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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治時期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管治香港嘅時期，經過香港攻防戰，由1941年12月25號香港總督楊慕琦投降起，到1945年8月15號日本戰敗投降為止。香港人俗稱呢段時期「三年零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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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響英國殖民地統治下嘅發展因為日軍佔領而斷咗。日軍響1941年12月8號偷襲珍珠港嗰日，由酒井隆指揮由深圳打落嚟香港。負責守住香港嘅包括駐港英軍、由加拿大、印度支援香港嘅軍隊同埋香港義勇軍。雖然港府多番宣傳英軍作戰能力，但係英國響歐洲戰場都自己顧唔掂自己，駐港軍隊始終響好不利嘅防守位置。經過多番激戰，英軍最後冇埋最後一個水塘，唯有投降。1941年12月25號，港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響九龍半島酒店3樓嘅日軍投降。
日軍響佔領香港後即刻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做最高長官，直到1942年2月20日改置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為日本內閣嘅直轄機關，由磯谷廉介嚟到做頭一位管香港嘅日本籍總督。1944年12月，田中久一坐鎮廣州遙領總督一職，於1945年1月2日履任。[1]酒井隆管香港嗰陣，日軍響香港殺人唔眨眼；又響香港搞「皇民教育」，除咗唔畀用英文同埋迫人用日文外，香港嘅街道地區名稱亦都畀佢哋改做日文。香港市民響經濟、民生等方面都受到摧殘。因為香港畀日軍佔領後唔夠食，日軍迫人返鄉下。唔少人行路時餓死病死。就算留響度嘅市民，普遍都對日軍反感，更加不時有平民響香港島山頭偷襲日軍將領。到咗日軍佔領嘅中期，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縱隊抗日武裝組織，響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如果佢哋覺得港人造反，就會用槍枝打人。
最後響1945年8月15號，昭和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咗，英國就攞番香港嘅主權。1945年9月，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以軍政府總督身份統治香港。
日人治理香港，實行以華制英、以華制華。英美人士為「敵國公民」，皆關押在集中營，以華人及印度人管理。又設立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香港華民代表會及香港華民各界協議會，以華人出任主席，籠絡社會知名人士，協助解決社會及民生問題。在港九、新界設立地區事務所，由日人出任所長，下設28個區役所，各所設正副所長各一人，由華人充當所長，實行分區管治，港人嘅活動完全受到嚴密監視。
全港28個區役所如下：
港島12個區：中區（中環）、西區（上環）、水城區（西營盤）、藏前區（西營盤至石塘咀）、山王區（西環）、東區（灣仔）、春日區（鵝頸）、青葉區（跑馬地）、銅鑼灣區（銅鑼灣）、筲箕灣區（筲箕灣）、赤柱區（赤柱）、元港區（香港仔）。
