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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努什·科扎克（波蘭語：Janusz Korczak，1878年或1879年7月22日-1942年8月5日或6日，死於特雷布林卡德國納粹集中營），真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也被人稱為「老醫生」或「醫生先生」，是一位醫生、作家、記者與社會活動家，且曾經是一位波蘭軍官。
 | 此條目沒有列出任何參考或來源。 (2012年6月20日) |
科扎克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教育家，出版過多本關於教育的書籍。他為兒童權利和平等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曾在孤兒院內設立了一座「兒童法院」，讓孩子們自己解決他們之間產生的各種問題。著名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在探訪科扎克創立的孤兒院後說道：「科扎克是一位偉大的人，他有足夠的勇氣相信兒童和青少年，把事關重大責任的艱巨任務放在他們手裡。」
科扎克創辦過一本雜誌《小回顧》（The Little Review），刊登孩子們寄來的文章，讀者也以兒童為主。他是研究兒童心理發展的先鋒。
科扎克生於華沙的一家猶太家庭，父親是身為律師的約瑟夫·哥德施密特（1844-1896），母親是Cecylia Gębicka(1853/4-1920)。科扎克的出生證明原件從未被發現，因此，他的出生日期一直無法確定。科扎克的父親來自波蘭盧布林地區，母親來自波茲南地區；雅努什·科扎克的父親和外祖父母的墓地位於華沙Okopowa大街猶太公墓。
最初，哥德施密特一家的經濟狀況十分不錯。然而，父親約瑟夫的精神狀況每況愈下。19世紀90年代，約瑟夫被診斷為精神錯亂，被送往精神病院。1896年4月26日，約瑟夫與世長辭。父親死後，科扎克開始教書以扶持家庭。之後，科扎克通過了高中畢業考試，畢業時年齡為二十歲。
雅努什·科扎克在年少時期喜愛讀書。多年後，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陷入了讀書的瘋狂中，整個世界在我的眼前消失了，只有書籍留了下來。」
1898年，他考入華沙帝國大學醫學部。1899年夏天，他來到了瑞士，了解到裴斯泰洛奇（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教學理論和實踐活動。他在學生時代親身接觸了社會各階層人物。他還是Le Droit Humain國際聯盟的成員，該組織的目標是「聯合一切因宗教而隔離的人們，追求真相，向其他人表示尊重。」
1905年3月23日，科扎克獲得醫學學位。同年6月，科扎克被征入沙皇軍隊（波蘭當時正被占領），參加了俄日戰爭。他來到中國哈爾濱市服役，並學習中文。1906年3月底，科扎克回到波蘭華沙。1905-1912年，科扎克在一所兒童醫院擔任兒科醫生。科扎克對工作盡職盡責，對貧困人家只收取象徵費用，但對富庶人家收取較高的費用。
1907-1910/11年，科扎克遊歷國外，到處講學，做義工，訪問慈善機構等。他在柏林逗留了近一年時間 (1907-1908年)，在巴黎呆了四個(1910年) ，在倫敦呆了一個月 (1910 或 1911年)。 在之後的文章中，他寫道「正是在倫敦的那段時間，他決定了他不要建立家庭，而是為了兒童和兒童事業奮鬥。」
1904年，1907年和1908年，他在猶太和波蘭兒童夏令營中工作。1906年，科扎克出版了《畫室中的兒童》，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好評。從此，科扎克成為華沙知名度很高的兒科醫生。1909年，他加入「孤兒救助」猶太協會。數年後，科扎克擔任該機構的主任。
一戰期間，科扎克再次被招入沙皇軍隊，在烏克蘭一所戰地醫院擔任醫師。1917年，他來到基輔附近的避難營照顧兒童。在俄軍服役結束後，他於1918年6月回到華沙。1918年11月11日，波蘭宣布獨立不久，科扎克回到軍隊。這次，他加入的是新成立的波蘭軍隊。1919-1921年波蘇戰爭期間，他在羅茲和華沙擔任戰地醫院醫生，並因工作出色被提拔為少校。
科扎克在早期就關注與培養兒童相關的事務，並受到「新教育」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他強調與兒童對話的重要性。
他出版過與培養兒童教學有關的書籍，並在與兒童一起工作的過程中獲得了一手經驗。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多所大學演講。科扎克強調解放兒童，尊重兒童的權利。科扎克倡導應平等對待兒童與成年人，這個原則也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在科扎克的孤兒院裡，兒童有自治的權力，管理自己的事務。
「孩子像成人一樣有理解和推理的能力，只不過他們沒有類似的經驗而已。」
科扎克聲稱，孩子的空間應該是和他們的同齡人在一起，而不是呆在家裡。他竭盡所能讓孩子堅持自己的信念，讓他們不斷與人交往，為日後的成人生活做準備。他試圖讓孩子們的童年生活簡單快樂——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沒有任何責任。他相信，孩子們應該切身感受周圍的環境，並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孩子不是特殊的一類人，他們也是人。」 科扎克曾寫道。
科扎克把他接觸到的每個孩子都視作自己的親生孩子。他隨後的行為證實了他的這種態度。他不會將自己照顧的孩子分門別類加以特殊照顧。他不認為傳統的家庭結構在社會紐帶中是最重要和最基礎的。他也不認可家庭在保守的天主教和傳統的猶太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科扎克教育理念中的關鍵原素是：
