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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乐顿珠（藏語：རྒྱལ་ལོ་དོན་འགྲུབ，威利转写：rgyal lo don 'grub，1928年—）西藏独立运动支持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错的二哥[1]。
1928年，嘉乐顿珠生于中华民国青海省平安县寺台乡红崖庄，父亲名祁却才仁，母亲名德吉才仁。1939年（11岁），嘉乐顿珠随家人来到拉萨。16歲被父親送到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学习，入讀南京政工幹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但嘉乐顿珠家人并不愿意让他赴南京学习。1947年4月至1949年夏，他住在蔣中正家。在此，他接受了以中国观点教授的历史学及政治学教育。他熟练掌握了藏语、汉语及英语。[2]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嘉乐顿珠逃往印度。后来，他回忆自己逃往印度的经历时说，“我不能充当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3]
那时，他和他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行动中。这些行动主要是将西藏自由战士送到美国进行训练，然后让他们携带着无线电、钱以及一些武器，将他们空投到西藏進行抗變等軍事活動。嘉乐顿珠联系了中情局以及四水六岗，确保了达赖喇嘛在1959年藏区骚乱中逃离西藏，当时达赖喇嘛事先同印度政府没有联系。[4]
嘉乐顿珠自己称，他从未要求中情局提供帮助，除了政治帮助以外。他希望美国政府公开保证支持藏独。可是，美國在1960年末中蘇交惡後，轉變了態度，改為反對西藏人獨立，从他的角度看，美国已经破坏了这些保证，美国人只能给中国找点麻烦而已。美国并没有对西藏的长久政策。在傳媒中，达赖喇嘛从未被视为什么文化角色，直到其1959年逃到印度，才開始了政治利用管為宣傳。西藏流亡人士起初主張的和平、非暴力對話被帶離了路徑，中情局提供的支持事与愿违地招致了中国的报复。[3]
1950年代末，谭冠三将军平息了达赖喇嘛指示下的恩珠仓·贡布扎西领导的游击战。达赖喇嘛实际上不希望进行武装抵抗，但又不愿意派出藏军交给贡布扎西领导。由于长期参加对西藏的武装袭扰，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嘉乐顿珠、土登晋美诺布不再能够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5]
嘉乐顿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堪穷洛桑坚赞都是西藏幸福事业会（藏語：{{{1}}}，威利转写：Bod kyi-Be-don-tshogs dad）的成员。1954年至1955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及中国内地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1956年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西藏幸福事业会也经常同印度政府官员会晤，并告之对《十七条协议》导致的康区（指当时的四川省西部等藏区）及安多（指青海省的藏区）因民主改革等引发的暴力冲突，以及对这类冲突可能蔓延到卫藏（指当时西藏噶厦管辖下的西藏）的忧虑。[5]
爱尔兰和马来亚在1959年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有关西藏的议案。嘉乐顿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堪穷洛桑坚赞乃寻求各国支持有关西藏地位的讨论。在10月20日和10月21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第1353号决议，其中提及尊重西藏人权、文化和宗教。但是，决议没有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5][6]
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藏也迎来了宽松时期。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经受了14年牢狱之苦后获得释放，并呼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使流亡藏人有机会再度回到西藏访问。嘉乐顿珠当时已同一位汉族女子结婚，并住在香港。他的朋友们安排他前往北京同邓小平会面。嘉乐顿珠征求弟弟达赖喇嘛的意见，达赖喇嘛鼓励他前往。1979年8月2日，嘉乐顿珠率领包括弟弟洛桑三旦在内的五人代表团赴北京访问，这是1959年以来流亡藏人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北京。[3][7]
鄧小平在會見嘉樂頓珠之時，曾经對他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除了獨立，甚麼都可以談。”胡耀邦則交給他《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這也是此後14年雙方就西藏展開對話的開始。1993年，他不再進行對話，並且稱“一隻巴掌拍不響”。[3][8][9]
访问北京之后，他报告了文革之後恢復中的西藏情况，包括许多藏传佛教寺庙被毁或被当作仓库、工厂、马厩等等。他还报告了西藏人权受到侵害，食物不足，饥荒，大规模伐木，动物减少，植被遭到破坏等開發跡象。此行他未能访问西藏拉萨。直到2002年，他才获准访问拉萨，这离他1952年最后一次离开拉萨已经有50年了。[7][10]
嘉乐顿珠对自己的弟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小随僧人接受的教育表示异议。他认为，达赖喇嘛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担任西藏国家领袖的良好训练[2]。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嘉乐顿珠于2007年8月看望了参加西藏青年大会在新德里举行的绝食活动的藏人，呼吁他们停止绝食，并答应向中方传达绝食藏人的五项要求，寻求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他表示这也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路线。[11]
嘉乐顿珠相信，藏族人、汉族人和印度人会生活在一起，所以汉人最终会明白藏人要求自治是合法并且最为合理的。中国当局则称，嘉乐顿珠实际上在耍花招[12]。
2015年4月，嘉樂頓珠與石文安（Anne F. Thurston）合著回憶錄《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美國PublicAffairs出版。該書的共同作者石文安在後記質疑書中部分內容的準確性，茨仁夏加批評書中的陰謀論。[13]嘉樂頓珠說，他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就是跟中情局合作，接受來自中情局的各種援助及代為訓練西藏武裝人員與游擊隊，“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想要幫助我們為西藏獨立而戰；最後，我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中情局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西藏獨立——事實上，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想施以援手——他們只是想引起衝突，用西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最終他們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惹惱了中國人，給了他們（中共）進行大規模鎮壓的藉口。結果是，數萬西藏人因此而死。……如果我們不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貪圖中情局所給予的那些極為有限的好處，中共就沒有藉口殺掉那麽多西藏人。”[14][15]2017年，台灣圖博之友會出版中譯版《噶倫堡的製麵師：達賴喇嘛二哥回憶錄‧不為人知的圖博奮鬥故事》，由謝惟敏翻譯、台灣圖博之友會會長周美里寫推薦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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