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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川之役是明朝中央政府於正統年間與雲南麓川土司之間發生的戰爭。麓川平緬宣慰使思任法向鄰近土司出兵，意圖恢復麓川強盛時期的版圖，而此舉威脅到了明朝西南邊疆的安全，於是戰爭爆發。
本條目中所描述之日期，除公元紀年及特別註明者外，所有日期均按農曆描述。
最初，明朝只是調遣雲南地方部隊進討麓川，但沐晟、沐昂等人相繼戰敗。於是明廷於正統六年（1440年），派兵部尚書王驥率領明軍遠征麓川，然而此戰明軍未能擒獲麓川土司思任法，其子思機法又再次作亂。於是王驥又於正統九年（1444年）二征麓川，但仍未擒獲思氏父子。正統十四年（1449年），王驥第三次率軍征討，史稱三征麓川。
明軍最終平定了麓川，鞏固了明朝對雲南的統治，也使得西南邊疆與內地聯繫更加密切；另一方面，明朝為維持軍費開支而加大對中國東南地區的征繳，南方各省又相繼爆發起義，使得大量軍隊被拖入南方戰事，北方防禦空虛，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明軍戰敗也有部分因素源自麓川之役；明朝在麓川之役中實行「以夷攻夷」的政策，激化了西南地區各土司的矛盾，為之後緬甸東吁王朝趁勢而起，萬曆年間爆發的明緬戰爭埋下了禍根，《明史》評價麓川「以一隅騷動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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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川，傣名孟卯，是中國元明時期雲南西部的一個傣族土司政權，在思可法治下占領了滇西緬北廣大傣族地區，勢力範圍甚至擴展到瀾滄江以東[4]。洪武十七年（1384年）歸附明朝，明廷置「麓川平緬宣慰司」[5]。隨後，麓川與明朝爭奪景東、摩沙勒等地，一度爆發戰爭，雖然明朝取得了勝利，但是明廷深入控制雲南邊疆的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並未剿滅麓川[6]。隨後，麓川境內因不滿君主思倫法丟失領土、主張親明[7]，出現反叛勢力，並於洪武三十年（1397年）公開造反，驅逐了思倫法，是為刀干孟之亂[8]。最終思倫法在明朝的幫助下擊敗叛軍，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去世[9]。麓川在經歷叛亂後急劇衰弱，明朝實行「析麓川地」政策，藉機拆分麓川地域，建立了包括木邦府、孟養府、大侯州、孟璉長官司在內的眾多土司政權[10]。
永樂十一年（1413年），思任法繼麓川君位[11]，隨後幾年內數次入貢京師[12]。經過多年休養，宣德三年（1428年），思任法發兵南甸州[13]。此時明朝剛結束對交趾藍山起義和四川松潘起義用兵，人疲馬乏，明宣宗拒絕了沐晟發50,000土兵征討的提議，只是敕諭思任法，並表示事不得已再調雲南官軍和木邦土兵進剿[14]。宣德五年（1430年），思任法趁著孟養內亂，出兵占據孟養[15]。明朝並未有實際軍事行動，反而在宣德八年（1433年）遣內官雲仙到麓川贈予幣物、安撫思任法[16]。正統元年（1436年）三月，麓川藉口木邦侵擾其地，要求免除欠下的2,500兩差發銀，明英宗應允[17]。思任法生性狡獪，不按時上繳差發，明廷稍有包容，反而愈發猖獗，開始向四周擴張，以圖盡復故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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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元年（1436年）十一月，思任法侵占孟定與灣甸，掠殺人口、焚毀城寨[19]。正統二年（1437年）十月，南甸土官上奏，稱思任法侵占了南甸所轄的羅卜思莊[註 1]278個村，希望明廷命令麓川退還侵地[21]。