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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利希·慈運理（德語：Ulrich Zwingli 或 Huldrych Zwingli，1484年1月1日—1531年10月11日），基督教新教神學家，瑞士宗教改革運動的領導者。
慈運理生於瑞士维尔德豪斯。當時是瑞士愛國主義剛興起的時候，瑞士傭兵制度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慈運理進入了維也納大學和巴塞爾大學接受教育，深受人文主義影響。當他在格拉魯斯與艾恩西德尔恩擔任神父後，仍繼續他的學業，受到伊拉斯謨著作的影響。慈運理本身反對教會傳統、贖罪券和崇拜聖母瑪麗亞等傳統信仰。
1518年慈運理成為蘇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在那裡開始宣扬宗教改革的思想。1522年因為反對在大齋期的齋戒，公開喫香腸，開始受到公眾關注。在著作中，他指出在教會階級的腐敗，提倡教士結婚，並攻擊禮拜場所使用聖像。1525年，慈運理推出了新的禮儀。對於嬰兒洗禮，慈運理曾與重洗派一起試圖廢除，但後來因政治因素妥協，導致與堅持進一步改革的重洗派決裂。因為慈運理與重洗派的衝突導致重洗派被迫害，歷史學家曾爭論他是否使蘇黎世成為一個神權政治的城邦。[1]
之後宗教改革擴及瑞士邦聯其他地區，但有些城邦仍傾向維持天主教，瑞士邦聯因此依宗教分裂為支持宗教改革的城邦聯盟，以及支持天主教的城邦聯盟。1529年，戰爭尚未爆發。該年，慈運理與馬丁·路德在德意志的馬爾堡會面協商，企圖整合雙方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歧。馬爾堡會議中，前14條半都達成共識，但最後討論聖餐禮時對聖餐意義的觀點卻完全不同，導致兩派整合失敗。馬丁·路德認為聖餐中基督的確實質降臨，是為同質說。而慈運理則認為聖餐只是一種紀念基督的象徵，即象徵說。
1531年，慈運理的聯盟意圖對天主教各城邦進行糧食封鎖，於是有五個天主教城邦突襲蘇黎世，慈運理以隨軍牧師的身分戰死，年僅47歲。慈運理所留下的神學思想、禮儀還有教會制度，至今仍影響著許多新教教會，如重洗派。
在慈運理時代的瑞士邦聯包含13個城邦(自治州)、附屬州和共同貴族領地。與現代在聯邦政府下運作的瑞士聯邦不同，13個城邦接近完全獨立，進行自己的內政與外交，邦聯內及邦聯外的城邦形成各自的同盟。這種相對獨立的狀態是瑞士宗教改革時期衝突的原因，各州因此分為不同宗派的陣營。軍事上的野心也加劇了進一步的競爭，以獲得土地和資源，如同古蘇黎世戰爭。[2]
15、16世紀間歐洲的政治環境也同樣動盪不安。幾個世紀以來，瑞士邦聯的外交政策是由它與它的強鄰—法蘭西王國—之間的關係決定。名義上，邦聯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之下。然而，經過一連串的戰爭，士瓦本戰爭之後，邦聯已經事實上獨立。當時兩個大陸強權、其他次強權(如米蘭公國、薩伏依公國)，以及教皇國正在互相競爭、對抗，對邦聯的政治、經濟、社會都有深遠的影響。也就是此時，瑞士邦聯的傭兵制度受到質疑。慈運理在辯論時，以宗教觀點反對因城邦政府的財政因素，派出年輕的瑞士士兵參與外國的戰爭。[3]
這些內部和外部因素，促成瑞士邦聯國族主義的興起，術語“祖國”(德語：patria)被使用，開始有超越各城邦之上的意義。在此同時，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普遍價值、對獎學金的重視都在此生根。包括被稱為“人文主義王子”的伊拉斯謨，也多次來訪，停留相當長的時間。慈運理正是誕生在這種瑞士愛國主義與人文主義交錯的環境。[4]
