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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大清洗中对远东地区华人的政治迫害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遠東華人集體流配是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華人在蘇聯遠東地區所經歷的強制人口遷移和政治迫害。[1]這些華人既包括在蘇聯的中國客工，也包括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出生的華裔蘇聯公民。[2]:561蘇聯政府視華人為邊境地區的「不可靠因素」。[3]:399儘管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羅斯有超過20萬華工，到1926年蘇聯人口普查時，全蘇聯仍有10萬華人，其中7萬在遠東地區；20世紀40年代，遠東地區的華人則已經幾乎絕跡。[4]:61[5]:73
1926年到1937年間，至少有12,000名華人從遠東地區被驅逐到中國的新疆省，大約5,500名華人移居中亞，此外有3,932人被殺害，至少有1,000人被監禁在科米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勞改營；[6]:53-55即使在今天，科米的一些村莊仍被稱為「唐人街」，因為那裡曾經關押著被流配至此的華人囚犯。[2]:191與對其他少數民族的集體流配不同，針對遠東華人和高麗人的流配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本民族成員執行的。[7]:5在遠東當地的高麗人、華人和日本人被迫離開當地的同時，蘇聯發起了赫塔古羅娃運動，號召婦女前往遠東，以緩解遠東地區的性別失衡問題，從而提高移民的留存率；運動所帶來的移民在遠東的一些地方客觀上取代了當地被大量被逮捕與流配的亞裔人口。[8]:407
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協會整理有一份至少包括2000名旅蘇華人受害者的名單，然而其中的中文原名已難以從俄語記錄中一一辨識。[1]2017年4月30日，旨在紀念蘇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公民倡議「最後地址」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莫斯科辦事處設立一個銘牌，以紀念蘇聯大清洗中的華裔受害者
蘇維埃政權接管遠東地區之後，從本質上仍然沿襲了沙俄對亞洲人的基本定位和限制政策。20世紀20～30年代，人口數量對比的變化和與日本的特殊關系使朝鮮人逐漸取代中國人成為 「黃禍」的主力。隨著日本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威脅與日俱增，徹底解決 「黃禍」問題上升為蘇聯當局的重要課題。[10]:140
根據1858年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俄羅斯帝國從中國手中獲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隨後俄羅斯對這些土地展開了殖民。[11]:35[12]:35然而，隨著俄羅斯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戰敗，遠東地區成為日本覬覦之土地，因而殖民當地以鞏固領土成為俄羅斯的迫切需求。[11]:37由於俄羅斯的國內移民不足，再加上中國對東北與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同樣實行移民實邊政策，中國勞工大量湧入缺乏勞動力的俄羅斯遠東地區。[11]:38
然而，華人人口的增長與遠東地區的對華貿易繁榮，以及其可能對當地未來人口結構的影響，引起俄羅斯當局的警覺。[12]:73因此，當地政府開始採取措施限制華人的跨境活動。[11]:43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俄羅斯當局開始限制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因為他們意識到，儘管俄羅斯征服了該地區，但當地原住民仍然認為華人是該地區的所有者。如1910年考察阿穆爾地區的沙俄外交官V·V·格雷夫所言：[7]:17[13]
