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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元年（676年）十一月，唐朝与新罗爆发它们之间最后一次大战，史称伎伐浦之战。薛仁贵作为唐朝方面统帅，与新罗军共有二十余次遭遇战，[1]现代中国史学家认为是唐军撤退时遭新罗军袭击。这次战役中国缺少相关准确资料，日本史书也无具体陈述，而朝鲜一方记载斩首唐军四千余级，但是在中国史料中没有记载具体伤亡情况。在这一次战役的铺垫以及唐朝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后，熊津都督府被新罗攻占，唐与新罗的战争也暂告段落。
咸亨三年（672年），由于唐军撤出百济，新罗进一步吞并百济，本来作为援军的薛仁贵也回到了洛阳。[2]在上元二年（675年），刘仁轨由于唐所属靺鞨人回到百济，便抄掠新罗境。[3]至此唐朝针对朝鲜半岛的攻略基本结束，后来多为羁縻政策，开始对新罗持以相对和平的态度，[4]同时也开始借羁縻之由渗透辽东地区，在安东、熊津都督府撤换汉官。[5]
就在伎伐浦之战前，本来在辽东作战的李谨行被调去和吐蕃作战，[6][7]这一举动体现了唐朝针对辽东半岛的军事策略的转变，作战对象重点放在了吐蕃身上，战役后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系列调动背后的策略。
咸亨四年，薛仁贵致书金法敏，明文指出他是逆臣，[8]而金法敏在回书中也先是表明自己的忠诚，但是委婉的提出在以前的战争中损失极大，而且百济还污蔑自己（新罗），[9]所以他不但想要拿回国土，而且考虑到如果唐军想要一锅端了他，他也只能拼命。[10][11]
伎伐浦本在百济境内，位于熊津江下游下游入海口处。伎伐浦是新罗计划阻挡唐军进犯的险要地方，在此战以前就已经有苏定方和百济作战，[12]就在同年有人上奏说伎伐浦是我国（百济）要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3]早在显庆元年，新罗大臣金庾信也指出如果敌军从水路来袭，就在伎伐浦利用险要地势防御。[14]
伎伐浦的险要地势在显庆五年苏定方攻打百济时就有记载，由于是入海口，岸边泥泞不堪，会为进攻的军队造成极大的影响，使守军在一开始就立于有利位置。[15]同时刘仁轨则率领二万水师在江口和敌军水师决战並缴获四百余艘船只。[16]伎伐浦的地理位置及这样的地理优势成为外国军队从水路进攻的必经之路也是本国的险关要隘，自然也成为本次战役的主要战场。
后来刘仁轨又自水路在伎伐浦打败扶余丰和孙仁师会和，[17]这近一步说明了伎伐浦对于朝鲜半岛在地理上的重要程度。
双方的兵力根据史料记载都没有超过万人，所以在中国方面的记载几乎没有。单纯依据兵力的比较，这场战役在历史上是非常不起眼的，但却是唐与新罗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
作为朝鲜方所记载的主将，薛仁贵在仪凤元年时并没有特别大的带兵权力。由于在咸亨元年六月率领十万大军在大非川一败涂地，[18][19][20][21][22][23]薛仁贵被除名。[24][25]咸亨二年薛仁贵被起复，授予鸡林道总管。[26][27]然而很快在上元年间又因事徙象州，[28][29]不过因为改元仪凤被赦免。如此一来，薛仁贵自象州到新罗时官职不会高过于之前所担任的鸡林道总管，而在此前贞观十八年，时任安西都护的郭孝恪也不过以行军总管的使职领三千人，[30]；后来在更接近的龙朔二年，苏海政也以行军总管只领数千人，[31]因此薛仁贵所率领的军队也不会过万人。
而薛仁贵的手下应该非正军，咸亨二年时，高侃就率领外族仆从军在新罗驻守[32]並在咸亨四年大败敌军。[33]而后在上元二年，刘仁轨和李谨行就分别在新罗境内多次作战。[34][35]在此基础上，薛仁贵由于还没有被正式起复为大将，这一次战斗是薛仁贵带领留守的蕃兵与新罗军作战。
另一方面，从李谨行被调动到西线就可以看出唐朝战兵都在吐蕃边境集结，后来无论是唐书所记载的四万人或者是三国史记记载的二十万人，李谨行的败退并没有使得唐朝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东线的战争，这一点可以说明薛仁贵以低阶的身份率领战力不高的蕃兵去与新罗军队战斗。
咸亨二年，由于唐军过来增援，新罗已经开始加派人手防御。[36]大阿湌在新罗的官阶里位列第五等，[37]所以在当时新罗方面就只派出一位大阿湌负责戒备唐军。在咸亨四年，新罗依旧派出一名大阿湌率领百艘战船备御。[38]但是等到仪凤元年，伎伐浦之战爆发时只有一位沙湌，[1]其品阶比大阿湌还要低三等，[39]而沙湌可以统帅的兵力根据记载不会超过一万人。在开耀元年，就有一位沙湌率兵三千备御比列忽；[40]显庆五年，也有一位沙湌和王子仁泰率领七千人，[41]就算全部算入沙湌的统帅，至多七千人。
双方最初是在伎伐浦有一次大规模遭遇战，而后薛仁贵在撤退的途中与新罗军交战二十余次。仪凤三年，魏元忠也以此事为由抨击薛仁贵，指责他没有任何功劳。[42]
由于伤亡的唯一记载是《三国史记》所记载的四千人，而根据其他史料分析得出战役规模，那么如果薛仁贵再次损失大比例的士兵，魏元忠所说“功无寸尺”就和他在之前提到的“弃甲丧师，拖身而走”[43]相矛盾，因此四千的损失存疑。
另一方面，在朝鲜方面声称的大捷背后，是在伎伐浦的大战后又持续进行了二十战，假使唐军被斩首四千，那么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延续而是全军覆没了，而败军的责任从古（刘文静）至今（薛仁贵）都没有可以苟且的地方。因此可以先得出结论薛仁贵的败退不像三国史记所记载的有很大的悬殊，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假设是在唐朝军事力量转移的情况下，薛仁贵在战略上败退，留守北线。而在短期内就被起复为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也是旁证之一。[44][45][46][47]
根据赵智滨先生的研究，674年二月，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据百济故地，唐高宗大怒，诏削法敏官爵，组织宰相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李弼、李谨行辅之，讨伐新罗。675年刘仁轨因吐蕃袭击唐朝边境，引主力先归，高宗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率蕃汉之兵攻打新罗。九月，薛仁贵率水兵攻泉城却因唐蕃边境紧张，李谨行北归，薛仁贵被任为鸡林道行军总管，退守熊津都督府并协助人员物资通过水路北迁。内迁时于伎伐浦遭袭击，并在撤退途中亦有22次遇新罗军袭击。而由于是唐军主动撤退，故一概被新罗方计为胜捷。薛仁贵后来掩护撤退不利，迁徙象州。若是因薛仁贵战败导致熊津都督府陷落，不可能仅将其贬徙象州。而熊津都督府的其他诸将未受处罚，反而得到升赏，说明熊津都督府是奉命主动撤退的[48]。
这一次战役的失利并没有引起唐朝廷的关注，而身为主将的薛仁贵也没有受到严厉责罚，只是在一年后成为魏元忠攻击时所提到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安东都督府的局部战争体现出了当时唐朝的重心方向，也在这一次战争后为新罗获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并促成了数年后新罗攻占熊津都督府。
而就在战争后数月，由于东线的退缩，安东都督府的羁縻政策开始明显。[49]唐朝在巩固羁縻地区的安稳的同时开始了和新罗短暂的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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