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婭·莫霍利（Lucia Moholy；娘家姓舒爾茨 (Schulz)；1894年1月18日—1989年5月17日），捷克攝影師、出版物編輯。她的照片記錄了包浩斯的建築和產品，並向二戰後的觀眾介紹了包浩斯的思想。然而，莫霍利的工作很少受到認可，人們常常將其歸功於她的丈夫莫霍利-納吉·拉斯洛或同行華特·葛羅培斯[1][2]。
早年生活
露西婭·舒爾茨在布拉格的一個「德語飛地」[3]的一個非執業猶太家庭長大，她的父親在那裡從事律師工作，位於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部分。[3]她那個時期的日記包括1907年5月10日的一幅圖畫，畫的是她父親從旅行中帶回給露西婭、她的兄弟弗朗茨、母親和祖母的禮物。[3]通過她青少年時期寫的這些日記，可以得知她用英語與美國的筆友通信，閱讀托馬斯·曼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3]隨著1914年緊張局勢升級以及導致世界大戰的事件發生，當時可能在她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的二十歲的舒爾茨「為奧地利戰爭中的家庭」捐款。[3]
教育
早期事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舒爾茨開始在德國威斯巴登工作，擔任當地一家報紙的戲劇評論家。[5]不久之後，舒爾茨搬到了萊比錫。在柏林，她曾在Hyperion、Kurt Wolff等出版社工作，擔任編輯和文案編輯。[6]
個人生活
1920年4月，舒爾茨在柏林會見了最近從匈牙利移民過來的莫霍利-納吉·拉斯洛。[9]他們於1921年1月21日結婚，即她27歲生日。[9]1921年與莫霍利-納吉結婚後，在出版社工作的露西婭為這對夫婦提供了唯一的經濟來源。[9]夫妻倆住在德國德紹包浩斯學校校園裡的那些年裡，莫霍利的日記描述了她對德紹的不滿、疏遠感和對這座城市的嚮往。她描述了二十人的團體如何短暫抵達、相聚然後離開。莫霍利-納吉並不同情她的感受。[9]他們於1929年分居，即離開德紹一年後。[9]
1933年，納粹黨上台。露西婭與一名共產黨議員約會，有一天她外出時，這名議員在她的公寓裡被捕。[10]她逃離了柏林，留下了她所有的財產，包括她包浩斯照片的笨重玻璃底片，這些東西最終落入了華特·葛羅培斯的手中。[11][12]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年後，她被迫逃往布拉格，與家人住在一起。隨後她去了瑞士、奧地利、巴黎，最後定居倫敦。[1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露西婭開始了移民美國的行動。申請文件包括一封來自她哥哥弗朗茨的信，哥哥事業成功，收入豐厚，並願意資助她。[14]莫霍利-納吉向她提供了芝加哥的攝影教授職位。[15]1940年，她申請「非配額教授簽證」被拒絕，理由是「她缺乏教學經驗」。[15]
包浩斯時期（1923-1928）
1919年在德國魏瑪創立包浩斯學校的華特·葛羅培斯於1923年聘請莫霍利·納吉擔任教師。[16]1926年，這對夫婦搬進了包浩斯位於德國德紹新校區的一棟名為「大師之家」的教職員工宿舍。[16]
在這五年中，露西婭記錄了魏瑪和德紹包浩斯建築的內部和外部及其設施，[17][18]以及學生和教師。她的美學是新即物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側重於從直接的角度進行記錄。露西婭的包浩斯照片幫助構建了學校的身份並塑造了學校的形象。[19][20]她在萊比錫視覺藝術學院[19]學習期間成為一名熟練的攝影師。在包浩斯，她還在奧托·埃克納的攝影工作室當學徒。
露西婭和莫霍利-納吉在暗室中嘗試了不同的過程，例如製作照相術。[21][22][23][24]
1925年，《繪畫、攝影、電影》一書僅以莫霍利-納吉的名義出版，儘管她對所有實驗都做出了貢獻。這種缺乏認可的情況在許多出版物中都很明顯。[25]
1938年，當露西婭住在倫敦時，華特·葛羅培斯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展覽和隨附的目錄中使用了大約50張露西婭在包浩斯時期的照片（來自他仍然擁有的她的底片），但沒有提到她有什麼功勞。[26][27][28]
露西婭的工作很難得到認可。她的照片被廣泛用於營銷和包浩斯學校的銷售目錄以及她編輯的包浩斯出版的書籍中。[29][30]20世紀30年代末，她對包浩斯的興趣開始漸長，她看到了許多印有她丟失的照片的包浩斯目錄。[31]葛羅培斯一直在使用她的照片，但沒有註明出處。[32]她多次向葛羅培斯求助，要求收回她的照片版權，但葛羅培斯不斷抗議。露西婭聘請了一名律師來幫助她。[33][30][34]
華特·葛羅培斯和露西婭之間的一些相關信件顯示在「99%隱形」網站上。[35]莫霍利表示，「這些底片是不可替代的文件，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非常有用」，葛羅培斯回答道，「……很多年前在柏林，你把所有這些底片給了我。你會想像這些照片對我來說非常有用，並且我一直在使用它們；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剝奪我的權利。」露西婭回應道：「你肯定不希望我為了起草一份規定返回日期和條件的正式合同而推遲離開吧？沒有任何正式協議比我們的友誼更重要。這是我一直依賴的友誼，現在我也在援引這種友誼。」[36][35]
直到1957年，露西婭才真正擁有了她的原始底片，但即便如此，她也只能找回其中的一部分，即她拍攝的560張包浩斯時代底片中的230張，而根據露西婭自己的卡片目錄，還有330張底片仍下落不明。[37]她1972年出版的《莫霍利-納吉筆記》試圖為她未經許可印刷的作品重新贏得讚譽。[38]她去世後，收集的底片被捐贈給柏林包浩斯檔案館。[39][37]
倫敦（1933-1959）和瑞士（1959-1989）
在倫敦，莫霍利專注於商業攝影和教學。她還出版了一本書，《攝影一百年，1839-1939》，[40]用英文寫成。[41]莫霍利在倫敦科學博物館圖書館為專業圖書館和信息局協會(ASLIB)開展了一項縮微膠捲業務，[42]她縮小了圖書館存儲的照片文件的規模。[42]莫霍利的照片保存在考陶德藝術學院的康威圖書館，該圖書館的檔案（主要是建築圖像）正在更廣泛的考陶德連接項目下進行數位化。[43]
1946年至195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她就前往近東和中東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項目，在那裡她對照片材料進行了攝影複製處理並執導紀錄片。[44]
另見
- 莫霍利-納吉·拉斯洛 (1895-1946)
- 華特·葛羅培斯 (1883-1969)
- 瑪麗安·勃蘭特 (1893-1983)
- 格蕾特·斯特恩 (1904-1999)
- 包浩斯中的女性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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