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古称丹水、淅水、粉青江、黑江、八百里黑河,是汉水的最长支流。[1]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地区商洛市西北部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方向流经丹凤县、商南县、淅川县荆紫关镇,再下流经白亭(滔河乡)、淅川老县城、马蹬镇、李官桥镇,然后在丹江口市注入汉水。丹江西连秦陕,过豫西南,南达荆楚,是沟通南北水陆联运的重要通道。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称丹江为“天下名水”。[2]《陕西通志》卷8载,李秀卿排列天下名水20种,丹江为位列15。据《均州志》记载:“天下名水二十种,以武关水为第十五种,即丹水也。”这里说的丹水,就是丹江。丹江航运起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败于民国后期,明清两朝是丹江航运的黄金时代。[3]
名字来历
有三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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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当时黑水洪水泛滥,禹带领丹朱进行治理,丹朱因过度劳累而丧命于工地上,人们为乐纪念丹朱而黑水改名为丹江。
二說,戰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後,秦軍坑殺趙軍降卒四十萬人,史載當時「血流淙淙有聲,楊谷之水皆變為丹,」至今號為丹水,故名,丹江。
地理
流域位于东经109°30'-112°00',北纬32°30'-34°10'的地区,全长440公里,宽约2000米,其中干流长287公里,流域面积16812平方公里。丹江河道险峻,特别是由黑山嘴(陕西河南分界处)至巡路口,大石堂到丹江口,这两个隘口均有30华里之遥,两岸山势陡削,悬岩林立,每当船行至此,船工们便认为进了“一步三瞪眼,八步不见天”的鬼门关。
航运历史
春秋时期,《吕氏春秋》载:“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唐朝中后期:地方藩镇势力阻断了淮河和汴河的漕运,丹江便成为了运输江淮地区货物的主要航道。明朝中后期:关陇商人通过丹江航道向襄阳、汉口运输物资。明代在龙驹寨建立多处船帮会馆、马帮会馆,由此可见当时丹江航运的繁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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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西安和凤翔二府遭饥荒,湖广总督丁思孔学士德珠、楚都抚丁思孔、襄镇殷化行等利用航道运输襄阳的存粮救济陕西,他们为此做了“造舟浚流”的前期准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关中一带再发饥荒,漕运总督施世纶奉命去陕西赈恤,将湖广、荆州等处仓储米10万石,经丹江运至龙驹寨。雍正九年(1731年)2月16日,皇帝批示运湖广粮食至商州仓储,以备不时之需。乾隆二年(1737年),商州歉收,谷价猛涨。为抑制物价,解救灾民,官府在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及邓州等处采购粮食1880石,经由丹江水路运至商州城。光绪二十六年(189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逃至西安。荆襄一带的税赋粮食经丹江运至龙驹寨,从龙驹寨转运西安府,供皇帝和军政官员享用。[3]
民国时期,淅川境内流传这样一首民谣:“船家胸口三把刀,河霸、土匪和暗礁。船家面前三条路,挨饿、淹死、坐监牢。”船民称丹江航道为“黑河”,意思就是航道上土匪和河霸太多。当时较大的航行有三家,分别是荆紫关镇的凌老四(船帮头目)、老城镇的郭老婆(江湖诨号)和李官桥镇的金玉楼(红帮会头目),这些头目像”吸血鬼“一样盘剥着船民。民国25年(1936年)前后,丹江上水运输煤油、瓷器、丝货;下水运输药材、核桃、桃仁等山货土特产品。20世纪40年代之后,丹江航道逐渐变萧条。[3]
航运衰落原因
落后的交通工具木帆船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商洛境内的一段丹江航道,上行仅能载重4吨,如果水大下行时最多只能载重10吨。从龙驹寨到荆紫关167公里水程,平水时往返一次需20天时间,船工劳动繁重,效益较低。但木帆船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运输工具,舍此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比较兴盛。但从民国时期开始,铁路、公路货运快速发展,使丹江航运逐渐消沉。
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区域的划分,流通渠道的强制性规定,窒息了丹江航运。50年代时,中国实行“统购统销”,地区内的山货土特产品,不准自行出入航道,人为地割断了丹江上下游的经济互补关系,丹江航道失去了作用。另外1962年中共中央政府实施的“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政策,把农副业船只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丹江区域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兴修水库,使丹江水源锐减。加上沙石大量流入河槽,使河道改变,险滩增多,又没有治理,致使航道部分区域不能通行。
明代以来的水患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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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丹江大水,淹没粮田,冲毁房舍无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大水,丹江泛滥。隆庆六年(1572年),丹江泛滥,平地水深丈余,漂没房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淫雨,七月方止。六月尚未收麦,冬大饥,人相食。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丹江水溢。大疫,死者甚多。天启七年(1627年),淫雨损麦,丹江泛滥。崇祯十五年(1642年),先旱后涝,丹江泛滥。冲毁田地,舟入村庄。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淫雨如注,至十一月方息,丹江泛滥。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八至十一月淫雨,江水倒灌。康熙六年(1667年),丹江大水,舟入村庄。康熙十六年(1677年),丹江大水,舟行村中。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淫雨,水涨平田,稼禾漂没。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淫雨,丹江大水,麦绝收。光绪十六年(1890年),丹江泛滥,淹没村庄三十余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江水涨,损房甚多。
民国8年(1919年),5月至8月连降大雨,丹江暴涨,冲地倒屋,淹死人畜甚多。民国20年(1931年),夏秋大水成灾,丹江两岸土地房屋被毁甚多。 民国24年(1935年),6月6日,山洪爆发,江水猛涨,淹没土地27万余亩,李官桥镇水深数尺,宋湾一带暴雨七昼夜。民国32年(1943年),4-5月,淫雨49天,丹江猛涨。1950年秋,淫雨连绵,李官桥、埠口街暴雨成灾,洼地积水,江水倒灌。10月,冒雨种麦。1951年5月底,先雨后雹,荆紫关、宋湾、岵山、李官桥毁麦无数。1952年,5月连降暴雨,江水猛涨,毁坏田地房屋。入冬雨加雪20余天,红薯冻烂两成。房屋倒塌337间,耕牛死亡270头。1953年,6月13日起连降暴雨月余,江水猛涨,淹死10人,全县3.6万亩庄稼绝收,倒塌房屋3500余间。1954年,7-8月连降大雨,江水猛涨,太白滩最大洪峰流量1.03万立方米/秒,沿江52个村庄受灾。1955年,8月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江水倒灌,8.8万亩庄稼受灾。1956年,5月多雨,江水猛涨,小麦霉烂出芽。1957年,暴雨成灾,最大降雨量530毫米,太白滩最大洪峰流量1.08万立方米/秒。全县7.2万亩庄稼受灾,倒塌房屋3200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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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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