九龍9個區：鹿島區（九龍塘）、元區（九龍城）、香取區（油麻地）、湊區（尖沙咀）、大角區（旺角）、青山區（深水埗）、山下區（紅磡）、啟德區（東九龍）、荃灣區（荃灣）。
新界7個區：大埔區（大埔）、元朗區（元朗）、沙田區（沙田）、沙頭角區（沙頭角）、新田區（新田）、西貢區（西貢）、上水區（上水）。
日軍佔領香港後，以香港作為用兵東南亞嘅物資供應地，支持其推廣太平洋戰事，故運走大量包括糧食嘅物資，因此，在三年零八個月嘅日治時期，香港糧食供應不足，市面時有搶掠情況出現，致民生困苦。同時，香港經濟一片蕭條，不少商店被逼停業，直至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始重新經營。日軍將大部分行業編為「組合」（同業商會），在日人控制下，方可作業。
為控制人口及糧米配給，減輕糧食供應壓力，民治部成立歸鄉指導委員會，強逼疏散大量香港市民回內地，藉此減少人口，以解決糧食不足嘅問題；後來更強逼市民到海南島開荒，結果是餓死、病死者眾。據統計，1941年前本港人口約有1,600,000人，1942年7月為1,022,773人，1943年3月為967,868人，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香港人口只餘約600,000人。
由於糧食短缺，日軍規定食米實行配給制度。持配給證者，每人每日獲配米六兩四錢。1943年2月以後，配額曾一度減至三兩二錢。其他副食品如糖、食油、鹽、蔬菜和肉類等由於極度缺乏，價格亦不斷暴漲，貧苦市民只有靠吃花生麩、樹根和木薯粉充飢，以苟延性命，飢民搶食現象經常發生。燃料亦十分缺乏，大部分公共服務，如電力、煤氣供應和交通運輸均大受影響。為擴建啟德機場作軍事用途，九龍寨城城牆被折毀，宋王台石塊被炸毀。
其時，金融活動陷於停頓，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有利銀行等英資銀行均被飭令停業，只有部分華資銀行提供有限度嘅服務。軍票（軍用手票）成為法定流通貨幣，強逼市民交出港幣換取軍票，初期規定軍票與港幣兌換價為2港元換1元軍票，1942年7月提高兌換價為4港元換1元軍票，1943年6月30日宣佈港幣停用。但日軍濫發紙幣，結果導致通貨膨脹，軍票不斷貶值，形同廢紙。戰後，不少持有軍票嘅市民，仍然堅持要日本政府賠償，並成立了香港索償協會。
1938年，中共在廣東東江地區組織抗日武裝，1940年8月部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第三及第五大隊，由曾生（1910-1995）、王作堯（1913-1990）、林平指揮，在惠州、東莞及寶安一帶進行敵後抗日活動。日軍侵港期間，黃冠芳、劉黑仔（？-1946）、曾鴻文等人奉命率眾進入新界，組織民兵。
1942年2月3日，中共將派進港九地區嘅幾支遊擊武工隊合編，組成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後改稱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由蔡國樑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政治處主任，總部設在西貢，另有西貢中隊、沙頭角中隊、元朗中隊、市區中隊、大嶼山中隊等各地區分隊。整個港九獨立大隊約有隊員千餘人。他們收集英軍在棄守新界時遺留下嘅武器，並先後肅清新界地區數十股土匪，建立抗日遊擊隊根據地，同時，又建立海上中隊和護航大隊，與日軍開展海上及陸上嘅遊擊戰。
港九獨立大隊曾多次突襲日軍據點，擊斃不少日軍及漢奸。其中海上中隊以糧船灣為基地，經常破壞日軍海上運輸線，擊沉及擄獲敵船多艘。港九獨立大隊曾冒險營救大批盟軍及國際友人，據不完全統計，獲營救人士有英國人20多名（包括從集中營逃出嘅英國軍官及港府官員）、美國空軍機師8名，還有丹麥人、俄國人、挪威人等近百人。他們更營救了不少被困香港嘅文化界知名人士，如何香凝（1878-1972）、茅盾（1896-1981）、千家駒（1909-2002）、廖沫沙（1907-1991）等。他們離開香港，是為免成為日軍嘅宣傳工具。港九獨立大隊又和英軍服務團建立良好嘅合作關係，給他們提供情報及各種資料。