正統三年（1438年）六月，雲南總兵官沐晟上奏，稱思任法數次侵擾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地[22]，自行任命了地方頭目，反叛意圖十分明顯，雲南已調各衛所馬步官軍到金齒一線防禦，請求朝廷派給大軍進討[23]。明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僉事張榮前往雲南，與鎮守雲南的右都督沐昂率川、滇兵39,000討伐思任法，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又遣刑部主事楊寧攜金牌、敕諭信符前往麓川招撫，如不服即進軍[24][25]。同年七月，思任法遣使進貢，以圖延緩明軍的行動，另一方面遣部屬萬餘人奪潞江，殺害明朝地方官軍[26]，又在怒江上造船300艘，擺出奪取雲龍州的架勢[27]。八月，思任法指使部下殺害瓦甸、順江、江東等地的明軍，明英宗怒斥沐晟「玩寇養患」[28]。
正統三年（1438年）十一月，沐晟、方政、沐昂率軍抵達金齒[29]。思任法派部將緬簡在怒江上構築防禦工事阻擋明軍渡江[30]。沐晟遣金齒衛指揮車琳前去招降思任法，思任法詐降，沐晟信以為真，無渡江意[31]。刑部主事楊寧諫言，兩軍尚未交戰就稱降，必定有詐，但沐晟不信，將楊寧打發去督餉[32]。洪武年間刀干孟之亂，思任法時年幼，隨父逃至雲南，作為人質寄養在晟府，沐晟把他當作自己的小孩照顧[33]。二人曾有交情，因此沐晟還是希望能夠將其招撫[34]。
麓川軍緬簡數次前來挑戰，方政希望出戰，沐晟不同意；方政要造船增援江西的明軍，沐晟還是不同意[35][36]。而軍中有多人贊同渡江進攻[37]，方政遂造船60艘，獨率麾下渡江，正統四年（1439年）正月[38]，方政大敗麓川軍緬簡部[29][39]。緬簡率部退入景罕寨[註 2]，明軍指揮唐清、舍人方瑛（方政之子）進擊，麓川軍潰敗，指揮高遠追敵至高黎貢山，共斬首麓川軍3,000餘級[29]。方政乘勝追擊，逼近軍事重地上江[註 3][42]。方政遠攻疲勞，因此向沐晟請求增援，沐晟怨其違反節制、擅自渡江，拒絕出兵[43]。方政追敵至空泥，麓川伏兵四起，以象陣衝擊明軍，明軍大敗，方政戰死[44]。沐晟得知方政大敗，藉口春季氣溫即將回暖，瘴癘復發，於是將堆積的糧草焚毀，倉促撤至永昌，並向明廷請求增援，明英宗調湖廣官軍31,500人、貴州10,000人、四川8,500人，令吳亮、馬翔領軍奔赴雲南，仍由沐晟節制[45][46]。正統四年（1439年）三月，沐晟回到楚雄峨𡸮驛[註 4]時，收到明英宗遣使責狀，要其戴罪立功，然而沐晟畏罪，用冷水就食酥餅，發病卒[48][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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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任法擊敗明軍後，東渡怒江，犯景東、掠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攻破孟賴[註 5]諸寨，孟璉長官司等向麓川投降[52]。正統四年（1439年）五月，明朝以沐昂為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參將，率軍100,000[53]，再次進討思任法，在金齒逗留數月[54]。由於思任法將兵力分至各處擴張，明軍得以渡江，在潞江取得小勝[55]，長驅直入[56]。正統五年（1440年）二月，沐昂率軍挺進隴把[註 6]，張榮兵抵芒市，二地距離麓川都城都很近，此時麓川軍截斷了明軍糧道，張榮令都指揮盧鉞發起攻擊，被麓川大敗，張榮戰死，隴把距芒市不遠，但沐昂未出兵救援[58][59][60][54]。還師後，明英宗將吳亮、馬翔逮捕下獄，記沐昂死罪，留其戴罪立功[61][54]。七月，思任法糾集萬人屯駐孟羅[註 7]，進占鎮沅者章硬寨[註 8]，殺掠人民、搶奪象馬，沐昂率都指揮僉事方瑾、指揮柳英、景東土知府陶瓚破其寨，斬首500餘級，思任法退至威遠江，又被威遠土知州刀蓋罕擊敗[64][65][66]。同月，木邦在孟定、孟璉與麓川激戰，斬殺麓川酋長20人、斬首30,000餘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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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五年（1440年）十月，思任法以象馬金銀進貢明朝，致書雲南總兵官沐昂，辯稱事情起因系潞江安撫使線舊法相邀報仇，結果線舊法污衊麓川入寇，這才導致明麓爆發戰爭，求賜哀憐、免加誅戮[68]。明英宗最初降詔同意赦免思任法罪責[69]。十一月，沐昂上奏，提出調120,000大軍征伐的建議，明英宗令兵部集文武大臣複議[70]。