| “ | 我把注意力稍微集中原住民與華人的貿易上，目的是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最後從道德的角度，清楚地說明原住民與華人的貿易所造成的危害。華人對原住民的剝削和奴役導致了他們的滅絕……最終，原住民對華人的經濟依賴增進了華人政治影響力。事實上，原住民與華人的貿易使華人成為統治者，同時損害了俄羅斯的政府，而俄羅斯當局的權威絕對是虛幻的。俄羅斯地方政府早就認識到，打擊中國在該地區的貿易和工業是十分必要的。 | ” |
隨著華人的湧入，華人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形成獨立於俄羅斯社會以外的社會，在其中規避俄羅斯當局管控，實行中國的習俗，同時也滋生了犯罪行為。[11]:48同俄國工人相比，華工工資低、易管理、勞動效率高，其不斷湧入俄國境內，較俄羅斯勞工更受到俄國工商業界的歡迎，卻也引起俄國政府和社會的擔憂。[14]:53[15]即便生長於俄羅斯領土上，華人和俄羅斯其它少數民族一樣，通常被認為忠於他們祖先來自的國家——中國，[7]:1其甚者直指華人為俄羅斯民族、國防、經濟等方面的威脅，並提出「黃禍論」。[14]:53例如，探險家弗里喬夫·南森在1914年曾寫道：[7]:1
| “ | 中國人和韓國人都是勤勞穩定的工人，而這裡的俄羅斯人卻並非總是如此。 然後是已經提到的事實，即黃種人是聰明的工匠……中國商人到處都是俄羅斯或歐洲人的成功競爭對手，這是眾所周知的。 而這些品質，正如俄羅斯作家博爾霍維季諾夫所說，比中國陸軍或海軍都更危險。 | ” |
1900年，阿穆爾州的軍事總督尼古拉·戈羅戴科夫下令驅逐該地區的所有華人；他的軍隊在海蘭泡附近包圍了3,000多名華人，迫使他們進入黑龍江，其中只有幾百人倖存。[12]:37-381911年，沙俄以防治鼠疫之名再度封鎖邊境，大規模驅逐遠東華人，十日內至少6,000華人被逐至黑龍江省境內；吉林省歸僑指俄方大肆抓捕不知情的華人，數日內即已經有千餘僑胞被捕，由俄方載船遣返，聞訊華人四散逃回國內；[14]:52由於華人在當地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當時驅逐華人、禁用華工的政策在俄國政商界均有不少反對。[14]:55到1913年，儘管伯力地方議會再將華工列為俄羅斯邊境的主要威脅，但由於華人在當地商業活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當局拒絕對華人採取任何極端行動，而是希望吸引更多俄羅斯勞工前往遠東地區。[10]:139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中國政府在戰爭之初對戰爭持中立立場，俄羅斯當局仍將華人視為德國的間諜，並因此驅逐數千名華人。[7]:30俄羅斯帝國的陸軍最高指揮部聲稱德國從滿洲招募中國間諜，這導致數千名中國商人被驅逐出所有軍事管控區，其中963人被驅逐出莫斯科，[12]:79, 234彼得格勒的華人也在1914年8月4日前被清除出境，[12]:234華人也在是年被禁止進入俄羅斯帝國境內。[7]:30然而，隨著戰爭導致俄羅斯勞動力嚴重短缺，早期阻止中國移民的嘗試被打斷，對中國移民的限制被解除，隨之而來的是華工的到來；[11]:44在此期間，有將近40萬中國工人從中國被招募到俄羅斯工作。[16]:86
隨後的俄羅斯內戰期間，這些華人在戰爭中受到多方的歧視和壓制。例如，大日本帝國支持的謝苗諾夫和卡爾梅科夫政權專門針對中國商人而不是高麗人商人進行搶劫。[17]:22根據中國外交文件，白軍處決了他們俘虜的華人，並在公共場合展示他們的屍體，以此作為恐嚇行為。中國男性經常被圍捕並被槍殺或刺刀處決。紅軍可以說更糟糕：無紀律的紅軍士兵洗劫和燒毀華人村鎮，強姦婦女，隨意殺害華人，囚禁和折磨軍齡男性，拘禁婦女兒童；許多紅軍下級軍官將任何不會說俄語的人視為潛在的間諜或外國特工。此外，在俄的盟軍還隨意搜查中國工人的財物，如果他們認為有什麼可疑之處，就會將華工視為共產黨員，不經審訊就將他們殺死。[18]:112–113在俄華工中，約有5萬人參加蘇聯紅軍，其餘大部分在中國政府、中國紅十字會和旅俄華工聯合會的幫助下返回中國。[16]:86
根據1858年的《璦琿條約》，割讓給俄國的前中國土地上居住的華人仍然是中國的臣民，他們擁有域外權利和豁免於俄國的統治。中國為保護這些權利而進行的外交干預直到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生時仍然有效。[12]:37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推動了俄羅斯華人社會的發展；與前清政府相比，中華民國更加關心海外華人。新政府鼓勵其在俄羅斯的公民組成各種自治團體。[19]:854這些團體在俄羅斯當地註冊後，往往又在北京註冊，其年度報告發送給北京，其主要領導人選由北京任命。俄羅斯政府對這些團體與中國的密切關係知之甚少；由於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管控薄弱，華人社團解決了華人社區內的爭端。[19]:855-856
