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1884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字彝初(又作夷初),號石翁、寒香,晚年又號石屋老人,男,浙江仁和[1]人,中國語言文字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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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5年,他和鄧實、黃節等人組織《國粹學報》,宣揚發揚國粹與排滿革命。1909年,馬敘倫的恩師陳黻宸當選為浙江諮議局議長。1910年,馬敘倫參加了柳亞子發起的南社。1911年(清朝宣統三年)夏,他跟隨為籌辦浙江醫藥專門學校而赴日本的朋友湯爾和到東京遊玩。在日本,他曾托章太炎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未知其加入與否)。[2]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馬敘倫在故鄉組建民團,進行響應。後來,他任浙江都督府秘書。此後不久,他來到上海和章太炎同辦《大共和日報》,他任總編輯。[3]
1913年,他到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以及北京大學擔任教授。1915年,為抗議袁世凱稱帝,他辭職返回浙江。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他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重任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中,馬敘倫任北京大學教職員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和主席。1920年,在北京大中小學教職員工向軍政府進行索薪運動中,馬敘倫被推舉為運動領袖。1921年6月,他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北京政府改組後,他回到北京,兩次任教育部次長,並曾經一度代理教育部部務。其間,他曾經掩護了李大釗。1923年,他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宣傳部長。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在北京聯合各界人士成立了「五卅慘案後援會」。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馬敘倫因痛斥段祺瑞而遭到通緝,被迫逃回浙江杭州。回到杭州後,他策動浙江省省長夏超響應北伐,反對孫傳芳,遭到孫傳芳通緝。
1927年1月5日,蔡元培與馬敘倫乘船抵達寧波。此前,蔣介石任命他為浙江省政治分會委員,主席張靜江。3月24日,蔡元培在張靜江邀請下,離開杭州去往上海;同車而行的,還有馬敘倫、邵元沖和蔣夢麟。3月27日,蔣介石在楓林橋上海鎮守使署的總部行營,接見了蔡元培、馬敘倫、蔣夢麟;吳稚暉作陪。與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蔣夢麟、邵元沖等下榻在總司令行營。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總司令行營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之預備會議,與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4月2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等8人在上海召開所謂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全體監察委員20人,僅到8人,不過半數),蔡元培任主席,討論清除中國共產黨的行動。[4]4月9日,蔡元培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舉發中國共產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決議非常緊急處置案。馬敘倫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的秘書負責筆錄。4月10日,張靜江派遣馬敘倫和蔣夢麟回杭州,加上一個陳其采,主持浙江省政治分會。這時,杭州也執行「清黨」令,褚輔成、沈鈞儒也被扣。過後正式成立了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馬敘倫兼任民政廳長,陳其采財政廳長,蔣夢麟教育廳長,馬寅初等委員,邵元沖兼秘書長。[3]
1928年冬,中華民國大學院改為教育部,蔣夢麟任部長,馬敘倫第三次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後又回北京大學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發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和華北民眾救國聯合會,並任主席。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倡設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國會,並任主席。1936年秋,他受王崑崙之請,到四川遊說劉湘逼蔣介石抗日。西安事變爆發後,他再次到四川遊說劉湘避免內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到上海,更名「鄒華孫」,專心著述。其間,他雖然生活窮困,但仍拒絕了陳公博以其學生的名義派人所送的錢糧,並拒絕了陳公博提出的出山任職的請求。[3]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馬敘倫投身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12月30日,他和王紹鏊、許廣平、周建人、趙朴初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他當選常務理事。1946年5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支持下,中國民主促進會和上海53家人民團體組成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他任該聯合會的常務理事。1946年6月23日,他參加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到南京呼籲和平。請願團抵達南京下關時,團員們遭到中國國民黨特務和暴徒的毆打,馬敘倫身受重傷,此為下關慘案。事件發生後,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團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連夜到醫院探望。在延安的毛澤東、朱德也發電報慰問。對此,馬敘倫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1946年6月底,國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並鎮壓愛國民主運動。馬敘倫對此嚴詞痛斥。[3]
1947年底,馬敘倫經中國共產黨的幫助,自上海平安抵達香港。在香港,他和王紹鏊等人籌設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港九分會,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出了五一口號,馬敘倫和正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當即通電,表示響應。此後不久,馬敘倫自香港轉入解放區。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對時局的聲明,馬敘倫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當即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並同王紹鏊、許廣平等人以中國民主促進會黨務理事的名義,去函告知正在上海、北平、香港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人士,要求這些人士堅決站在革命的一邊,並指出走中間路線的人乃是和平的罪人。[3]
1949年6月,他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並任常務委員,還任「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的第六小組組長。9月,他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首席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任「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召集人。9月25日晚,在毛澤東、周恩來於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聽取有關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座談會上,馬敘倫首先發言,提出「我們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況一下子是製做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這一提議獲得了與會者的響應,後被接受。[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敘倫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後又任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長。在教育部部長任上,他主導了院系調整。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3]
1950年,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馬敘倫當選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第一任主席。此後,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繼續連任主席。在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上,馬敘倫獲增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此後他還連任第二屆和第三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3]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長,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64年12月至1970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二、三屆中央副主席;民進第一、二屆中央常務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主席。
著有《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莊子義證》、《老子詁》、《石屋余沈》、《石屋繼沈》等。
馬敍倫於1970年5月4日病逝,享年86歲。
學術
馬敘倫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文學、語言學、詩詞等方面均有研究。其學術著作有《六書解例》、《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說文解字研究法》、《莊子義證》、《老子校詁》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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