正統六年（1441年）正月甲寅至戊午，明廷進行了為期五天的廷議[71]。刑部侍郎何文淵首先反對征討，稱麓川「南陲一彈丸之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又說「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主張「宣揚聖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仍然頑固不訓，再讓雲南官軍伺機討伐[72]。隨後，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英國公張輔與眾多公候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聯合反對何文淵，認為麓川並非文淵所言「南陲一彈丸之地」，思任法的擴張已經威脅到明朝西南邊疆安全，木邦、車里、八百、緬甸都在看著，不能讓其他土司覺得明朝羸弱，否則邊疆危矣，眾臣主張大軍征討，並推薦了主將人選若干，明英宗同意了征討的提議[73]。第二天，明英宗開始派兵命將[74]。第三天，王驥提出了征討麓川的具體方案[75]。第五天，翰林院侍講劉球上《諫伐麓川疏》，與何文淵觀點相同，主張宣揚教化，並派兵屯墾，且耕且守，還說明朝應將防禦重心放在瓦剌而非麓川[76]。兵部稱西北邊防也是要務，但麓川之徵已有成命，不能收回[77]。反對最為激烈的何文淵、劉球都是朝廷內院的文臣，未曾在邊疆任職，對西南邊疆缺乏認識，並且上疏開篇舉唐虞為楷模，動輒主張崇古效祖，過於迂腐和狹隘，其提議僅從朝廷中心觀出發，無視國家利益、輕視邊疆，因此並未被明英宗採納[78]。
在眾多明清史籍（如《明史》）中，有說法稱宦官王振當權，好大喜功，主張大軍征討，希望通過大勝示威荒服，以此提高個人威信、鞏固地位[79]，甚至將劉球的諫疏壓下不報[80]。還說王驥得知了王振的心思，主動請纓發兵討伐麓川[81][82]。據云南大學教授陸韌考察，王振並沒有參加正統六年（1441年）正月的征麓川廷議，由於劉球在後來得罪王振[註 9]，被打入詔獄而死，明清史家僅憑時間的相關性，就認為劉球因反對征討麓川和得罪當權宦官而獲罪，使得史籍記載麓川之徵的決定過程摻雜了政治鬥爭色彩[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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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六年（1441年）正月，明英宗命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總督軍務，定西伯蔣貴佩平蠻將軍印、任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為左副總兵、都督僉事劉聚為右副總兵，都指揮使宮聚為左參將，都指揮僉事冉保為右參將，太監曹吉祥督軍，兵部侍郎徐晞督餉，王驥推舉太僕寺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為參謀，發兵征討麓川[84][74]。王驥、蔣貴先行前往雲南謀定方略，李安、宮聚領川、貴兵，劉聚、冉保領南京、湖廣並安慶等衛官兵，共150,000大軍開赴雲南，軍餉調動涉及半個中國[85][86]。
