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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衡派是一個在民國早期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學術流派[1],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依學衡的最初精神,凡在《學衡》雜誌發文之人,通常視為學衡派成員。學衡派成員雖存在共同的旨趣,但仍有各自觀點的差別。
早在國外,1910年代中後期留美中國學生群體當中,以對中國文化、文言文及白話文的意見分歧,可以分爲兩派:
這些留洋學生回國后在國内形成兩派,維護中國文化派以為南京为中心。胡先骕、梅光迪、吳宓等人先後來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學)。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胡先驌則在《南高日刊》上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白話文和文言文文學之爭日益成爲導火綫。
1920年胡適出版白話文詩集《嘗試集》,隨後胡先驌撰《評〈嘗試集〉》,但「歷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誌」,無一為之刊登[2],胡先驌遂和梅光迪等人商量自辦刊物,得到劉伯明、马宗霍(承堃)的支持,隨後吳宓、柳翼謀(柳詒徵)等人也加入。
1921年10月,學衡雜誌社成立。1922年1月,《學衡》雜誌創刊。
學衡派主要人物
學衡派是一個文人群體,他們往往学贯中西,因此構成了一个當時向現代文化社會轉型時代中國的精英文化集团。在以上六位核心人物之外,还有蕭純錦、邵祖平、湯用彤、徐则陵、王國維、繆鳳林、張其昀、陳寅恪、梁啟超、黃節、林損、王易、张歆海、郭斌和、景昌極、王焕镳、劉永濟、吴芳吉、趙萬里、胡夢華、張蔭麟、向達、鄭鶴聲等人。
劉伯明曾撰《論學者之精神》、《再論學者之精神》、《論學風》等。劉氏倡言,學者應具學者精神,作為一體的學者精神,可分五端:一、學者應具自信之精神。 二、學者應註重自得。三、學者應具知識的貞操。四、學者應具求真之精神。五、學者必持審慎之態度。“真正的學者,一面潛心渺慮,致力於專門之研究,而一面 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會的意義。其心不囿於一曲而能感覺人生之價值及意義。或具有社會之精神及意識。如是而後始為真正之學者也”。“茍冀為學者,必於科學 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證據,考核事實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發 現之條件也。”
中國“古來學風,最重節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於斯。雖經貧窮,守誌彌堅。”“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 節。”“學校既為研究學術,培養人格之所,一切權威應基於學問道德。事功雖為人格之表現,然亦應辨其動機之是否高潔,以定其價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 尊榮,則應擯之學者思想之外。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此從事教育者應持之態度,而亦應提倡之學風也。”
從文化理念上看,學衡派持人文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西人文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結合。中國人文主義學者柳翼謀源溯孔子,孔子被看作是人文思想的鼻祖。西方新人文主義宗師白璧德遠溯亞裡士多德及柏拉圖、蘇格拉底,梅光迪、吳宓、張歆海、郭斌和以及陳寅恪、湯用彤等人本源儒家,又都是白璧德的弟子,或認同其思想。人文主義的基本觀念是尊重人本、崇尚理性。胡先骕翻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发表于《学衡》第三期,1922年)是学衡派向中国介绍人文主义思想的最早文章。
學衡派認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恆的價值,是構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和開創者,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軸。
學衡派倡導以道德構建理想社會,德化天下,以人文道德拯救现世世界。提倡君子之德,注重人格修養。
學衡派融通中西人文思想,關注文化及國家危機下的中國,同時關切整個人類世界的前途。学衡派认为,“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使 吾中國人免蹈近百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並認爲儒教是世界之光,以儒教拯救當今物質社會,“此吾儕對 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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