慈運理1484年1月1日出生於瑞士圖根堡山谷中的维尔德豪斯，一個農民家庭，是家裡9個孩子中的第3個。他的父親烏爾里希，在社區法警或首席地方法官的管理扮演主要角色。[5]慈運理的小學教育來自他在韋森當神父的叔叔巴塞洛繆，在那裡他可能遇到了卡塔琳娜·馮·施文。[6]十歲時，慈運理被送往巴塞爾接受中學教育，在法官格雷戈里的指導下學會拉丁文。在巴塞爾的三年過後，他停留一小段時間在伯爾尼，接觸人文主義學者亨利·沃爾夫林。伯爾尼的道明會試圖說服慈運理加入他們的組織，或許是要收他為新手。[7]然而，由於父親和叔叔反對，他沒有完成他的拉丁文研究就離開伯爾尼。[8]1498年的冬季學期他進入維也納大學，但似乎遭到開除。慈運理在1499年的活動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在1500年的夏季學期重新回到學校，繼續在維也納的研究。[9]1502年之後他前往巴塞爾大學，在1506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M.A.)。[10]
1506年9月29日，慈運理在康士坦茲被任命為當地教區的宗座，並在他的家鄉维尔德豪斯慶祝他的第一場彌撒。做為一名年輕的神父，慈運理學過一些神學，不過這在當時並不會被認為是不尋常的。他的第一個教會職務是格拉魯斯鎮的神父，在那裡待了十年之久。就是在格拉魯斯，許多的士兵都在歐洲當傭兵，慈運理也因此開始參與政治。當時瑞士邦聯被捲入鄰國(法國、哈布斯堡王朝和教皇國)之間許多的戰事，慈運理選擇站在羅馬這一邊。作為回報，教皇朱利葉斯二世獎勵慈運理，通過提供年度退休金給他。慈運理以隨軍神父的身分，參與了在義大利的幾次戰爭，包括1513年諾瓦拉戰役。然而，瑞士邦聯在馬里尼亞諾戰役中遭受決定性的失敗，導致格拉魯斯的立場開始從支持教皇國倒向法國。屬於教皇黨的慈運理因此處境尷尬，決定撤退到施维茨的艾因西德倫。這時的慈運理已經開始相信唯利是圖的服事是不道德的，且對於未來的任何事，瑞士的團結是必須的。現存他最早的一些著作，例如《牛》（1510）和《迷宮》（1516），使用寓言和諷刺攻擊傭兵制。他的同胞則是在法國、帝國和教皇三方夾縫中求生的正直人。[11]慈運理住在艾因西德倫的兩年，完全退出政治，致力於教會活動和個人研究。[12][13]
慈運理在格拉魯斯和艾因西德倫當神父的這段時間，特徵是內在的成長與發展。他專精希臘文，並且開始學習希伯來文。書庫有超過300冊，使他可以鑽研古典學、教父學和經院哲學著作。他與瑞士的人文主義社群通信交流，並開始研究伊拉斯謨的著作。伊拉斯謨在1514年8月和1516年5月之間來到巴塞爾時，慈運理把握機會與他見面。慈運理轉變為相對的和平主義，並且專注在宣教上，都與伊拉斯謨的影響有關。[14]
1518年末，蘇黎世蘇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職出缺，蘇黎世大教堂認可慈運理是位傑出的宣教士與作家。他與人文主義的連結，是一些教會同情伊拉斯謨改革的關鍵因素。此外，他對法國和傭兵制的反對，也受到蘇黎世政治家們的歡迎。1518年12月11日，蘇黎世大教堂選出慈運理為“受薪神父”。12月27日，他搬到蘇黎世，永久在此定居。[15][16]
1519年1月1日，慈運理開始第一次在蘇黎世的講道。當時流行只在特定節日傳講福音，但慈運理使用伊拉斯謨的新約聖經，從馬太福音開始解經講道，也就是所謂的持續讀經法。[17]他每週日持續固定的進度解經，直到一卷書讀完為止。馬太福音之後是使徒行傳、新約書信，然後開始舊約聖經。慈運理為何如此做的動機並不清楚，但他在講道中試圖實現道德和宗教的改進，目標與伊拉斯謨的改革相媲美。
