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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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都文化，又稱福州文化，是閩文化的重要分支。主要分布於中國大陸（福建福州和寧德）、馬祖列島、日本、美國、阿根廷以及馬來西亞詩巫地區的福州裔華僑社區。它的淵源主要來自古閩越文化、古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閩都文化於近現代隨著福州族群往海外的移民發展，已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一種地方性中華文化，是日本、美國與東南亞詩巫等地福州人社區的主要文化。閩都文化的內涵主要包含了閩語（福州話）、閩劇、閩菜（福州菜）、拗九節及迎神文化等等。[1][2][3]
發展歷史
距今四千五百至六千五百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土著的閩人即殼丘頭和曇石山人形成氏族部落，從事漁、獵活動，並開始了飼養畜類和簡單的農業勞動，崇拜蛇並以此為圖騰。到距今三千一百至三千六百年的青銅器時代，閩地出現大量幾何印紋硬陶。《山海經》稱：「閩在海中。」[4]《史記·楚世家》載，公元前9世紀末，楚熊霜去世後，因三弟爭立，「叔堪亡，避難於濮」。《國語·鄭語》載：「叔熊逃難於濮而蠻。」賈公彥於註疏中指出：「叔熊避難於濮，隨其俗為蠻人也，故曰蠻。」又云：「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為七種，故謂七閩也」；「閩雖與蠻，七、八別數，其本是一，俱屬南方也」。
越人的遷移閩族地區有史可稽的主要有三次。干越被吳滅亡後部分干越族人逃入較安定的七閩。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在越國夫椒之地打敗越王勾踐的軍隊，並派重兵把勾踐圍困在會稽，勾踐被迫「請為臣，妻為妾」，大批于越族人南逃入閩。越王無疆之時，越國出兵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軍，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於楚」。這就是越人的第三次入閩，他們帶來了吳越文化，同原有土著結合成為閩越。《春秋集覽》云：「越人居閩地，故並稱閩越地。」 前110年，漢朝滅閩越，閩越人被強制遷徙到江淮一帶。[5][6]
漢初閩越人已過著「飯稻羹魚」的生活，有鐵製的農具和手工業工具，並會生產荃葛。孫吳歷經六十二年、五次用兵入閩方取得統治，使閩江下游的生產、商貿和海上交通得到發展，閩江上出現「宏舸連軸，巨艦接艫」的盛況。晉太康三年（282），晉安郡郡守嚴高修築子城，鑿東西湖，利於灌溉，農業生產已擺脫火耕水耨狀態。晉朝在附件設立典船校尉，專司造船；還設有溫麻屯等有規模的造船工場。[4][7]
永嘉之亂後，「衣冠南渡，八姓入閩」，福州地區開始大量種植水稻和水果，並能織出上乘的錦緞，陶器工藝也快速發展，壽山石雕已有石豬等工藝品產生；佛教的乾元寺、道教的城隍廟相繼建立。編撰第一部《閩中記》的陶夔、創立郡學堂的虞願、著作《神滅論》的范縝以及著名詩人江淹等相繼在晉安郡任職。[4]
唐中葉以後，福建觀察使李椅、常袞重教興學，王審知治閩期間大力興修水利，圍海造田，促進農業生產；利用瀕海優勢開闢甘棠港發展對外貿易。同時加強城市建設，先後修築羅城、夾城。大興「四門學」，使福州文風大振。陳衍《閩詩錄》中說：「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到唐始有詩人，唐末五代中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漸昌。」至今福州話中還保存許多唐音。閩王崇奉佛教，福州寺廟大興，「城裡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禪宗五宗的創始人幾乎都與福州有關。王審知的兒子尤崇道教，陳靖姑的「三奶教」在五代閩國盛極一時。[4][1]宋乾道二至八年三科，永福縣人蕭國樑、鄭僑、黃定連中三狀元；宋嘉定元年一榜三鼎甲全是福州人（狀元侯官鄭性之、榜眼福清孫德輿、探花侯官黃桂）；宋朝間福州地區共舉進士二千二百四十七人，居全國各省城第一。[4][1]
