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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爭(香港作第四次江西剿共,台湾作第四次江西剿共),指中国国共内战前期,1933年2-3月间,中國國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共產黨中国工农红军发生的第四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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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戰事名稱,中華民國方面稱其為「第四次江西剿共」或「第四次江西剿匪」,民間一般簡稱「第四次圍剿」[1];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稱其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或「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民間一般簡稱「第四次反圍剿」;国际上一般称为Four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gainst Jiangxi Soviet(意思是「對江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重点北移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在江西对红军转入守势。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后,国民政府北方军事压力减弱,遂重新开始筹备对红军的围剿。国民革命军进剿苏区外围较弱的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边苏区,成功将两地红军击败。1933年1月,榆关抗战爆发,红军乘机起兵新淦、撫州、東鄉,包围南昌,占领江西二十餘縣。[2]2月,国军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
中国共产党则在同时陷入内部倾轧,前三次反围剿的主要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已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托病隐居于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是1933年1月7日刚刚从上海迁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前线实际指挥者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政委周恩来。为了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中共中央军委将红十二军和红二十一军划归红一方面军,使其下属兵力达到三个军团和四个军,令其在國军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消灭抚河流域國军主力,进而夺取整个江西。
国军方面,以蒋介石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兵分三路:
除此之外,第43师为中路军预备队。另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任务。
红军方面,在红一方面军指挥下作战的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以及红十一军、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共计7万余人,集中于黎川地区。另外,红军还将地方武装合编为五个纵队,在福建、江西南部配合主力作战。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红一方面军自2月9日起开始主动出击,对南丰发起进攻,然遭到南丰守军陶峙岳第8师的坚决抵抗,红三军团红三师师长彭鳌战死于城下。红军被迫撤围,准备袭击援军。国民政府方面在得到红军动向消息后,迅速调集中路军主力南下南丰,准备与红军决战。
红军指挥员朱德、彭德怀鉴于敌强我弱,遂令红十一军伪装成为主力部队吸引国军中路军2、3两纵队往黎川地区调动,同时将其余主力部队集结于广昌以西休息待机。国军指挥员陈诚中计,将红十一军认作红军主力,命令第1纵队集结于宜黄以南,第2纵队自南丰出击建宁,第3纵队正面进攻黎川,预备将红军包围于黎川加以歼灭。
红军在发现国军动向后,抓住第1纵队第52、59两个师与其他部队相隔较远且疏于配合之机,决定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伏击52师,由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伏击59师。2月27日,战役在登仙桥和黄陂相继打响,3月1日,52师和59师全军被歼,师长李明和陈时骥被俘(李明后因伤势过重而死)。由于国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兼程来援,红军放弃了继续伏击第11师的计划,转入休整。
3月中旬,陈诚调整军事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军,以第1纵队余部和第3纵队为后军,向广昌地区进攻。红军则仍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摆出保卫广昌的态势,主力则潜入后军北方。陈诚再次中计,强令前军加速前进包围红军,造成前后两军脱节50公里。3月20日,主力红军在草台岗突然袭击后军的第11师,到次日中午,歼灭了11师的主力,重伤师长萧乾。在此情况下,国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笫四次战事结束。4月,江西新淦為中國工農紅軍攻克。[3]
此次战斗至1933年3月,蒋中正的直属部队遭到了惨重损失,近三个师被全歼,使其痛心异常;隨後,蔣中正離開江西進行對日本的長城抗戰。但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蒋中正进剿中央苏区的决心,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著名的塘沽协定后,腾出手来于10月集结100万兵力(含50万中央军),对中央苏区亲自指挥了一轮新的攻势,中央苏区被迫开始第五次反围剿。而红军领导人博古转而重用共产国际于9月25日派来的顾问李德,造成战略严重失误,被蒋介石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最终将红军主力逐出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