1520年後的某個時段，慈運理的神學開始演變成一種獨特的形式，既不屬於伊拉斯謨也不屬於馬丁路德。學界對於他獨特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並沒有定論。[18]一種觀點認為慈運理原先是個伊拉斯謨式的人文主義者，然後馬丁路德對他的神學轉向有著關鍵性的影響。[19]另一種觀點認為慈運理實際上沒有太注意到路德的神學，所以仍屬於人文主義改革運動的一部分。[20]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慈運理不是完全地追隨伊拉斯謨，早在1516年他的神學就開始走向獨自發展。[21]
慈運理的神學立場逐漸通過他的講道表明。他抨擊道德腐敗，在這當中指名道姓地譴責那些人。教士則是被指責怠惰和生活優渥。1519年，慈運理明確拒絕敬奉聖人，並呼籲需要辨別真實和虛假的教導。他懷疑地獄，堅稱未受洗禮的兒童不是該死的，並質疑逐教會絕罰的權力。他抨擊宣稱什一奉獻是一個神聖機構的說法，而是具有最偉大的神學和社會影響。[22]這直接違背了教會的經濟利益。一位在選舉中支持慈運理的長老康拉德·霍夫曼，曾在信中抱怨他的講道。教會中有一些人支持霍夫曼，但反對派勢力並沒有非常大。慈運理堅持他不是一個創新者，他講道的唯一基礎是聖經。[23][24]
在康斯坦茨教區內，伯納迪恩桑森因對建造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貢獻而獲得大赦。桑森在1519年一月底抵達蘇黎世，會友們希望慈運理對此提出質問。他因此不高興地回應，人們沒有被適當了地教導大赦的條件，導致一些人企圖用自己的金錢來蒙混過關。這是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1517年10月31日）後的隔年。[25]蘇黎世議會拒絕桑森入境。由於羅馬當局急於遏止路德所引起的風波，康斯坦茨主教否認對於桑森的任何支持，並且被召回。[26]
1519年8月，蘇黎世爆發嚴重的黑死病疫情，造成至少1/4的人口死亡。所有有能力離開的人都離開了這座城市，但慈運理依然繼續堅守他的崗位。9月，他也染病，並且差點喪命。他寫了一首預備死亡的詩，被稱為慈運理的〈瘟疫詩〉(Zwingli's Pestlied)，由三個部分組成：病情發作、貼近死亡和恢復的喜悅。詩的第一部分的最後一段寫到：「憑你意行，因我無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毀。」[27]
慈運理恢復之後的幾年，並沒有太多的競爭對手。當蘇黎世大教堂的委員會出現空缺時，慈運理在1521年4月29日獲選遞補空缺。成為教會委員後，他也成為蘇黎世的完全公民，並繼續擔任蘇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職。[28][29]
第一次關於慈運理講道的爭議在1522年的大齋期爆發。第一個要禁食的星期日(3月9日)，十多人邀請了慈運理，在克里斯多弗•福羅切爾住所舉辦“香腸晚餐”，他們切了兩條燻香腸，故意違反禁食的規條。慈運理在4月16日的講道公開解釋此行為，主題是〈論食物的選擇和自由〉(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 der Speisen )。他注意到關於大齋期的這些規條，在聖經中都找不到清晰的普遍原則，因此違犯這些規則並不是罪。這次事件，後來稱作“香腸事件”，被認為是瑞士宗教改革的開始。[30]在這篇解釋文發表之前，康斯坦茨教區馬上派遣了一個代表團前往蘇黎世。市議會投票的結果支持慈運理，譴責禁食的規條，但認定這屬於宗教事務，要求宗教當局對此澄清。主教在5月24日回應蘇黎世大教堂和市議會，重申傳統的立場。[31]
