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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成書年代不詳，戴宏在《公羊序》中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傳》的思想直承《春秋》，側重於從《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撥亂反正”觀點，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達。西漢初年，為了取得正統地位，儒生必須以聖賢之言為依歸，由此以尊王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开始兴盛。
鄭玄在《六藝論》中有所批評：“《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東晉范甯評論《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1]《公羊傳》的成就在於發揮《春秋》的褒貶，從而找出“微言大義”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東漢何休語）。
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直稱《春秋》有贬有褒，是司空城旦书。[來源請求]
鍾繇不喜《公羊傳》，他稱《左傳》為「太官」（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員，是少府的屬官），而稱《公羊》為「賣餅家」，意為《公羊》市井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同時代的蜀漢官員孟光則相反[2]。
而在公羊學獲立為官學之後，公羊學派的勢力大漲。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讖緯”學大为流行，漢朝知識份子籠罩在迷信與神秘的氛圍之下。漢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學，皆傳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3]。樊宏之子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4]。張霸又删樊儵《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5]。到了東漢晚期，以何邵公最為出名。《鹽鐵論》編纂者桓寬亦為公羊家。
東漢以后，很多人對讖緯學進行了批判，公羊學自此逐漸走向沒落。公羊學派自東漢以後幾乎消聲匿跡，六朝時期，何邵公曾被立為官學。唐代的經學日趨式微，研習公羊者為少數。
清代考據學興盛，學者們陸續對公羊傳進行研究，公羊學思想又有一次复興。清朝公羊學大盛，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這是因為乾嘉以後的清代中葉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6]常州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進莊存與是當時學術中的主流，他們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學者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戊戌六君子等，皆屬於清代公羊學者中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7]龚自珍則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膽的對现实進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響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蹟，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學的“微言大义”。學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8]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鮮能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9]
公羊学很早传入日本。德川家康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传授儒家思想。林羅山、林鵝峰父子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1688年林鹅峰出版林羅山評點過的《公谷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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