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民族歧視，是指金朝的女真人統治者在制度、政策方面歧視和壓迫非女真人的一種民族歧視現象。女真人在制度上相較非女真人具有優勢，而金朝境內除女真人之外的非女真人被稱為「諸色人」[1]。
漢族情況
自金初以來確立的超遷格[4]，是指在政治制度上專門為女真人「超遷官資」而設立的，令女真人相對於非女真人在仕途上獲得更快的升遷，即使是在論功行賞的特殊情況下，也有所體現。根據都興智的統計，以漢進士和女真進士為例，一般情況下，女真進士及第不到20年就可升至三品，而漢進士則需25年到3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根據統計，女真進士最快遷轉至宰執，只用17年就可以，而漢進士最快者則要24年，女真進士的平均年數是22.7年，漢進士的平均年數是30.7年，兩者相差8年。 可見漢進士進入官僚集團上層要比女真進士緩慢和困難得多。至金宣宗時，因蒙古大軍壓境，才將女真人與非女真人在官資遷轉上的規定一視同仁。
金國統治者對於由宋降金的漢族士人並不信任，所以金國就在1132年創立磨勘法，在政治上對這些漢族士人進行壓制。
劉浦江認為金國的猛安謀克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4%，而州縣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他們各自在官員中所占比例分別為41%和59%，由此可見女真人和漢人在入仕比例上的不平衡狀況[3]。
根據都興智先生的統計，金代三品以上官員可考者共627人，其中女真族344人，占總數的一半以上，而所有被統治民族所占比例還不到一半。金國共有宰執158人，其中竟有101人出自女真族，占總數的近三分之二，而且每個時期都占有絕對多數。
在朝廷上，規定非女真人如果著便服就必須採用女真人傳統的禮拜儀式[6]，否則即要受到懲罰。
當非女真人在和女真人發生法律糾紛時，無論非女真族有沒有犯錯，即使是非女真族的官員也要解職[7]，所以地方官府對女真人是不具有司法權的。[8]
1126年，金國向治下的臣民發布了改俗令：「今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頭髮，短巾、左衽。敢有違犯，即是心懷舊國，當正典刑。」在淮河以北地區納入統治後，也繼續強迫削髮及左衽，所有不達標準的百姓必須處死[9]。 金國在扶植偽齊後，對有關的改俗令稍稍寛容，至1139年廢除偽齊後，再度嚴格執行削髮及左衽[10][1]。
女真在滅遼後，曾經三度大規模遷往漢地，第一次在1133年，完顏宗翰將大批女真人遷往黃河以北的漢族地區[11]，第二次在1141年，規模比起上一次更大，囊括河南及陝西地區[12]，第三次在1156年，篡君自立的完顏亮，又一次將女真人遷往漢地[13]，當時大批女真權貴湧入漢族地區果分土地，後來土地遂漸不敷分配，於是在正隆元年二月開始首次括地，范圍是在中都大興府、山東、河北西路真定府以及中都路平州的閒置土地[14]。同時，金帝國也將中原地區數以十萬計的漢族人遷至上京地區，以充實金源內地，於是松花江以北、嫩江流域及張廣才嶺以東等地區都有漢族人聚居，例如會寧府半數以上的居民是漢族人。[15]
遷往漢族地區的女真人，後來因土地兼併及奢靡之風而導致貧窮化，金世宗為了救濟女真人，開始了大規模土地置換及括地，大定十七年至大定二十一年的括地運動令大量漢族百姓的私田被括地官強取豪奪，當時猛安謀克進行了頻繁的遷徙，從相對貧瘠的土地遷往肥沃的耕地[16]。至金章宗時亦有括地運動，而且規模比之大定年間更大，比如1200年的一次括地就得到了「三十餘萬頃」[17]，相較北宋時各類官田總數僅三十二萬餘頃，入金時稍為增加，金國在此基礎上再增加三十餘萬頃地，增幅驚人[14]，比清初圈地的總數還多，這次括地令廣大漢族百姓對女真人生出刻骨仇怨[14]。 金國多次括地，致使百姓流離失所，另外，女真人的狩獵習慣所需圈占的圍場和牧地，也引致女真人與漢人之間的土地爭端，比如金國皇帝捺缽圍獵要占用大量田地，將都城至捺缽地的沿途道路兩側被闢為獵地[18]。而且女真人的畜牧活動經常恣意侵害民田[19][14]。
土地爭端令女真與漢這兩個民族的關係惡化，在彼來金廷遭受蒙古入侵時，深受括地之害的山東爆發了紅襖軍起義，目的是「仇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20][21]，「種人」是指女真人[14]。
針對不同民族，租收負擔也有所不同，女真人每畝平均0.12升至0.25升，非女真人為平均每畝5.3升。
鹽課居金國財政收入首位，而各地鹽價的差別很大，1198年七鹽司的鹽價分別山東、滄州、寶坻每斤42文；西京每斤28文；解州每斤25.6文；遼東、北京每斤15文，山東、滄州、寶坻三鹽司的行鹽範圍主要在河北、河南及山東，這些地區的居民多為漢族百姓，所以鹽價最高。西京、解州二鹽司的行鹽區域雖有不少漢人，但猛安謀克民戶也不少，所以鹽價就低了很多。遼東、北京二鹽司行鹽區內的居民以猛安謀克戶為主，所以鹽價最低。由此可見漢族人民所承受的鹽課比猛安謀克戶要高得多，這是與金代的民族歧視政策的體現[3]。
渤海族情況
渤海族的地位僅次女真族，因為他們都同為靺鞨人的後裔，渤海源於粟末靺鞨，女真出自黑水靺鞨。金國統治者對兩民族間的同源關係非常看重，將這種關係視為懷柔渤海人的方法。在大定後期，渤海族集團因為捲入了皇室內部的繼承權之爭，失敗後遭到女真統治者的排斥。
契丹族情況
在反遼戰爭中，很多契丹人投降金國，為女真滅遼國出力，所以金初的契丹族的地位要高於「漢人」和「南人」，直至正隆年間因海陵王南征而強制契丹人參軍，於是發生了契丹人起義，導致女真與契丹的關係迅速惡化，契丹起義被平定後，金世宗將參與叛亂的契丹猛安謀克被打散分隸女真猛安謀克。金世宗與廷臣談及契丹人問題時說「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術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尚書右丞唐括安禮回答說：「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世宗又說：「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
後來在蒙古威脅之下，金國為了防患於未然而加強了對契丹的控制[22]，不過並未能成功控制契丹人，後來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就引蒙古為外援。
評價
劉祁：「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23]
元好問：「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為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為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豫腹心之謀者為多；潢之人，以閥閱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系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既分，疏密之情亦異。」[24]
忽必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答：「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25]
相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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