這次事件後，7月2日，慈運理與其他人文主義者朋友也向主教請願，要求取消神職人員應守獨身的規條。兩週後，大量印制的請願書〈對同盟友好的請願與訓誡〉(Eine freundliche Bitte und Ermahnung an die Eidgenossen )，在德意志公開傳遞。這議題對慈運理而言不單是抽象的問題，同年早些時候，他已經秘密娶了一位寡婦 -安娜·賴因哈特。公共皆知道他們同居，不過他們公開的婚禮在1524年4月2日，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的三個月前才舉行。[32]他們最終有四個孩子: 蕾古拉、威廉、烏利希和安娜。當請願書傳到世俗政府，主教回應要求蘇黎世政府應繼續維持一貫的教會秩序。其他瑞士的神職人員參加了慈運理的訴求，並鼓勵他寫下他關於信仰的第一份重要聲明〈最初與最後的話〉（Apologeticus Archeteles）。他為自己被控煽動叛亂和異端的罪名辯護。他認為由於教廷的腐敗，他們並沒有任何權力干涉地方教會事務。[33]
1522年的事件所帶來的問題並沒有獲得澄清，不僅蘇黎世與主教之間的不安持續，蘇黎世州與邦聯內各夥伴的關係也日益緊張。12月22日，國會建議其成員禁止新的教義，強烈的控訴直接針對蘇黎世。市議會認為有必要主動出擊，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案。
1523年1月，蘇黎世市議會邀請了城市和偏鄉地區的神職人員參與會議，使各派都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也邀請了主教。市議會將對哪一種立場可以繼續傳揚做出決定。本次會議被稱做是“第一次蘇黎世辯論”，發生在1523年1月29日。[34][35]
本次會議吸引了大批群眾，大約有600人參加。主教派他的副主教，约翰·法贝尔率領代表團參加。慈運理將他的立場總結在《六十七條》(Schlussreden)。[36][37]法布里沒有料想到慈運理已經預備好要進行正式的學術辯論[38]，他在外行人面前避談神學，只是一再地強調堅持教會權柄的必要。市議會最終投票決定慈運理可以繼續他的講道，並且所有教士必須按照聖經教導。[39][40]
1523年9月，慈運理最親密的朋友和同事，蘇黎世聖彼得教堂的神父莱奥·尤德，公開呼籲破壞聖像，清除聖人雕像和其他聖像，導致示威和反傳統運動。市議會決定在第二次辯論中處理聖像問題。彌撒的存在和它獻祭的角色也被列為此次討論的主題。彌撒的支持者聲稱，聖體聖事是真正的獻祭，而慈運理聲稱這是一個紀念。如同第一次論辯，市議會邀請了蘇黎世的神職人員和康斯坦茨主教。然而這一次還額外邀請一些外人，庫爾教區和巴塞爾教區、巴塞爾大學，還有瑞士邦聯另外十二名成員也應邀參加。約九百人參加這次會議，但主教與教廷都沒有派代表參加。此次會議在1523年10月26日開始，歷時兩天。[41][42]
慈運理再次率先申論。他的對手是康拉德·霍夫曼，當初在教會選舉支持慈運理的長老。參加者還有一群年輕人，要求更徹底更迅速的改革，主張以成人洗禮取代幼兒洗禮。該小組由重洗派運動發起人之一的康拉德·格列伯領導。會議的前三天雖然對聖像和彌撒的爭議進行了討論，但最終變成是在爭論究竟是市議會還是教廷有權力決定這些問題。在這一點上，慈運理的追隨者，阿爾高州的一位神父康拉德·施密德，提出一項務實的建議。由於目前不是每個人都認為聖像毫無價值，施密德建議教士若宣講此議題應受懲罰。他認為，人們的意見會逐漸改變，漸漸跟著自願去除聖像。因此，施密德拒絕激進分子和他們的反傳統運動，但支持慈運理的立場。11月，市議會通過支持施密德的議案。慈運理寫了一本小冊子《基督教簡介》(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討論教士的福音責任。市議會將這本小冊子送給神職人員和邦聯的其他成員。[43][44]