隨著俄羅斯內戰的爆發，美國和日本在1917年向海參崴派兵保護本國公民；同時，中國官員也紛紛向北京提出派兵護僑的請求，駐海參崴的中國領事陸是元即在其中。[20]:61-621918年4月，中國政府派遣巡洋艦海容號前往海參崴護僑。隨後幾個月里，中國政府租用幾艘客船來疏散該地區的公民。[20]:69-70自1918年以來，中國進一步在俄羅斯西伯利亞部署約4,000名中國士兵，以保護中國在當地的權益。[11]:237, 239[20]1919年，原駐防武漢長江水域的江亨號、利川號、利綏號、利捷號等四艘軍艦也開赴遠東，以維護中國在黑龍江的航行權利。1920年，永健號又被派往海參崴接替海容號，直至1921年初歸國。[20]
在整個蘇聯大清洗期間，中華民國的外交代表處與其他國家不同，並沒有被蘇聯政府關閉。截至1938年，中國在蘇聯有10個領事機構，其中5個在中亞，其餘分別在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赤塔和新西伯利亞。中國外交代表機構的獨特存在，是因為在中日戰爭中蘇聯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但友好的態度並沒有延伸到蘇聯的華人居民身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大多是低技術工人，很多華人從事非生產活動，且或牽涉違法行為，在蘇聯觀感不佳；此外，華人也因與日本傀儡國家滿洲國和日本有聯繫，被視為安全威脅。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為，華人社區對日本人的敵意是日本間諜挑釁煽動謀殺日本國民的結果，將會為日本提供對蘇聯宣戰的藉口。[21]
俄羅斯內戰後，執政的共產黨推出新經濟政策，很快將中國移民吸引回缺乏勞動力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在此期間，大多數在俄羅斯的華人，就像他們在革命前的時代一樣，生活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尤其是海參崴。[16]:86據1926年人口普查，海參崴有43,513名華人，占遠東華人總人口的67%。[22]:26但這個數字可能低估了當地的華人人口，因為它沒有包括有關來自中國的季節性工人的信息。[6]:41當地華人中，98%沒有蘇聯國籍。[23]:10儘管蘇聯政府也將66,202人從歐洲遷移到該地區，不斷增加的華人數量仍對當地經濟產生巨大影響。[16]:86到1920年代後期，華人已經控制了遠東一半以上的商業場所和貿易份額，48.5%的雜貨零售商、22.1%的食品、飲料和菸草由華人銷售。[6]:41
1922年以來，蘇聯政府首先支持與鼓勵華人社團的發展，並在華人社群中推行掃盲教育；[4]:61但與此同時，反華情緒在蘇聯政府內部逐步興起。1926年，外交人民委員部決定不惜一切手段阻止華人和高麗人進入蘇聯領土，因為他們被認為對蘇聯構成威脅。高麗人開始從遠東轉移，同時採取措施將華人從邊境地區「擠出」。[18]:116–1171928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在海參崴的地區代表蓋茨曼撰文稱，中國的經濟實力將削弱蘇聯的政治權威，最終將使俄羅斯遠東僅成為名義上的領土。他進一步提議，每個被驅逐的華工都可以被一個高麗人所取代。[7]:100在沙俄時期參與驅逐華人的阿爾謝尼耶夫則向遠東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蘇聯與中國、蘇聯與朝鮮邊境地區的自由移民應該應該停止，該地區應該充滿來自西伯利亞和歐洲的移民。[4][18]:117
自1920年代後期以來，蘇聯加強對中蘇邊界的控制，採取了以下措施：1）更嚴格的入境安全檢查；2)對價值低於300盧布的出境包裹徵收34%的稅率。當華人離開蘇聯時，他們需要額外支付14盧布的出境費，並接受裸體檢查。華人的匯款受到限制。額外的稅收，包括營業執照、業務、收入、利潤、私人債務、碼頭、學校等，被分配給華人。華人被迫加入當地的工會以被准許工作。[24]:27-28因此，1926年後，由於蘇聯對外國勞工的排斥，以及結束私營企業和消除該地區犯罪的政策，當地華人數目開始減少。[22]:26儘管華人人口減少，但蘇聯政府仍將包括華人、日本人和高麗人在內的亞裔人口視為對國家的主要威脅，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加深日本對蘇聯威脅的背景下。[10]:143