正統六年（1441年）八月，思任法遣刀令道等12將，率兵30,000、戰象80頭抵達大侯，準備攻取景東、威遠，王驥令侯璡、馬讓、盧鉞率大理諸衛6,000兵將之擊退，斬首352級[87][88]。王驥率軍抵金齒，思任法遣人乞降，王驥表面答應受降，實際密派諸將分兵多路進攻[89]。隨後鎮康陶孟刀門俸投降，王驥令冉保以5,000人進駐鎮康[90]。冉保遂從東路攻灣甸，隨後進入鎮康，直逼孟定[91]；王驥與蔣貴走中路，抵上江[註 3][92]；曹吉祥、劉聚、宮聚等自下江、夾象石[註 10]合攻，走小路抵上江[94]。十一月，王驥、蔣貴以20,000人圍攻麓川重鎮上江寨，五日仍不克，恰遇大風，遂以火焚之，擊破，殺刀放戛父子，刀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刀孟項，斬首麓川軍50,000餘級[95][96][97]。
正統六年（1441年）閏十一月，王驥率軍由夾象石渡下江，開通前往高黎貢山的道路，抵達騰衝[98]。隨後，留都督李安領兵守騰衝，王驥率軍經南甸至羅卜思莊[註 1]，令指揮江洪等以8,000人為前鋒抵達杉木籠[註 11][99][100]。思任法令陶孟靠者罕心率軍20,000在杉木籠設置連環七營，據險固守[101]。王驥令宮聚、劉聚分兵，從兩側山脊進攻，不下，王驥遂率中軍橫擊，三路齊進，殺靠者罕心、斬首數百級，麓川軍退守都城[102]。隨後，明軍乘勝攻下戛賴[註 12]、隴把[註 6]，抵達馬鞍山，這裡是麓川的軍事重地，麓川布置了三十里的拒馬、壕溝等工事，使得大批明軍難以進入[104][105]。王驥命令中軍待命，讓指揮方瑛率精騎6,000突入馬鞍山，擊敗麓川象陣，斬首數百級[106]。
正統六年（1441年）十二月初，明軍抵達麓川都城[107]，這時的麓川都城是廣賀罕，位於今瑞麗城東棒蚌村[108]。麓川都城建在山丘上，東南依江壁立，思任法在都城西、北兩面三十里內立柵開塹[108]，集結了100,000大軍[109][110]。明軍先以3,000人試探進攻，麓川戰象出壕溝偷襲，被明軍擊敗[111]。麓川又嘗試派兵經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偷襲明軍後方，被方瑛率6,000人擊敗[112]。隨後，麓川又出戰象80餘，衝擊明軍陣地，再被明軍擊敗[113]。這時，東路軍冉保趕到麓川，報告其已匯合木邦土軍人馬，招降孟通[註 13]首領刀門顛[116]。元江同知杜凱也報，其率領50,000車里及大侯土兵，招降了孟璉長官司，攻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2,390餘級[117]。王驥命人守住西峨渡，切斷麓川退路，並通知木邦前來麓川策應決戰[118]。
明軍開始建造攻城器具，為各將安排了攻擊方向以圖環圍齊攻，並派人招降麓川，被拒[119]。隨後，總攻開始，蔣貴攻西中門，王驥攻西北門，李信和曹吉祥攻西南門，宮聚攻西南江上二門，蕭保、劉聚攻東北門，冉保攻東北出象門，李蕡、侯璡往來督戰[120]。明軍形成包圍之勢，攻五日仍不克，又令軍士堆放乾草等易燃物，遇西風時縱火，煙焰漲天，麓川士兵跳江躲避火攻，淹死眾多，城中房屋多被燒毀，麓川大敗，80,000餘人戰死[121][122][110]。思任法父子三人攜妻孥七人、象馬數十，走小路渡瑞麗江，逃往孟養[123]。明軍搜獲麓川的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以及麓川搶來的騰衝千戶印等32顆各地官印[124]。由於當時明朝在麓川沒有任何直屬的政治、軍事、經濟設施，單純依靠土司管理，對傣族為主的麓川地區沒有統治的根基，明軍不能常駐，只得撤出[125]。正統七年（1442年）正月十五日，王驥班師回朝[126]。
留守騰衝的左副總兵李安職責是防護潞江糧道，他看到蔣貴大勝，恥於無功，遂率兵追殺高黎貢山的麓川殘軍，被麓川殘部大敗，遭斬1,800餘級，都指揮趙斌陣亡[127][128]。
思任法逃至孟蒙[註 14]時，又被木邦陶孟刀垠送襲擊，逃往孟廣[註 15][130][131]。緬甸宣慰以速剌此時也起兵準備攻打思任法[132]。於是明英宗承諾，木邦和緬甸誰能擒獲並獻上思任法，就將麓川地與之[133]。
1442年，思任法被緬甸諸侯東敦枝王抓獲，不久後又被東敦枝王進獻給緬王那臘勃底（卜剌浪）[134]。正統八年（1443年）二月，緬王向明朝報告擒獲思任法[135]，緬甸以思任法為要挾，向明朝索求土地[136]。明朝最初同意論功行賞，將靠近緬甸的麓川地劃給緬甸[135]，但王驥數次派人到緬甸接收，緬甸又說要明軍先將思機法殺死，緬甸才能遣送思任法[137]。