在1523年12月，市議會設下了期限，要求在1524年的五旬節前解決廢除彌撒和聖像的問題。慈運理對此給出了正式的意見〈關於聖像和彌撒的建議〉(Vorschlag wegen der Bilder und der Messe )。他沒有主張立即、全面的取消。市議會決定漸進式的去除蘇黎世的聖像，但農村教會被授權可以表決決定。廢除彌撒一案則被推遲。[45]
宗教改革的果效開始出現在1524年年初。聖燭節沒有被慶祝，長袍僧侶遊行被取消，林登霍夫的棕枝主日禮拜沒有棕櫚枝和聖髑，祭壇後的三聯畫在大齋期過後仍然是覆蓋的。[46]對改革的反對來自康拉德·霍夫曼和他的追隨者，但市議會決定維持政府的授權。當霍夫曼離開了蘇黎世，反對的主要力量從城邦內反改革的神父，變成是外在對宗教改革的打壓。康斯坦茨主教試圖干預維持彌撒和聖像崇拜，慈運理則撰寫了市議會的官方回應，結果城市和教區斷絕彼此之間所有關係。[47]
雖然市議會對於廢除彌撒有過猶豫，傳統禮儀行使的機會逐漸下降，僅允許牧師可以非正式地為要求者舉行慶祝彌撒。由於個別牧師各自以他們認為合適的做法修改禮儀，慈運理被要求以德語設計一套聖餐禮儀來解決這一混亂的局面。這是發表在〈聖餐的行為與意義〉(Aktion oder Brauch des Nachtmahls)。復活節前不久，慈運理和他的親信要求市議會取消彌撒並引進新的崇拜禮儀。在濯足節，1525年4月13日，慈運理在他新的禮拜儀式中舉行聖餐。使用木杯子和盤子以避免流於外在的形式，會眾坐在預備好的桌子上，為要強調聖餐為“餐”的面向。講道是崇拜的中心，沒有管風琴和詩歌。慈運理建議禮拜中講道的重要性，認為聖餐舉行的次數每年應該以四次為限。[48]
有一段時間慈運理指控虛偽的托鉢修會，要求廢除他們以支持真正的窮人。他建議改修道院為醫院和福利機構，並納入他們的財富為福利基金。這些通過重組蘇黎世大教堂和蘇黎世聖母大教堂，將剩餘的修士和修女強制退休而完成。市議會將一些教會功能世俗化，並建立了新的窮人福利計劃。慈運理請求在蘇黎世大教堂裡建立拉丁學校 －預言(卡羅萊納)學校，獲得市議會同意。1525年6月19日學校正式開幕，供神職人員培訓和再進修，慈運理和里歐·杰為教師。蘇黎世聖經譯本，傳統上歸功於慈運理，並由克里斯托夫·弗羅紹爾印刷，有著“預言學校”團隊合作的標誌。[49]學界從外部和文體的證據，仍未完全了解慈運理參與程度。[50][51]
第二次蘇黎世辯論之後，許多宗教改革的激進派認為慈運理對蘇黎世議會讓步太多。他們拒絕市民政府的角色，並要求立即建立信眾的教會。康拉德·格列伯，激進派與新興重洗派的領袖，私下談論到慈運理時顯得相當輕蔑。1524年8月15日，市議會堅持所有的新生兒都要受幼兒洗禮。慈運理秘密地跟格列伯的小組協商後，1524年底，市議會呼籲召開正式的討論會。當會談中斷，慈運理發表〈誰導致動亂〉(Wer Ursache gebe zu Aufruhr)，陳明反對的觀點。[52]公開辯論在1525年1月17日舉行，市議會贊同慈運理的決定。拒絕讓他們的孩子受幼兒洗禮的人們被要求離開蘇黎世。激進派忽視這一措施，在1月21日，他們在另一位激進派領導人費利克斯·曼茨的母親的房子聚集。在那裡格列伯和第三領導者喬治·布老若克，進行了有紀錄的第一次重洗派成人洗禮。[53]
2月2日，市議會再次要求所有嬰兒應該接受洗禮，不遵守的人將被逮捕與受罰，包括曼茨和布老若克。慈運理和里歐·傑前往探訪他們，市議會則是舉行了更多公開辯論。同時，新的教導散布到瑞士邦聯其他區域，以及一些士瓦本的城鎮。11月6-8日，關於洗禮的最後一次辯論在蘇黎世大教堂舉行。格列伯、曼茨、布老若克在慈運理、傑，和其他改革者面前為他們自己的主張辯護。他們的觀點彼此間並沒有交集，雙方都堅持原本的立場，辯論演變成一片吵雜，雙方互相謾罵。[54]
