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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張伯駒(1898年3月14日—1982年2月26日)[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本名家騏,字伯駒,以字行,別号叢碧,春遊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項城人,中國收藏家和書畫家、詩詞學家及京劇研究家。其生父為张锦芳(1872年–1942年),養父為清末直隶总督及河南都督张镇芳,表叔爲袁世凯。有人將其列為民國四公子之一。
张伯驹幼年过继给其伯父、民国初期河南都督张镇芳。十九岁(1916年)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提调也就是秘书(但从未到任)。1924年,任陕西督军署参议。1926年退出军界,进入金融界。公务之余,常常写诗、填词,对戏剧和书法亦颇有研究,张伯驹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等职。1935年後,兼任鹽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因此每週去一次上海。1941年6月,鹽業銀行襄理李祖萊勾結汪精衛政權76號特務吳四寶,在上海綁架张伯驹,勒索贖金200萬(一說200根金條)。张家請周佛海出面後,以20根金條放人。[1][2][3]
1947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积极投入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反迫害、反饥饿運動。1957年,张伯驹被错划为右派。因受陈毅副总理的关照,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遭公社拒收。老两口只能靠亲友接济勉强度日。1972年,周恩来總理得悉其狀況后指示,张伯驹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80年中央文史馆为张伯驹平反,恢复名誉。
1946年初,在中国东北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当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即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所有溥仪“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是经过鉴定确为精品者,亦作价收回。张氏认为那1198件书画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只口头允诺并未着手进行,遂使许多名畫珍品落于商贾之手。
当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巨川去东北最早,论文斋靳伯声继之。两人皆精于鉴别,有魄力。他们由东北收进许多碑帖字画,马巨川以一些赝品及平庸之作售与故宫博物院,真精之品则售与上海商人牟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绢本《八功图卷》,元代钱选《杨妃上马图卷》,均已流至国外。后来,这幅《游春图》又为马巨川所收,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知道后,亟向马衡建议,此为国宝,应收归故宫博物院;甚至提出如院经费有困难,他愿意帮助周转。但马衡不应。张只好自己去和商人商量,最后以黄金二百二十两成交。是时张伯驹已收购了一些宋、元巨制,手头拮据,不得已,以所居房产付款,收回此图。在此之前,靳伯声收得范仲淹《道服赞卷》,后有文同的跋。当时张大千想收买过来,马衡知道,当即追索,靳故避之。最后由张伯驹变卖家产,将《道服赞卷》收购过来。
“ | 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注:张伯驹)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 ” |
——章诒和,《往事並不如煙》之<<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
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1915年2月28日-1992年4月16日),将隋代展子虔《遊春圖》,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黄庭坚《诸上座帖》,吴琚《离家诗》,蔡襄《自书诗帖》,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献给国家,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褒奖状”,予以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