隨著1920年代末農業集體化運動在遠東開始展開，[25]種族關係顯著惡化，強烈的反華反韓情緒導致遠東地區華人和高麗人人口大量外流。[26]在遠東地區，7,978名華人占城市地區擁有房產的人的37%。在中國業主中，有2,372人僱傭至少一名工人。雖然他們大多只做小企業，但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他們的財產都被蘇聯政府沒收了。[27]:90 -91
在遠東的華人與高麗人不同，家眷仍在中國，且不願在蘇聯長期定居，但農業集體化卻強迫華人農民參與，因而引起了華人的不滿。[25]與此同時，政府內部越來越擔心無法控制當地華人；當局承認，他們對未經合法許可來到俄羅斯並以類似方式返回的臨時中國工人的信息知之甚少。他們還抱怨華人將他們在俄羅斯的利潤帶出國外。[27]:90 -91作為回應，政府也拒絕給予華人土地，賤買華人收穫的莊稼，並且驅逐有不滿情緒的華人。[25]1933年4月23日，聯共（布）遠東邊疆區黨委發布《關於必須消除華人集體農莊「階級抵融和反蘇維埃政權成分」的決定》，將華人集體農莊捲入大清洗之中。例如阿穆爾州坦波夫卡區東方工人農莊的主席、主任以及一些組長即被指控從事走私活動。[25]在史達林的統治下，走私是嚴重的政治犯罪，但這些罪行只是逮捕的方便藉口；許多被指控犯罪的人從未越過邊境，而驅逐出境成為控制邊境地區的有力法律工具。[28]:131
1929年5月，在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滿洲軍閥張學良的軍隊突襲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並在領事館扣留了蘇聯公民；作為報復，蘇聯逮捕了一批在蘇聯的中國公民。 1929年7月19日，蘇聯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所有外交官被召回或驅逐回國。蘇聯中止了鐵路通訊，並要求所有中國外交官離開蘇聯領土。[29]:82同時，蘇聯政府強制華人遷回中國；伊爾庫茨克、赤塔、烏蘭烏德等地的數千名華人因違反地方秩序、逃稅等原因被捕。當他們離開俄羅斯時，任何攜帶超過30盧布現金過境的華人都需要向當局支付剩餘部分。1,000盧布現金過境將使他們被捕，所有財物都被沒收。[24]:30
當時的《申報》《大公報》等報章持續報道了遠東華人被大規模拘留的事情。1929年7月21日，《申報》指乘坐火車前往海參崴的160餘名華商被充為苦力，[30]後又在1929年7月24日再指海參崴有大約一千名華人被蘇聯當局拘留，並被蘇聯當局指認為資產階級。[31]東北軍司令張學良也在9月12日電告全國，指「華僑被捕者，均送往前線服苦役，名曰華人工兵隊」。[32]8月12日，該報稱，海參崴仍有1,600-1,700名華人被關押在監獄中，每人每天都得到一塊黑麵包，並遭受各種酷刑。8月26日，該報繼續報道稱，被關押在伯力的華人每天只吃一份麵包湯作為飯菜，其中很多人因無法忍受飢餓而被懸梁自盡。9月14日，該報稱，海參崴又有1,000名華人被捕，至此城內幾乎沒有華人。[24]:319月15日，該報繼續稱，9月8日至9日期間在海參崴逮捕1,000多名華人，估計該市有7,000多名華人在監獄中。[24]:31[33]9月21日，該報稱，俄羅斯遠東地區政府誘捕華人，強迫他們修建黑河和伯力之間的鐵路，被強迫的華工每天只能吃兩片黑麵包，若有工作上的任何拖延，他們都會被鞭打，使他們處於生死邊緣。[24]:31[34]
儘管在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後，蘇聯政府釋放大多數被捕的華人，但由於華人受到蘇聯政府的嚴刑拷打，被沒收的華人的財產沒有被歸還，另加工商困難，物價高昂，生活成本難以承受，被釋放的華人事後全部回國。[24]:31《海蘭泡政治迫害受害者紀念冊》則記載1930年、1932年和1933年共有約100名華人被處死，另外有許多人被判處2年到10年的集中營勞役和3年流放西伯利亞。[1]
1929年的中東路衝突是中蘇邊境人民生活的轉折點，它團結了蘇聯邊境的不同俄羅斯族群，使其一致反華，也促進了邊境地區的軍事化。[28]:155在當時，許多在俄羅斯的華人來自滿洲，[23]:12隨著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附庸國滿洲國後，日本可能會聲稱在俄羅斯遠東的華人是其附庸國的臣民。[23]:12因此，蘇聯政府也在隨後關閉邊境。[35]1935年7月17日，蘇聯政府進一步開始對未經許可前往邊境地區的人進行處罰。[36]:105