蘇黎世市議會最終決定完全不妥協，在1526年3月7日發布了惡名昭彰的命令，任何重洗的人將處死。[55]雖然技術上來說慈運理沒有參與這項決定，但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反對。曾經發誓離開蘇黎世並不再施行洗禮的費利克斯·曼茨，故意回來繼續進行重洗派的活動。他被逮捕和審判之後，1527年1月5日在利馬特河被以溺刑處死。他是第一位重洗派的殉道者，接著還有其他三位被處死。之後其他重洗派逃離或被驅逐出蘇黎世。[56][57]
1524年4月，琉森、烏里、施維茨、下瓦爾登和楚格等五個州形成“五國聯盟”(die fünf Orte)，以對抗慈運理的改革。他們聯繫了馬丁·路德的對手約翰·埃克，曾在1519年的萊比錫辯論和路德辯論。埃克要求舉行辯論，他和慈運理都接受。然而，他們不能同意評審機關的選擇、辯論的位置，還有使用瑞士國會做為法庭。由於無法達成共識，慈運理決定抵制這次辯論。1526年5月19日，各州都派出代表前往巴登。儘管蘇黎世的代表有出席，但他們沒有參加議程。埃克領導天主教一方，而改革者由巴塞爾的約翰內斯·厄科蘭帕迪烏斯領導。厄科蘭帕迪烏斯是符騰堡的神學家，曾與慈運理有廣泛而友好的信件往來。隨著辯論的進行，慈運理持續接受會議的資訊，並印小冊子表達他的意見。不過這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國會決定反對慈運理。他被禁止，不得再發送他的著作。邦聯十三個成員中，格拉魯斯、索洛圖恩、弗里堡、阿彭策爾以及五國聯盟投票反對慈運理。伯爾尼、巴塞爾、沙夫豪森和蘇黎世支持他。[58]
巴登辯論暴露出邦聯內部在宗教問題上的深深裂痕。宗教改革已經開始出現在其他州。邦聯的附屬州聖加侖市，由改革市派長約阿希姆·瓦迪安帶領，在蘇黎世兩年之後的1527年廢止了彌撒。在巴塞爾，雖然慈運理曾與厄科蘭帕迪烏斯有密切的關係，但政府並沒有做出任何有關改革的裁決，直到1529年4月1日廢止彌撒。沙夫豪森則是一直密切關注蘇黎世做為典範，在1529年9月正式通過的改革。
伯爾尼的情況，伯爾尼大教堂的神父德邁·哈勒和詩人畫家兼政治家尼克勞斯·曼努埃爾，為了改革而參加競選。不過伯爾尼是否是一個支持改革的州，要到另一場辯論之後才確立。伯爾尼辯論有450人參加，包括伯爾尼和其他州的神父，還有邦聯之外的一些神學家，如來自斯特拉斯堡的馬丁·比塞和沃爾夫岡·卡皮托、來自康斯坦茨的安布羅修斯·布拉雷爾、來自紐倫堡的安德烈亚斯·阿尔特哈默。埃克和约翰·法贝尔拒絕出席，支持天主教的各州也沒有派出代表。會議從1528年1月6日開始，持續近三個星期。慈運理承擔捍衛改革的主要責任，在明斯特有過兩次的演講。1528年2月7日，議會下令宗教改革正式在伯爾尼建立。[59]
早在伯爾尼辯論之前，慈運理就試圖建立一個改革派城邦的聯盟。當伯爾尼正式接受改革，「基督教公民聯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便宣告成立。[60]聯盟的第一場會議於1528年1月5~6日在伯爾尼，與康斯坦茨和蘇黎世的代表共同舉行。其他城市，包括巴塞爾、比爾、米盧斯、沙夫豪森和聖加侖隨後加入該聯盟。“五國同盟”(天主教)感受到包圍和孤立，開始尋求更多外部的盟友。2個月的協商後，“五國同盟”與奧地利的斐迪南在1529年4月組成“基督教聯盟”(die Christliche Vereinigung)。[61][62]
對奧條約簽訂後不久，改革派的傳教士雅各·布凱澤，在烏茨納赫被逮捕，在施維茨被處決。此事引發慈運理激烈反應。他起草了〈關於戰爭的建議〉（Ratschlag über den Krieg ）給予政府，概述了對天主教國家發動攻擊還有實行其他措施的理由。在蘇黎世將要展開行動時，從伯爾尼的一個代表團(包括尼古拉斯·曼努埃爾)抵達蘇黎世，勸蘇黎世以和平方式解決此事。曼努埃爾指出，發動攻擊會使伯爾尼暴露在進一步的危險中，尤其在與天主教瓦萊和薩伏依公國接壤的南翼。他曾說:“長矛和刀劍無法帶來信心。”[63]但是蘇黎世知道伯爾尼不得不默許，決定要獨自行動。1529年6月8日蘇黎世組織了3萬人的軍隊，並且宣戰。“五國同盟”則被奧地利放棄，部隊規模可能只有9千人。雙方部隊在卡珀爾附近遭遇，但因為慈運理的親戚漢斯·艾伯利介入，雙方休戰。[64][65]