歐洲教師在福州辦起十六所教會中等學校，多數附設小學；同時，還有四所官私辦大學、十二所各類官辦學堂。民國時期，福州地區的教育事業有了更大的發展。清代後半葉，福州有一批在全國很有影響的文化人；20世紀20-30年代，福州的文學藝術活動日趨繁榮，閩劇、評話進入了興盛時期。[4][1]
建築
福州的傳統民居建築屬於閩海系建築區中的閩東民居。[8][9]典型的福州傳統民居材料以木構為主，輔以磚石，[10]其平面布局多採用「三合內庭型」，即縱軸上一次安排「門廳—內庭—廳堂—內庭—廳堂—……」，以主廳堂為核心，主廳堂有三開間、五開間或七開間的，天井兩側是廊廡。大型的民居往往採用在軸線兩側重復模式單元來橫向擴展成多橫多進的院落，而有時則是在兩側配以護屋或花廳，花廳是休閑會客之處，多以假山、樓閣、涼亭、水榭裝點成小型的私家園林。[9][11][12]福州民居結構上多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由柱承重[10]，挑檐則是扁作直梁式的插栱挑檐。[13]
福州民居外觀上最顯著的特徵是馬鞍形封火墻（五行山牆）、大門等結構，它們也是福州和閩東地區所特有的。福州的封火山墻採用馬鞍曲線型，墻體高大、隨著梁架起伏，兩端翹起，動勢強烈，也被稱為馬鞍墻或馬頭墻，這種墻體形式在中國除閩東外的其他地區幾乎是不存在的，[10][14][15]墻體用牡蠣殼灰或石灰塗抹成白色，而墻頭和翹角都施有彩繪雕塑，有些雕塑包含了大量與海洋有關的元素。[14][16][17]波浪般連綿的馬鞍墻曲線在20世紀中葉之前構成了福州城市天際線的輪廓。[14][15]福州民居的大門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插拱支撐單坡屋頂形成似為門罩的雨罩，另一種是採用三間六扇門或明三暗五六扇門，門廊寬敞，施雙坡頂、兩側由封火墻延伸出牌堵，[14] 大門後用一扇插屏門隔擋第一進院落，[11]第二種大門的中間正門僅在重大儀式時打開，平時進出都走兩側小門。[18]建築中的門窗、斗拱、梁架等部位常常修飾以精緻的木雕。[11]
宗教
福州宗教的發展不僅廣泛容納了全國各民族的多神宗教，而且較早地傳播外來的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尤其是佛教禪宗五宗的創始都與福州密切相關。至今福州民眾中仍延續著多神的信仰，許多社區和村莊還有自己的地方神，每年福州各地都會舉行規模盛大的迎神和游神活動。[10]福州迎神、游神活動是農曆正月的重要習俗活動，常常在正月初十到十五這段時間內舉行，活動多以村或社區為單位，有時幾個社區也會聯合迎神，具體儀式是將神祇塑像接入大轎中，並由人抬著在社區街道上巡遊，而當地百姓往往會夾道迎接或觀看，信徒則會燒香放炮，並在家門口擺設供品，希望迎神隊伍能夠在家門多停留一些時刻。迎神往往是社區一年中最熱鬧的活動之一。[19]除了正月之外，特定的神祇還會有其獨特的紀念日來進行迎神，此外有的神祇的迎神還會中元節前進行。[20]臨水夫人是福州最重要的神祇，其餘武夷王、白馬王、開閩王、威武王、裴仙師、董真君、許真君、扣冰祖師、法主真君、五福王爺、懿德夫人等地方神祇，也都在福州享有盛名。福州的道教始於公元3世紀，10世紀五代閩國時期福州成為閭山派的中心，道教大為興盛。到了清朝道教被朝廷抑制[21]，但福州的道教與民間宗教相滲透，仍廣為流行至今，民間信仰的神靈種類繁多，許多社區和村莊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神，有人估計福州各地的神靈多達上百種，其中還包括了福州典型的榕樹崇拜，如照天君。[22][23][24]
飲食
閩菜（主要指福州菜）是全國八大菜系之一，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形成與發展中，不斷吸收外來的養分。南宋以後，「蘇杭雅菜」烹調方法的引進，促使福州菜產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五口通商後，福州菜又採納了「京廣燒烤」的特點，豐富自己；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州菜的烹調在擅長用糖、糟的基礎上，融粵、魯、川乃至西洋菜之長，使之躍上新的台階。其特點為味道偏甜、酸、淡，[25]尤其重視湯的烹製，有「一湯十變」之說，烹調方法上則以溜、蒸、炒、煨、燉最為常見。