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艾倫·羅賓遜(英語:James Alan Robinson,1960年),英國經濟政治學家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學院英語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全球衝突研究教授[1][2]、哈里斯學院皮爾遜全球衝突研究與解決研究所所長[3]。2004年至2015年,歷任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南加州大學墨爾本大學教授。

Quick Facts 詹姆士·A·羅賓遜 James A. Robinson, 出生 ...
詹姆士·A·羅賓遜 諾貝爾獎得主
James A. Robinson
Thumb
2018年
出生1960年(63—64歲)
 英國
國籍 英國
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2024年)
學術背景
母校耶魯大學哲學博士(1993年)
華威大學文學碩士 (1986年)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理學學士(1982年)
博士導師杜魯門·比尤利英語Truman Bewley
學術工作
研究機構芝加哥大學
哈佛大學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南加州大學
墨爾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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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遜主要研究導致一些國家繁榮而另一些國家發生衝突的潛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以此研究導致各國差異的原因。他與達龍·阿傑姆奧盧合著了《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等著作[4]

2024年,羅賓遜與達龍·阿傑姆奧盧西蒙·詹森因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繁榮程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5]

教育

羅賓遜於1982年獲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得華威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93年獲得耶魯大學經濟理論和勞動關係哲學博士學位。[6][7]

事業

羅賓遜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以及經濟和政治發展。[6]

2004年,羅賓遜被任命為哈佛大學政府學副教授。後來,他在哈佛大學擔任了講座教授,先是擔任大衛·弗洛倫斯政府學教授(2009-2014年),後來擔任威爾伯·A·考伊特政府學教授(2014-2015年)。[8]2015年7月1日,他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英語Harris_School_of_Public_Policy的九位大學教授之一。[9]他還擁有理查·L·皮爾森牧師全球衝突研究教授的頭銜。2016年5月9日,羅賓遜教授在首次訪問蒙古國期間被授予蒙古國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0]

他在世界各地進行過研究,包括波札那、智利、剛果民主共和國、海地、菲律賓、獅子山、南非和哥倫比亞,他每年夏天都在波哥大的安第斯大學授課。[11]

2023年3月17日,詹姆士·羅賓遜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會見了學生、科學家、社會輿論領袖、金融和經濟界代表以及商界人士。在一次採訪中,詹姆士·羅賓遜談到了在專制國家建設包容性制度英語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問題,殖民主義後國家發展的艱難歷程,有意識地犯下的「錯誤」,[12]並回答了有關其著作中被稱為「棉花之王」的烏茲別克斯坦部分的問題。

倫敦經濟學院結識了長期合著者達龍·阿傑姆奧盧後,他與之進行了廣泛的合作。[13]

研究

《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

羅賓遜與達龍·阿傑姆奧盧合著的《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2006年)分析了民主社會的創建和鞏固。他們認為,「當精英們沒有強烈的動機去推翻民主時,民主就會鞏固。這些過程取決於(1)公民社會的力量,(2)政治制度的結構,(3)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性質,(4)經濟不平等的程度,(5)經濟結構,以及(6)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14]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根源》(2012年),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認為,技術前沿的經濟增長需要政治穩定,比如瑪雅文明就沒有[15](僅舉一例),以及創造性破壞。如果沒有對授予壟斷和寡頭權利的制度性限制,後者就不可能發生。他們說,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因為英國的《權利法案》創造了這種限制。例如,丹尼斯·帕潘於1705年建造的一艘蒸汽船被德國明登的一個船夫行會拆毀。 帕潘去了倫敦,他的幾篇論文由皇家學會出版。湯瑪斯·紐科門在1712年將帕潘的工作擴展到蒸汽機,並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而帕潘於1713年去世,被埋葬在一個沒有標記的貧民墳墓里。[16]

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堅持認為,「國家間的發展差異完全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造成的,並拒絕其他將某些差異歸因於文化、天氣、地理或缺乏對最佳政策和做法的了解的理論。」[17]例如,「蘇聯在追趕世界上一些先進技術方面取得了快速增長(但)由於缺乏創造性破壞,到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後勁不足」。[18]

《自由的窄廊》

在《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2019年)中,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認為,當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粗略的平衡中發展時,自由社會就實現了。[19]

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

達龍·阿傑姆奧盧和詹姆士·A·羅賓遜在他們2008年的文章「收入與民主」中表明,儘管收入與民主之間存在著強烈的跨國相關性,但一旦控制了國家固定效應,並去除了人均收入與各種民主衡量指標之間的關聯,那麼收入對民主就「沒有因果關係」。[20]在「非現代化」(2022年)中,他們進一步論證說,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政治發展的各種路徑,「因為它假設經濟和政治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繫,這種聯繫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制約,並且預設了一個明確的終點——例如,『歷史的終結英語End_of_history』」。[21]

著作

專著

文章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º 5: 1369–401.
  • Robinson, James A. 200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 9, 503-527.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2008. "Income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3): 808-42.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2009 「Re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8): 1043-58.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2022. "Non-Modernization: Power–Culture Trajecto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5(1): 323-339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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