慈運理不得不提出停戰條款。他要求“基督教聯盟”必須解散；改革派的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天主教國家；禁止養老保險制度；支付戰爭賠款；賠償殉道者雅各·凱澤的孩子。曼努埃爾參與了談判。伯爾尼沒有打算堅持自由宣教權和禁止養老保險制度。蘇黎世和伯爾尼不能接受“五國同盟”（天主教）僅答應解散與奧地利的結盟。慈運理大失所望，這也標誌著他政治聲望的下降。[66]卡珀爾的第一個土地和平令(der erste Landfriede)生效，戰爭在6月24日結束。[67]
當慈運理在瑞士邦聯展開宗教改革的政治工作時，他與他的同事們發展了他的神學觀點。馬丁路德與慈運理之間最著名的分歧就是關於聖餐意義的解釋。這個分歧起源時路德在維滕貝格的前同事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他發行了三本關於聖餐的小冊子，反對聖餐當中基督真實臨在的解釋。這些小冊子於1524年在巴塞爾發表，得到厄科蘭帕迪烏斯和慈運理的認可。路德拒絕卡爾施塔特的論點，認為慈運理也是與卡爾施塔特一夥的。慈運理開始透過一些出版品表達他對聖餐的想法，包括《論聖餐》（de Eucharistia）。 他攻擊真實臨在的觀點，認為耶穌的祝聖禱文中“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是象徵意義。[68]因此，慈運理聲稱聖餐中沒有基督真實的臨在，將這段經文理解為一種隱喻。實際上，這餐是象徵最後的晚餐。[69]
1527年春，路德在〈基督的這些話‘這是我的身體’等等－仍然堅決抵制這些狂熱者〉(Dass Diese Worte Christi "Das ist mein Leib etc." noch fest stehen wider die Schwarmgeister)中強烈反對慈運理的意見。爭論一直持續到1528年，馬丁·布策試圖搭建路德和慈運理之間的橋樑。當時黑森的菲利普想要建立統合所有新教勢力的政治同盟，邀請雙方前來馬爾堡討論彼此間的分歧。此事件被稱為馬爾堡會談。[70]
慈運理接受了菲利普的邀請，他自信能說服路德。相較之下，路德沒想到要出來會談，在菲利普的敦促下才不得不參加。1529年9月28日，慈運理在厄科蘭帕迪烏斯的陪同下抵達，路德和菲利普·梅蘭希通隨後不久也到。其他神學家也有參加，包括馬丁·布策、安德烈亞斯·奧西安德、約翰內斯·布倫茨、賈斯特斯·喬納斯。[71]辯論在10月1到3日舉行，結果發表為〈馬爾堡十五條〉。參與者僅能同意前十四條，但第十五條關於基督聖餐的解釋仍然意見分歧。此後，每邊宣稱他們是勝利者，但實際上爭議並沒有解決，最終導致兩個不同的新教教派各自發展。[72]
隨著馬爾堡會談的失敗和邦聯的分裂，慈運理將他的目標轉向與黑森的伯爵菲利普一世同盟。他與菲利普維持積極的聯絡。雖然伯爾尼拒絕參加，但經過漫長的努力後，蘇黎世、巴賽爾、斯特拉斯堡與菲利普在1530年11月簽定共同防禦條約。慈運理也親自與法國的外交代表交涉，但雙方差距甚大。法國希望與“五國同盟”(天主教)繼續保持良好的關係。與威尼斯和米蘭的嘗試也失敗了。[73]