正統七年（1442年）六月，思任法之子思機法兄弟三人回到麓川故都者藍[138]。正統八年（1443年）正月，思機法希望入朝謝罪，先派其弟招賽入貢，明朝將其安置於雲南[139][140]。然而原麓川下屬的芒市陶孟刀放革此時倒向明朝[138]，思機法又令孟車攻打刀放革，被明朝官軍擊敗，再次逃往孟養，明廷以此認為思機法乍降乍叛、譎詐難測[140]。正統八年（1443年）五月，由於思機法並不安分，出兵侵擾明軍，明廷令王驥總督軍務，蔣貴佩平蠻將軍印、任總兵官，都督冉保、毛福壽為參將，調雲貴川湖官軍土兵50,000，再征麓川[136]。並下令如果緬甸一直不肯交出思任法，就讓木邦討伐緬甸，將緬地予有功者[141]。另一方面，明朝實行以夷攻夷政策，要求緬甸發兵一同征討思機法，並表示事後會將麓川地方劃給緬甸管理[142]；又通知木邦宣慰和孟養大小頭目，要求他們將軍隊駐紮在貢章[註 16]，和官軍一起進逼緬甸（威脅其交出思任法）、圍剿思機法，戰爭結束會將打下來的土地交給他們管理[144]。
正統八年（1443年）七月，思機法從孟養回到麓川，向金齒明軍送出信件，希望納款稱降[145]。正統八年（1443年）十月，思機法遣頭目刀籠肘攜其子哀准到金齒告降，王驥表面答應刀籠肘，讓其復命思機法，實則為了安撫思機法防止再次逃跑[146]。
正統八年（1443年）八月，王驥大軍在騰衝集結，王驥致書緬甸，要求遣送思任法，緬甸則向王驥索要金幣和土地，並要明朝派高官前往緬甸接收，明將郭登主動請纓，前往緬都阿瓦，緬人同意在冬天把思任法帶到貢章[註 16]交付明軍[147][148][149]。十二月，郭登自緬返回，這時有人嫉妒他的功勞，就商議讓其守沙壩[註 17][149]。緬甸丞相莽剌扎用樓船載著思任法前往貢章，但到了貢章未見郭登，遲疑不敢交付明朝[149][註 18]。王驥認為緬甸在騙明軍過江，然後斷絕明軍退路，指揮李儀夜觀天象，熒惑犯輿鬼[註 19]，認為緬甸可伐[152]。
正統九年（1444年）二月，王驥與蔣貴、沐昂分五路兵前進，緬甸也做好了開戰的準備[153][154]。王驥打算依仗大軍擊敗緬甸，但是看到緬軍聲勢浩大，難以一舉擊潰，到時候又會多一個和麓川一樣的敵人，此時木邦宣慰統兵萬餘，駐紮蠻江滸，也在窺探明軍陣容[155][156]。王驥於是改口說要犒師，稱木邦宣慰「忠義」，賜給牛酒，木邦心生感激，表示誓死效忠[156]；另一方面又令蔣貴派人潛水渡江，焚毀緬軍數百戰船，大戰一晝夜，明軍未勝，緬軍帶著思任法退走[157][158]。蔣貴之子蔣雄過江追敵，被緬軍截斷後路，自刎[159][160]。緬甸要求明朝將麓川劃給木邦，將孟養、戛里劃給緬甸，還要讓明軍剿殺思機法以及招散（八百大甸宣慰[161]），才肯交出思任法，如果思機法不死而交出思任法，思機法會來報仇[162]。於是，王驥進攻者藍，搗思機法老巢，思機法逃走，王驥俘獲思機法妻子及部眾九十餘人、象十一，班師[163]。王驥此役未擒獲麓川首領思任法與思機法，戰略目的沒有達到，卻仍向朝廷告捷[164]。
正統九年（1444年）十月，明朝在麓川故地設置隴川宣撫司，以歸順明朝的原麓川頭目恭項為宣撫使[165]。正統十年（1445年）七月，思機法派下屬刀怕囊搶走了恭項的隴川宣撫使印信[166]，刀怕囊隨後被芒市土司剿殺[167]。
正統十年（1445年）七月，緬甸宣慰以速剌通知沐昂，表示會在十月末將思任法送至貢章[註 16]交給明朝，要求將木邦所轄的眇顙劃給緬甸管理[168]。木邦同意將眇顙劃給緬甸，用以交換思任法[169]。部分明朝文獻則稱是雲南巡撫楊寧將孟養地許諾給緬甸，隨後緬甸同意交出思任法，由於思氏占據孟養，緬甸未能實際獲得[170][171]。另據緬甸正史《琉璃宮史》記載，緬王那臘勃底（以速剌）要中國軍隊幫助攻打占據央米丁造反的緬甸高官明艾覺廷，明朝派四名大臣和10,000騎兵不戰而降央米丁，明軍回到阿瓦，多岸發（思任法）服毒自殺，緬王將多岸發屍體交給中國軍隊帶回[172]。不過該說並未見於明朝史籍，思任法也不是服毒自盡（見下）。
正統十年（1445年）十二月，雲南總兵官沐斌遣千戶王政前往緬甸接收，恰逢日食之日，天色昏暗，巫師預言「天兵至矣」，以速剌畏懼，不敢再作要挾，將思任法及妻孥共32人交給王政[173]。思任法在路上絕食，即死，王政將其斬首，首級送往京師[173]。隨後，緬甸宣慰以速剌奏求孟養、戛里地，並請明朝派軍剿滅思機法，明英宗則要緬甸自己攻打、剿滅思機法，然後才能獲得其控制的地區[174]。木邦宣慰罕蓋法求領麓川故地，明廷以已設隴川宣撫司為由拒絕，而將孟止[註 20]劃給木邦[176]。