福州菜常用的典型調味料有蝦油、紅糟等。[26]傳統福州菜常以蝦油取代食鹽和醬油等作為鹹味調料進行烹飪，而其注重清淡、鮮香的特點也決定了福州菜極少使用像辣椒一類的辛辣調料。[10]福州菜著名菜餚有佛跳牆、紅糟雞、淡糟香螺片，雞湯汆海蚌等。[26]近代福州菜重要發源地之一為創建於清代中後期的福州聚春園餐館，佛跳牆也是由聚春園的廚師鄭春發所發明的。福州菜中還有大量的著名小吃，如魚丸、扁肉燕、鼎邊糊、線麵、光餅、拌麵、蠣餅等，其中很多都有很長的歷史。福州菜還被福州移民帶往了台灣、日本、北美、東南亞等地，在全球許多福州人社區，比如馬來西亞霹靂州的實兆遠與砂拉越州的詩巫、美國紐約華埠等地，都能見到福州菜，[27]
戲劇
閩劇是用福州話演唱、念白的福建地方戲曲劇種，流行於以福州市為中心的閩都地區，也傳播到閩北、閩中以及台灣和東南亞各地。閩劇形成於清末，興盛於民國年間。閩劇大量吸收福建民間兒歌、俚語、諺語、歇後語等，鄉土氣息濃郁。閩劇的音樂唱腔由粗獷激越的「江湖調」、通俗平暢的「洋歌」、典雅婉約的「逗腔」以及清新活潑的「小調」這四大類組成，其中前三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弋陽腔、崑曲和徽調的影響，並保留著高腔的幫腔形式，後台幫腔叫做「掏嶺」。演唱時男女均用本嗓，其特點是高昂激越，樸實粗獷，但也有細膩柔婉的唱腔。主要管弦樂器有橫簫、嗩吶、頭管、二胡、椰胡等。打擊樂器有青鼓、戰鼓，大、小鑼，大、小鈸，磬等。傳統閩劇的場面一般只有七個人，俗稱「七條椅」。早期閩劇的角色分行比較簡單，儒林班、平講班的行當由生、旦、丑三個角色構成「三小戲」，後來吸收徽班、京劇的分行，角色漸趨完整, 增加到七個，曰「七子班」，再到九個，稱「九門數」。隨著行當的細緻化，又逐漸發展為「十二角色」。[28]
貿易
漢高祖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州），始設東冶港。在東漢前期，東冶與中南半島已經開闢了定期航線，來自中南半島的商品皆在此集散轉運「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至今遂為常路」。
中唐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中斷，對外經貿文化交流重心逐漸向東南沿海轉移，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經濟、文化中心，並與廣州、揚州並列為唐代三大貿易港口。當時和福州港有交通往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有：琉球、日本、林邑、赤土、真臘、婆利、新羅、三佛齊、天竺等。將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海外，帶回香水、毛織品、玻璃器皿、象牙等。第一座橫跨閩江的石橋萬壽橋和江南第一佛福清瑞岩彌勒石像，也都在這一時期建造的[29]。
宋朝福州已普遍種植占城稻並向江浙各地推廣，印刷業十分發達，舉世聞名的釋、道三大藏——《崇寧大藏》、《毗盧大藏》、《萬壽道藏》都在福州刊刻。造船技術達到全國一流水平，而且民間造船業興起，宋紹興十年朝廷下令在福州一次造舟千艘。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在他的遊記中描繪當時福州的情景：福州「有一條大江（即閩江）穿城而過。江面寬一點六公里，兩岸簇立著龐大、漂亮的建築物。在這些建築物前面停泊著大批的船隻，滿載著商品，特別是糖。因為這裡也製造大量食糖……這裡各種物資供應充足，還有許多賞心悅目的園林。出產優質美味的瓜果」。[29][2]
明初福州對外貿易進入鼎盛時期。鄭和七次下西洋都在這裡候風補給。成化十年以後，福州更成為福建與琉球貿易最有活力的港口。福州的造船業躍居先進水平，能造出高大如樓的「福船」。海外又傳入番薯、花生、菸草和玉米等新種，使福州農業生產更加多樣化；特別是長樂人陳振龍引進番薯，不僅有利渡荒，而且提高糧食產量。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日益發展，並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福州的手工業作坊林立，紡織業發達；尤其弘治年間民間織造工人林洪發明「改機」，提高產量、質量，增加花色品種，使福州成為「絲城」。同時，礦冶業、造船業乃至果林業都出現僱傭關係。[29]
