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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浙江乡试第七十三名举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聯捷甲辰科會試第八名,二甲四十八名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历职刑部江西司郎中[2]。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逼近京师。蒙古軍退,世宗下诏邀廷臣陈述退敌之策。诸臣多以細枝末節应付,徐学诗則愤然表示:“大奸秉国,是祸乱之根本。乱本不除,豈能攘外患?”[3]于是他上疏称:
“ | 大学士严嵩辅佐政权十年,非常奸邪贪佞。他对内交结权贵,对外勾结奸邪小人。文武官员的提拔升迁,一概索要厚贿,致使这些官员用苛捐重税剥削军民,酿成寇患。国事到达这种地步,还敢谬引那些用兵不祥的邪说,以应付圣上的查问。近来由于都城有警,严嵩秘密将接受的贿财输运回乡。大车数十乘,楼船十多艘,水陆载道,骇人耳目。又结交已被夺职的总兵官李凤鸣金二千两,让他镇守蓟州;接受因年老被废的总兵官郭琮金三千两,让他督按漕运。诸如此类事情,数不胜数。全朝文武百官没有不感慨愤怒的,但是没有人敢于抵牾他们。这是因为官员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而形成此情。严嵩之子严世蕃又凶狡成性,擅自执掌父权。凡诸司有所奏请,必定先请示他们父子,然后才敢向陛下奏闻。陛下怎能全部知晓这些事呢?
严嵩的权势,足以假他人之手落井下石,机谋足以先发制人,势利足以广交自固,文词便捷足以掩罪饰非。而他精悍警敏,善于揣摩,又足以趋利避害;他的弥缝缺失,私交亲密,爱施小恩小惠,巧言令色,又足够结人欢心,钳制他人言语。因此,对那些前后弹劾严嵩的官员,严嵩虽然不能在他们弹劾的时候使他们得祸,但总能因对官员迁升考察的时候暗中报复。比如此前的给事中王晔、陈垲,御史谢瑜、童汉臣等人,当时虽也蒙获宽宥,而今他们在哪里?陛下如果真将严嵩父子罢去,另选忠良之人代替他,那么外患就自然宁息了。[4] |
” |
世宗在看过奏章,頗為感动。然而方士陶仲文向皇上密言称,严嵩是孤立尽忠,而徐学诗乃攜私怨報復。世宗大怒,投徐学诗入诏狱。严嵩感到不自安,以退为进,得到世宗慰留。徐学诗終被削籍歸里。與葉經、謝瑜、陳紹合稱“上虞四諫”。
著有《石龍菴集》、《石龍庵詩草》。
曾祖徐徽。祖父徐敩,恩例冠帶。父徐子忱,知州。母葛氏。重庆下。兄徐球,教谕;學知;學道;學賢;學禮;學易;學成。弟學颜。
有族兄徐應豐,因善書法,擢中書舍人,在無逸殿出勤,洞悉嚴嵩所為。嚴嵩懷疑學詩疏出應豐所指,對其打壓,數年後以誤寫科書,在世宗處詆毀,應豐被杖殺。
有孫徐爾一,崇禎時官工部員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