思機法逃至孟養，開始發展自己的勢力[177]。此後數次向明廷乞降，遣頭目刀孟永入貢，用悽慘的措辭講述自己已經「無地逃死」，只求「乞貸餘生」[178]。明英宗下令接受思機法入貢，寬恕其不死[179]。但王振卻心感不滿，要求思機法親自進京謝罪[180]。
正統十二年（1447年）四月，黔國公沐斌上奏，稱他派遣千戶明庸攜詔書招諭思機法，許以升賞，思機法以其弟招賽未歸為由，不敢前往明朝[181]。明朝原將思機法之弟招賽安置於雲南，正統十二年（1447年）五月，因其親信孟車曾參與叛亂、攻打芒市刀放革，不知其是否會作亂，就命招賽入京，授為頭目，賜給月糧、房屋，隸屬錦衣衛系統，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招徠思機法[182]。思機法在孟養並不安分，掠奪緬甸的牛馬金銀，緬甸準備攻打思機法[183]。明廷又命令孟養擒捕思機法，孟養酋長拒不聽令，王振大怒，決定誅滅思氏[184]。
沐斌建議通知緬甸與木邦各宣慰司，召集土兵，一同渡金沙江討伐思機法，自己則率萬餘人駐騰衝協助進攻。明英宗同意了沐斌的提議[185]。正統十三年（1448年）二月，沐斌抵達騰衝，督諸路土兵追捕，思機法受孟養地方頭目刀變蠻支持[186]，避而不戰，緬甸、木邦軍也不肯渡江進攻[187][188][189]。隨後，沐斌以春季氣溫回暖、瘴氣瀰漫，江水上漲難以橫渡為由，加之官軍糧草不濟，於是退兵[190]。
沐斌出師無功，正統十三年（1448年）三月，明英宗又命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總督兵務，都督同知宮聚佩平蠻將軍印、任總兵官，都督僉事張軏為左副總兵，田禮為右副總兵，方瑛為左參將，貴州都指揮同知張銳為右參將，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率南直隸及雲貴川湖官軍、土軍130,000人，三征麓川[191][192]。明英宗秘密囑咐王驥，如果思機法再次遠逃，就將刀變蠻擒住，蕩平其巢穴，思機法如果逃入緬甸，緬人轉而庇護思機法，那就伺機擒捕，要讓蠻眾畏懼，才不枉大軍勞師遠征[193]。明英宗又敕諭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等土司，要求整備兵船、準備糧草，等待調度[194]。
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王驥率軍自騰衝整肅師旅，在干崖造船，乘船順大盈江抵南牙山[註 21]，棄舟陸行，在沙壩[註 17]又造船航行至金沙江達嶺和哈罕渡口[196]。思機法在江西岸設置了拒馬等工事固守[197]。明軍順流下至管屯[註 22]，恰遇緬甸與木邦各領兵十餘萬列於江岸，緬甸準備了200艘船連成浮橋供大軍通行，聯軍合力攻破麓川柵寨，繳獲稻穀40餘萬石[199]。思機法將軍隊布置在鬼哭山、芒崖山，於兩峰上築大寨，築二寨為兩翼，又築七小寨，連綿百餘里[200][201]。明軍兵分夾攻，先破左寨，隨後乘著南風縱火，各寨俱破，思機法及其弟思卜法逃走[202]，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戰死[203]。明軍越過孟養，追至孟那[註 23]，沿途各部落為之震動[205][206]。
隨後，麓川部眾擁立思任法幼子思祿為首領，據孟養為亂[207]。明軍此時疲憊不堪，而麓川難以徹底剿滅，於是王驥與思祿約定，同意許給土目官職管理各部落土人，令其世居孟養，在金沙江邊立石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208]。思祿聽命，王驥班師[209]。王驥未能擒住思機法，於是將孟養許諾給緬甸管理，要求緬甸擒捕思機法[210]。
景泰元年（1450年），雲南總兵官沐璘上奏，稱緬甸已擒獲思機法，又將思卜法放回孟養[211]。同年，木邦再求領隴川宣撫司所轄者藍、景線（麓川故地），明朝改以底麻[註 24]與之[212]。景泰二年（1451年），思卜法遣使入貢，求管孟養地，明廷以孟養地已許給緬甸為由拒絕，但緬族為主的緬甸在傣族為主的孟養沒有勢力[213]，因此思卜法仍占據孟養，緬甸未能實際控制，思卜法及其子思洪法此後均以「孟養」名號入貢明朝，儼然成為孟養之主[214]。