1947年4月，英軍派員到西貢頒贈「忠勇誠愛」錦旗予西貢居民，以表彰他們在日治時期協助盟軍嘅功績。西貢斬竹灣有「抗日烈士墓園」、大埔烏蛟騰村有「抗日英烈紀念碑」，以紀念當地鄉民英勇抗日嘅事蹟。
1941年12月底，日軍佔領香港後，為了囚禁大批戰俘，在香港設立多座集中營，分別設於九龍深水埗（今麗閣邨、麗安邨及深水埗公園範圍內，即九龍深水埗近東京街一帶舊深水埗軍營）、亞皆老街（今香港眼科醫院及九龍城法院大樓）、馬頭涌（今馬頭涌道及馬頭圍邨部分地方），以及港島北角（今電照街遊樂場及英皇道遊樂場）、赤柱（今聖士提反書院及懲教署赤柱監獄部分職員宿舍）。
日軍在深水埗警署設立戰俘營指揮部，並把大約7,000名戰俘送到深水埗集中營囚禁，其餘嘅則被囚禁於北角集中營。其後，日軍將普通士兵和軍官分開囚禁，前者仍留在深水埗集中營，後者就被遷往亞皆老街集中營。由於集中營過分擠逼，加上糧食不足和環境惡劣，以致在集中營內腳氣病、痢疾和白喉等惡疾非常猖獗，尤以深水埗集中營最為嚴重，不少戰俘因得不到適當治療而死亡。1942年中旬，便有數百名戰俘因患病死亡。
日軍佔領香港後，建於1927年嘅深水埗軍營，便淪為囚禁逾萬名被俘軍人嘅集中營，當中英軍為數過半，其餘嘅為印度兵、加拿大兵以及少數華兵、香港防衛軍等。香港重光後，駐港英軍重新使用深水埗軍營（包括南京軍營與銀禧軍營）。
馬頭涌初作馬頭圍，在1938年建成難民營，以收留撤退至香港嘅國民黨軍隊。日佔時期，難民營變為集中營，主要囚禁被俘嘅印兵。由於日軍並沒有履行《日內瓦戰俘協議》，給予戰俘適當嘅看待和照顧，大部分被囚戰俘均處於飢餓及疾病交迫之中。
亞皆老街集中營位於亞皆老街、太子道、科發道一帶，本用作收容難民，日軍佔領香港後，用以拘留被俘印兵。據在囚戰俘憶述，當時營內囚禁約1,000多人，其中700人為印兵，戰俘試圖維持營內秩序，卻經常因為糧食分配等各種問題爭論不休。隨著有戰俘成功逃脫，日軍對戰俘管理更加嚴密。1942年，日軍重組戰俘營，亞皆老街集中營改作拘留被俘軍官，原有嘅印兵及華兵，被遷往別處；加兵及英國海軍軍人，被遷往北角集中營。重組後，亞皆老街集中營拘禁嘅戰俘多為軍官，另外有一百多名其他軍階嘅士兵，主要為勤務兵及炊事員。1944年，亞皆老街集中營嘅戰俘被遷往位於深水埗嘅收容所，同年，原來嘅印兵又被移回亞皆老街集中營，直至戰爭結束。
據說，英軍軍官何禮文（Ronald Holmes，1913-1981）曾經計劃從窩打老道地下排水系統，進入亞皆老街集中營，從而跟被囚戰俘接觸，並計劃請求東江縱隊協助，組織他們集體逃亡，但計劃因風險過高而告吹。聖德肋撒堂神父曾獲准前往Ronald Holmes集中營，主持彌撒等天主教儀式。
赤柱拘留營位於港島赤柱半島，約為今天聖士提反書院及赤柱監獄外圍一帶，主要囚禁白種戰俘家屬。據統計，當時約有2,800人被拘禁於此，其中約有2,325人至2,514人是英國人；成年人口中，1,370名為男性、858名為女性；16歲或以下人口中，286人為兒童，其中99人不滿4歲，港督楊慕琦亦曾被囚禁於此。
赤柱拘留營幾乎所有建築物，都用作囚室，除教室以外，聖士提反書院嘅禮堂、教師宿舍、科學實驗室及多間平房，皆住有大量被拘留者。赤柱監獄嘅獄長及監獄醫生宿舍被改建成為日本集中營總部，其歐洲警寓所平均住有30名被拘留者，印度獄警寓所平均住有6名被拘留者，單身印度獄警宿舍被改建為白沙灣Tweed Bay醫院。
北角戰俘營位於北角電照街遊樂場及英皇道遊樂場部分土地上，戰前這裏是難民營，日佔期間主要關押加兵及英國皇家海軍俘虜。1941年12月18日晚上，這裏已經成為關押非華裔平民以及在灘頭堡、渣甸山及黃泥涌峽等戰役中被俘嘅西旅先頭部隊嘅營地。後來，英國皇家海軍戰俘被轉往深水埗集中營，只有加兵戰俘仍留在這裏。1942年9月26日，加兵戰俘亦被轉往深水埗集中營，北角戰俘營關閉。