19世紀60—90年代，由於歐美茶葉市場的大量需求，福州繁華的茶葉貿易成了福建省重要的稅收來源，1883年後福州一躍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茶葉出口港，馬尾港茶葉出口額最多時占全國茶葉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四。在經濟基礎的支持下，洋務派在福州開始了近代化轉型的嘗試，朝廷批准閩浙總督左宗棠在閩江口岸創立了福州船政。洋務運動中，福建船政獨樹一幟，帶動了福州機械工業、輕工業、交通運輸業以及礦產業的發展。[29][2]
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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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為復興儒學，在「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於海上」。1126年，金朝大軍南下，南宋遷都臨安。「海濱四先生」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在閩中首倡理學，名聞天下。朱熹傳承洛、濂、關理學三學派學說，克服了儒家經典學究化、泥古不化、脫離實際的自身問題，集其大成而為閩學，建立起新儒學體系。閩學作為朱熹的學說思想，後來發展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其思想影響持續到宋之後的各個朝代。隨著宋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宋興，閩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歷卿相不絕於世，舉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閩為首稱。」福州作為八閩首府，書院達37所，朱熹稱「福州之學，在東南最盛」。宋代科舉狀況尤盛。據梁克家《三山志》記載：「由太平興國五年，至今淳熙八年，凡二百有二年，以科目進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何其日盛一日也。」據美國學者賈志揚統計，宋代全國共取進士28933名，福建進士有7144名，占全國進士總數的24.7%，近乎1/4，居全國之首。而福州進士達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據明代朱希召編的《宋代科狀元錄》記載，宋代有文獻可考的113位文狀元中，閩籍約有19位，其中至少8位為福州籍，幾占全省狀元總數的一半。[2]
文學
18世紀的乾隆年間，筆名為里人何求的作家完成了長篇小說《閩都別記》，該小說中大量使用福州話，記錄了許多民間故事、福建野史、風俗習慣、俚謠俗諺等，是福州歷史上最重要的本土文學作品之一。[30]此後，隨著基督教在福州的傳播，又出現用漢字書寫的福州語《聖經》[31]和聖詩（如《榕腔聖詩》）。19世紀中後期平話字發明以後，也出現了用平話字寫成的福州語聖經和其他的基督教相關作品。[32][33][34] 福州語文學的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戲劇，比如閩劇劇本都是用福州語（漢字福州俗字）寫成的。1949年之後，用漢字或平話字編寫的福州語書籍的出版停止了，但閩劇劇本的編寫仍然在延續。[35]已知最早的福州話韻書是明朝晚期的《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後於清朝編入《戚林八音》，清末又出現了《加訂美全八音》。平話字發明後，福州的基督教會編寫了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等榕-英或英-榕向的詞典。
閩江考古文明遺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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