景泰五年（1454年），緬甸向明朝索要許諾的孟養地，左參將胡志以銀戛等處地方與之，於是緬人將思機法及妻孥六人送至金沙江村，胡志交接後押送京師，思機法在京伏誅[215]。同年，明代宗宣布思卜法有悔過之意，不再征討思氏[216]。景泰七年（1457年），思卜法上奏，稱「不敢如父兄所為」，希望遣使進貢，明代宗賜敕戒諭，並贈給禮物若干[217]。成化元年（1465年），雲南總兵官沐瓚將思任法之孫思命法送至京師，明廷將其安置在登州衛，每月給米二石，《明史》將此作為麓川滅亡的標誌[218]。
孟養思氏後裔對緬甸移交思任法一事懷恨在心，嘉靖初年，思祿之子思倫聯合木邦、孟密南下攻緬，擊殺緬甸宣慰莽紀歲，占領緬地，緬甸阿瓦王朝亡國，思倫立莽卜信守阿瓦，隨後返回孟養[219]。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方派遣永昌知府嚴時泰、金齒衛指揮王訓前往阿瓦調查、曉以利害，諸夷不聽[220]。由於滇東發生安鳳之亂，明朝無暇顧及緬甸，最後不了了之[221]。
思倫滅阿瓦時，莽紀歲之子莽瑞體逃至東南方的洞吾（東吁）[222]，東山再起建起東吁王朝[223]。萬曆年間，東吁王朝數次入侵滇西各土司，爆發明緬戰爭，明朝為了讓孟養思氏能夠聽從節制，在萬曆十三年（1585年）設置「孟養長官司」[224]。但思氏也未能抵抗日漸強大的東吁王朝，終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緬軍攻入孟養，思轟戰死，麓川－孟養思氏政權滅亡[225]。
從明朝整體視角來看，平定麓川維護了明朝對雲南的統治，有利於國家的統一[226]。麓川之役後，明朝也留下了部分軍隊作為軍事移民屯戍雲南，有學者認為人數達120,000[227]，不過實際只有10,000官軍留下，與原騰衝千戶所官軍一起組建騰衝衛，並修築了騰衝城[228]。麓川之役前，西南邊疆地區幾乎沒有漢人，平定麓川後西南邊疆與中國內地聯繫更加密切，開始有漢人移居邊疆，也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229][230]。
明軍每次征討都要求雲南地方供給，王驥行軍又「全無紀律」，甚至藉助戰事橫徵暴斂，對地方經濟造成傷害[231]。明英宗時期，明朝的軍屯崩壞，軍士大量逃亡，此時又發大軍征討，導致「府庫為竭」，國力大為削弱[232]。為維持軍費開支，明朝加大了對東南地區的征繳，麓川未平又有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起義[233]。三征麓川調動大批雲貴官軍，導致「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234]，正統十四年（1449年）王驥班師時，在貴州境內遇到苗民起義，宮聚戰死[235]。明朝花了兩年時間才將南方各省起義壓下[231]。明朝實行以夷攻夷政策處理邊疆土司問題，利用緬甸、木邦、孟養等土司，還許以分地之事，助長了雲南各土司的矛盾，此後雲南各土司之間攻伐不已，為東吁王朝趁勢而起、萬曆年間的明緬戰爭埋下禍根[236][237]。思氏後裔退至孟養，在景泰、天順年間多次朝貢，明廷一直不納，孟養也長期陷於混亂與紛爭中，明廷終在萬曆年間授予孟養官職，但為時已晚，使得這一大片土地淪為異域[238][239]。
麓川之役後不久，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英宗御駕親征瓦剌，明軍大敗，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240]，時人將土木之敗原因歸咎於麓川之役[241]。由於麓川之役及南方各省起義，大量軍隊被拖入南方戰事，北方的防禦力量大為削弱，土木之敗也有部分麓川之役的原因[233]。