1945年8月16日，昭和天皇（1901-1989，1926-1989在位）
發表終戰詔書翌日，被拘留者得以獲釋。約兩星期後，英國艦隊遺送走被拘留者，數星期後，拘留營被關閉。
神風洞位於南丫島索罟灣至蘆鬚城之間海濱，為一些在日佔期間挖掘嘅山洞。日軍挖掘此等山洞，用作收藏自殺式快艇，名為「震洋特玫摩托艇」，簡稱震洋艇。日軍計劃出動震洋艇撞擊駛過嘅盟軍戰艦，並與之同歸於盡，日本海軍對這種自殺式作戰部隊稱為「震洋特攻隊」，但計劃還未執行，戰爭已經結束。這些山洞並沒有正式名稱，後人以其作戰手法如同神風特攻隊，遂名其為「神風洞」。
第二次大戰末期，德國、英國、意大利及日本皆有發展特攻摩托艇，其中以日本嘅震洋艇較為出名，是由其海軍少將黑島龜人（1893-1965）提倡。當時黑島龜人擔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1884-1943）嘅重要參謀，為偷襲珍珠港及進攻馬來半島嘅主要策劃者之一。1943年7月，黑島龜人調任軍令部二部部長，開始構思以最小損失取得最大戰果嘅武器，8月他提出了「必死必殺戰法」，所謂必死，就是生存機率為零嘅犧牲式作戰，由此確定了震洋艇嘅基礎。
1944年中期，日本海軍開始設計和開發震洋艇，共生產了6,200艘震洋艇。震洋艇長5米、闊1.2米，船身以三合板（膠板）製成，搭載豐田汽車引擎，船頭安裝撞擊引爆裝置，以引爆艇內嘅250公斤高爆炸性炸藥。當發現敵方船隻時，震洋艇便從洞內滑出海面，撞向敵方船隻，並引爆炸藥，通常是由多艘震洋艇同時出動，以狼群圍攻獵物方式，完成自殺任務。
日軍組成震洋特攻隊共147隊，其中第35、第36及第107隊駐守南丫島，他們在沿岸挖掘出20多個山洞，每個山洞大小略同，深度約20米，用以收藏震洋艦。隨著日本在1945年8月宣佈無條件投降，部署在香港準備出擊嘅震洋特攻隊沒有取得任何戰果。香港光復後，英軍把日軍部署在香港嘅震洋艇悉數銷毀。
今天在索罟灣嘅神風洞，洞口大多已不是直接面向大海，有些已被山石淹蓋，因而較少被人發現。據估計，灣內能確定位置嘅洞口有12個，大致可以分為3組；第1組共4個洞穴，在已荒廢嘅蘆鬚城學校南面家樂徑路旁，其中1個洞口放置了介紹牌；最接近蘆鬚城學校嘅1個洞穴口已長滿植物，洞內有蝙蝠棲息；其餘兩個洞口則已被填封。第3組共4個洞穴，在水泥廠及廢船廠後面山坡下，水泥廠後面嘅洞穴長期被水淹浸，另有1個洞穴則被人放置「金塔」，其餘兩個已被填蓋。
1942年，隨著日軍在各個戰場陣亡士兵數量越來越多，他們提出了「一朝戰死，忠靈報國」嘅宣傳口號，開始推行「忠靈彰顯運動」，建築忠靈塔作為陣亡士兵墳墓，是這個運動嘅其中一個部分。日軍特別在香港興建一座忠靈塔，以紀念侵襲香港期間陣亡嘅士兵，並於1942年2月9日下午奠基。忠靈塔建於寶雲山山頂上、灣仔峽與馬己仙峽之間，約為灣仔至金鐘之間對上位置，當時未有太多高樓大廈，該位置在維多利亞港兩岸大部分地區均可看到，建成後將成為香港地標。日佔總督磯谷廉介委派改建總督府嘅年輕工程師藤村清一負責設計。忠靈塔擬高80米，重900噸，以打算修建港督府嘅大麻石作為建築材料。興建忠靈塔地基時，連同一把日式長劍埋在塔底，以祝願日軍戰無不勝。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時，忠靈塔仍未建成。
1947年2月26日，香港時間下午4時29分，忠靈塔被港府以爆破方式拆毀，惟埋在忠靈塔下嘅長劍，卻不知所終。忠靈塔嘅地基仍然保存，於1951年在其上興建金馬倫大廈，門牌地址為馬己仙峽道34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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