款風潮又起,南北变色,5月,章太炎到武昌,試图调停,不久到北京接受袁世凯給他的勛二位[17]。6月15日,与汤国黎结婚[18]。此時,章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19],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更被监视居住,終日蜗居于共和党本部內[20]。1914年1月7日,大闹总统府[21][22][23],后被移押至龙泉寺内居住[24],说章太炎是精神“瞀乱”。袁世凯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為生活費用,同時親自手書下人八條保護準則,其中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的條款[25]。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5月,章太炎尝试逃离北京,但被追回[26]。袁世凯病死,章太炎終恢复自由,6月杪,重回上海[27]。
1917年2月,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抗议德国使用潜艇攻击中立国船只的行为遭到章与谭人凤联名反对[28]。6月初,因北洋系督军宣告独立,要求解散国会,章太炎与孙文发电给陈炯明,聲言:「以保障国会,歼滅叛徒为限,一事未成,必不罢兵旋旆[29]。」7月,二人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非常国会推举孙文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孙即任命章太炎为元帅府秘书长,为孙文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9月26日,章太炎与吳景濂等人到云南力劝唐繼堯接任元帅[30],后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19年1月12日,章太炎致函孫中山,反對南北議和。
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28年,批評蔣介石改換國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31]。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迴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佛法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迴真向俗」的境界[3]。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人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3]。
東京時期:錢玄同、許壽裳、朱希祖、黃侃、汪東、沈兼士、马裕藻、龔寶銓、陳寅恪、周樹人、周作人、胡以魯、易培基、陶煥卿、钱家治、朱宗莱、余雲岫等
北京時期:吴承仕等
上海时期:马宗霍
1892年,23岁的青年章太炎,奉父母之命,娶妻王氏[36],育有三女。1903年,王氏病故。
1912年,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在在40多岁的时候,在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章公开刊登征婚启事,择偶条件是“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后经过蔡元培介绍,1913年,44岁的章太炎与时年30岁的浙江人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章太炎过于兴奋,把皮鞋都左右穿反。
章太炎夫妇育有二子。[37]
儿子[38]
女儿
章太炎共育有四個女兒,都是古字命名。三個女兒到了適婚年齡,都沒人提親,因為想提親的人不懂讀她們的名字,不敢提親。章太炎得悉此事後,在宴會中「無意間」說出她們名字的唸法,三個女兒的婚事才不至於因為「不會唸名字」而耽誤[39]。
《时务报》、《昌言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民报》、《国粹学报》、《教育今语杂志》、《大共和日报》、《华国》、《制言》等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国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鉢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鲁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46]強調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對忽略其學術業績,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陸評價與研究章太炎的主調。[原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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