明清時期，世人對王驥三征麓川褒貶不一，大多表示反對、控訴王振擅政，「三征麓川」幾乎成了明代宦官專權的典型反面教材[242]。由於宦官王振當權，王驥出征被認為是「黨振邀功」[243]，《明史》評價麓川「以一隅騷動天下」，麓川之役則「老師費財」[244]。此外，《明史》還記載了會川衛訓導詹英彈劾王驥的內容，稱其「師行無紀」、「彷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洛宣、翟亨等」，又「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與李宓戰敗、楊國忠（暗諷王振[245]）聞捷無異[246]。高岱認為，麓川之役是小題大做，本來用雲南官軍就可制衡，卻舉國之力發大軍征討，導致西北防禦空虛，稱麓川之役「窮疥癬之爬搔，耗腹心之元氣」[247]。王賡武在《劍橋中國史》說，明朝的敵人是北方的瓦剌，安撫麓川才是正確的選擇，即使迫不得已也不應該把戰爭當做解決西南問題的手段，明朝還未從交趾藍山起義中恢復過來，就發起了勞民傷財和不必要的麓川之役[248]。雲南大學教授陸韌認為，「《明史》對麓川問題記載失誤和歪曲達到了頂點，影響很壞」，清朝史家帶有嚴重的朝政中心論特徵，片面引用史料，缺乏應有的邊疆觀和疆域主權意識，造成許多清朝、甚至現代學者[註 25]對麓川之役的評論「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鬥爭的視角考量邊疆問題[242]。
也有部分學者讚許討伐麓川，如谷應泰稱王驥、蔣貴開疆拓土「勛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卭笮者乎？」同時指責世人評判武將不應太苛求，對史籍記載麓川之役勞民傷財、王驥加冠僭越忿不平[250]。王世貞認為，明朝罷征交趾才導致麓川桀驁不馴，如不討伐誅滅麓川，大土司不斷蠶食小土司，到時中國西南邊疆不保[251]。張志淳也認為，王振雖作惡多端，但是主張征討麓川卻是正確的決定，否則西南邊疆將會烽煙四起，「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252]。
還有學者認為麓川應該征討，但不應一而再、再而三的發兵討伐。如談遷稱，第一次征討麓川很有必要[註 26]；思機法逃至孟養後，用雲南官軍制衡即可，第三次征討完全是王振禍亂朝綱、王驥附和權貴，最終「憊西南之民力，褻九廟之神威」[254]。馬來西亞史學家劉奮明認為，明朝可以選擇在1441年擊敗麓川後停手，卻為了抓獲思任法和思機法又兩次發兵征討，明朝官員（指王驥、王振等人）只顧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在各土司中的「面子」，無視北方國防[255]。
王驥第一次征討麓川時，曾請佛道高人詛咒麓川首領，如巫師徐節仙用黑犬等物，行符術咒思任法，有見識的人都取笑這種做法[256]。又有大理府阿吒力僧何清，設壇施法，將思任法、刀招漢父子紮成草人，書有幾人姓名，上枷鐐，並用刀箭砍射驅魂，後隨大軍過江參戰，持幡施法，呼風止雨協助火攻[257]。
據傣文史籍《麓川思氏譜牒》記載，王驥第二次征討麓川，在者藍圍攻思機法。這時瑞麗江上有人用木筏載羊群渡江，木筏被水沖翻，羊群落入水中，守城的麓川軍看到，大喊「羊在江中叫啦」，眾兵誤聽成「漢人在的多啊」（傣語兩音相近），於是造成混亂，麓川軍棄城而走[258][259]。
王驥三征麓川，與思祿在金沙江邊立石為界，是為《王驥誓江碑》，位置在距今密支那二十里的伊洛瓦底江邊，清朝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被英國人所毀。雲南回變前，騰越曾留有拓片，高七尺、寬四尺[260]。
麓川之役後，明軍主將王驥在今中緬邊境地區的傈僳族、景頗族中逐漸神化，到民國初年，已與諸葛亮並列神界。傈僳族相信王驥死後，陰魂上天化作「白馬將軍」，因此在每年二月初八刀杆節中舉行「下火海上刀山」的儀式祭祀王驥[261]。大理白族自治州雲龍縣的白族將王驥奉為雲龍全境的本主，是經濟復興之神，封號「三崇建國雞足佑民皇帝」，職能是發展鹽業並消除疾病。因雲龍地區產鹽，思任法擴張使得雲龍鹽銷路受阻，王驥平定麓川後雲龍蕭條的鹽業又得到振興。雲龍白族在各鹽井建起三崇廟，馱鹽馬幫出行、歸來都要到三崇廟獻祭。每年農曆七月初十舉行三崇本主王驥的聖誕廟會，當地人前往三崇廟為王驥祝壽[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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