當慈運理在為組織政治聯盟努力的時候，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為了要裁決信仰問題，邀請新教徒前往奧格斯堡國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在此路德派提出了《奧格斯堡信條》。另外在馬丁·布策的領導下，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林道等幾個城市產生了《四城信條》，採取了介於馬丁路德和慈運理之間的中間立場。不過屬於慈運理領導“基督教市民同盟”的城邦(Burgrecht cities)來不及形成他們自己的信條。由慈運理發表了自己的信仰告白《信心與理性》(Fidei ratio)，以使徒信經為基礎的十二篇文章，強烈抨擊天主教和路德宗。路德宗對此私下批評，沒有公開回應。慈運理和路德的老對手約翰·埃克，則是出書反駁慈運理，並提交給皇帝。[74]
1530年年末黑森的菲利普一世成立了施馬爾卡爾登聯盟，《四城信条》的四個城邦加入了以路德宗《奧格斯堡信條》為主的同盟。由於聯盟的條件寬鬆，蘇黎世、巴塞爾、伯爾尼原本考慮加入。但慈運理的信仰無法接受《四城信條》，並寫信嚴厲拒絕了布策爾和卡皮托。這侵犯到菲利普一世的立場，使他切斷慈運理與聯盟的關係。導致“市民同盟”在瑞士邦聯的宗教衝突中失去任何外部的盟友。[75]
第一次卡珀爾的和平條約中沒有保障新教在天主教國家傳教的權利。慈運理認為這樣表示是允許的，但五國同盟完全拒絕。“市民聯盟”考慮以不同的方式對“五國同盟”施加壓力，巴塞爾和沙夫豪森認為應該以外交手段為主，而蘇黎世想以軍事手段解決。慈運理和里歐·杰都主張對“五國同盟”發動攻擊。伯爾尼則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最終獲得了支持。1531年5月，蘇黎世勉強同意對“五國同盟”實行糧食封鎖。但到了10月，封鎖的效果仍然有限，伯爾尼決定撤銷封鎖，蘇黎世則希望維持封鎖，“市民聯盟”內部對此爭論不休。[76]
1531年10月9日，“五國同盟”決定先下手為強，對蘇黎世宣戰。蘇黎世由於內部紛爭動員緩慢。10月11日，蘇黎世布署在卡珀爾附近部隊(3500人)遭遇到“五國同盟”兩倍的部隊進攻。包括慈運理在內許多牧師都上了前線，戰鬥持續不到一小時，慈運理是蘇黎世軍隊陣亡的500人之一。[77]
慈運理曾認為自己的身分首先是屬於基督的;第二是他所捍衛的國家瑞士邦聯;第三是他生活了12年的城市蘇黎世。諷刺的是，他在47歲去世時，不是為了基督，也不是為了瑞士邦聯，而是為了蘇黎世。[78]對此馬丁路德寫到:「幸好慈運理、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和康拉德·佩利坎都死在戰場上，否則我們不可能維持與黑森的菲利普一世、斯特拉斯堡和其他我們的鄰邦的關係。哦!這是個勝利，他們滅亡了。上帝的旨意何其好。」卡爾施塔特和佩利根的死訊是當時誤傳。厄科蘭帕迪烏斯則是在11月24日去世。伊拉斯謨寫到：「對於兩位宣教士，慈運理和厄科蘭帕迪烏斯的死訊，我們從巨大的恐懼中釋懷，他們的生命讓許多心靈產生難以置信的變化。這是至高神奇妙的作為。」此外伊拉斯謨也寫到:「如果貝羅納(古羅馬戰爭女神)青睞他們，那麼這一切也可能臨到我們之上。」[79]
在沃木斯有一座慈運理的紀念雕像，一手持聖經，一手持刀劍，這代表他一生持守基督信仰，並且對社會公義的追求全然擺上而不遺餘力 [94]。慈運理一生都是個行動派，將他的理念實踐出來，與當時的多方勢力如羅馬天主教、瑞士邦聯政府議會、重洗派、以馬丁·路德為首的宗教改革勢力，都有過微妙的互動或激烈的交鋒。甚至在他「政教合一」的理想中，亦曾聯絡一位德意志公爵，利用法國國王為後盾，並聯合威尼斯艦隊，想要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然而在他四十七歲時任隨軍神甫時，在戰場上為敵人所殺。他的神學思想雖未臻完美、政教改革雖未竟全功，但他所留下的寶貴資產，提供後繼的思想家與喀爾文一個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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