如今，雅努什·科扎克被認為是眾多教育潮流的先鋒。科扎克對兒童權利的理解已成為許多當代作家的參考 。科扎克相信：「改革世界就要改革教育。」 科扎克被認為是「道德教育」的先驅之一，他的教學理念是以實踐為基礎的。儘管他十分熟悉當時的教學潮流，但他在教學中卻反對死板的教條主義 。科扎克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政治和教育派別。
儘管如此，科扎克被認為是多個潮流的前輩。科扎克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學校民主和對話理論上擁有相似的觀點。科扎克培養孩子的方法對二戰後兒童立法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波蘭為1959年發表的《兒童權利宣言》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並起草了《兒童權利公約》文件框架，該公約於1989年被聯合國大會所採納。
科扎克和Stefania Wilczynska共同創立了「孤兒之家」—一所為華沙猶太兒童創辦的孤兒院。1912年10月7日，該機構開始運營，科扎克擔任主任職務。科扎克在該機構任職三十年。1940年10月末11月初，孤兒院遷到Chłodna大街的猶太人區。科扎克來到當地政府部門，抗議搬遷，遭到逮捕。納粹分子將他關在Pawiak 監獄，數週後，科扎克被保釋出獄。
自1919年起，科扎克和Maria Falska共同管理另一家波蘭兒童照料機構——「我們的家」孤兒院。最初，孤兒院位於華沙Pruszków，1928年後，機構搬遷到華沙別拉尼（Bielany）區。在「我們的家」孤兒院，教師採用了富有創新性的教學方法。這兩家孤兒院的孩子年齡在7歲到14歲之間。孤兒院的管理理念是鼓勵孩子們自己管理自己，這裡有「議會」、「法院」、「報社」、「公證處」等機構。1925年11月11日（即波蘭獨立日），科扎克被授予「波蘭重生十字勳章」。
1896年9月26日，科扎克在周刊《Kolce》中首度與讀者見面。作為一名初中生，科扎克不能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文章，所以他借用了筆名"Hen."或後來的Hen-Ryk和「老醫生」等。「科扎克」這個筆名於1898年開始使用，並越來越被人熟知，甚至超過了作者的真實姓名。1898-1901年，他出版了《每個人的閱覽室》。自1900年起，科扎克開始用「科扎克」出版作品，並用這個名字和私人朋友通信。從1901年開始，他開始在雜誌上發表專欄文章。
科扎克一生中寫了24本書和1400餘篇文章。教學文章包括：《如何愛一個孩子》 (1920)、《教育時刻》 (1924)、《當我再次成為小孩》 (1925)等。在兒童讀物中，《馬特國王一世》和《孤島上的馬特國王》深受歡迎，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
1937年，科扎克被波蘭文學研究院授予學術金獎，以表彰他在文學方面做出的貢獻。在二戰期間，他保持寫日記的習慣，記錄下他所處的環境和戰爭經歷。
在教育領域裡，科扎克採用了當時最流行的方法。他創辦了青少年報刊《小回顧》 (1926-1939)。該周刊是華沙報刊《我們的回顧》的補充。1926年10月9日，首刊與讀者見面。從1930年開始，Jerzy Abramov開始擔任報刊的編輯，他也是科扎克的秘書。
20世紀30年代，反猶太情緒嚴重，儘管如此，這份報刊依然堅持發行。1939年9月1日，報刊停止發行。
作為一名出色的教育工作者，「老醫生」在電台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他有自己獨特的和年輕聽眾談話的方式，向他們傳授重要的事情。1936年，由於日漸增長的反猶情緒和與之相關的外部壓力，「老醫生」的教育節目從電台上撤了下來。兩年後，科扎克回到節目中，和波蘭電台的聽眾們對話。
二戰爆發後，作為波蘭軍官的科扎克志願加入軍隊服役，但因年齡不符合要求被拒。他在華沙猶太人聚集區度過了有生之年的最後幾個月。友人曾幫助他偽造證件，以便逃離猶太聚集區，但科扎克予以拒絕。在聚集區里，他恢復了寫日記的習慣。整整兩年，他沒有寫過任何東西，他把時間都投入到照顧孤兒院的孩子上。1958年，這本日記在華沙首度出版。日記的最後一篇寫於1942年8月4日。
1942年8月5日（或6日），猶太人聚集區被德國納粹分子包圍。科扎克帶領孩子們在從聚集區前往烏姆斯納(Umschlagplatz)車站，在那裡，他們將被押往死亡集中營。隊伍中包括了大約200名兒童和數十名教師。孩子們緊緊靠在一起，手裡舉著馬特國王一世的旗幟。馬特國王一世是他們的老師編寫的小說中的英雄。每個孩子手裡都拿著他們最喜歡的玩具和圖書。走在隊伍最前面的男孩子們還拉著小提琴。在特雷布林卡，雅努什·科扎克和這群孩子在集中營里慘遭殺害。
1948年，科扎克在死後被授予波蘭復興騎士十字勳章。
雅努什·科扎克既是波蘭人，也是猶太人。他努力將波蘭人和猶太人聯繫得更加緊密。他的母語是波蘭語，也是他寫作的語言。20世紀30年代，科扎克開始學習希伯來語。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對猶太復國運動產生了興趣，與猶太復國青年組織合作，參加論壇。在那段時間裡，他經歷了個人和職業生活中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講，1934年和1936年兩度前往巴勒斯坦化解了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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