儘管進入1930年代之後的人口構成發生了當局樂意看到的變化，但蘇聯並沒有停止徹底解決「黃禍」問題的步伐。對亞洲移民固有的定位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令蘇聯當局最終決定通過 「強制移民」這種極端手段解決濱海地區的人口搆成問題[10]:142。蘇聯當局在1937～1938年是採取強制移民方式，一次性解決長期困擾沙俄及蘇聯的亞洲移民問題，到1939年時終結了濱海地區自19世紀中葉以來延續近80 年之久的亞洲移民結構，也為往後幾十年的人口結搆定下基調。[10]:143-144
1936年4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清退海參崴的華人聚集地——百萬街；行動於1936年5月開始，濱海邊疆區內務委員會在百萬街內搜查並逮捕無證房客、罪犯和妓院老闆，將所有其他中國居民趕出街區，沒收屬於中國公民的所有財產。[36]:105中國外交文件顯示，從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初，蘇聯政府已先後驅逐幾批華人。[6]:471936年5月和1936年6月，由於打擊犯罪和非法移民引起當地華人的恐慌，中國領事館兩次干預蘇聯整頓百萬街的行動。[36]:1051936年的交涉後，考慮到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互助議定書》的對與中國外交關係的負面影響，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下令當地政府避免針對中國人留下口實，並在年底前完成對百萬街的清退行動。[6]:42-43與此同時，海參崴市政當局也許諾為合法的中國居民提供替代住所。[36]:105然而，隨著中日戰爭在1937年升級，蘇聯再度恢復對亞裔人口的大規模逮捕與驅逐。[6]:47
1937年12月22日
哈巴羅夫斯克NKVD致柳什科夫
所有中國人，不論其國籍，若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圖，應立即逮捕。
1937年8月21日，開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所有亞裔人口中最大的族群——高麗人進行強制流配。[6]:47[38]10月23日，隨著內務人民委員部第693號令的公布，哈爾濱白俄被列為繼波蘭人、德國人和韓國人之後的清洗目標。[39]與此同時，蘇聯政府認為，日本關東軍訓練了大量講俄語的華人進入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因此，有必要排除該地區的華人以癱瘓該地區的日本情報活動。[16]:8611月10日，中華民國駐赤塔領事館通報，蘇聯每月向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遷移3萬歐洲移民，以加強該地區的國防和經濟建設，為歐洲人節省空間。為避免華人或高麗人與日本和滿洲國勾結，實施驅逐高麗人和華人的政策。但是，由於與日本的戰爭，該信息並未引起太多關注。[6]:48
1937年12月22日，尼古拉·葉若夫命令遠東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柳什科夫「所有中國人，不論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向者，立即逮捕，不得有誤」。[6]:43-44[37]然而，蘇聯對華人的指責往往並不成立：例如，曾有一個聾啞的華人礦工被蘇聯當局指控為間諜。[16]:8612月23日，葉若夫又下令「同時在邊疆區開展拆除所有華人和其他人的窩點。仔細搜查。窩主和被窩藏人員一律逮捕。對其進行偵查。被揭露犯有反蘇、間諜、走私罪和刑事罪的已獲蘇聯國籍的華人的案件，交由三人小組審理，並對一類和二類犯人實行懲治……禁止其在遠東邊疆區、赤塔州和伊爾庫茨克州居住。」[1][40]在當時，一類犯人即死刑犯，二類犯人被處以處以10年以上集中營勞役，「禁止居住」意味著強制遷移，上不了火車的會被槍斃，老弱病殘則有許多在幾個月的旅途中餓死凍死病死。[1]中華民國在伯力和海蘭泡的領事館分別報告200多名和100多名華人被捕。[6]:43-44
1938年1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鎮壓「民族路線」》的決議，並增加一條單獨的中國路線，將對華人的鎮壓拓展到全國；[21]1938年1月21日，數十名曾在中東鐵路工作的人被槍決於伯力。所有居住在海參崴或邊境60英里（97公里）以內的華人都被迫遷離。[41]:471938年1月12日至13日期間，據報道有20多名華人在海蘭泡被捕。[6]2月22日，駐伯力總領事館表示：「內政管理局連夜派人分乘大汽車搜捕善良華僑又有百餘人之多，其勢洶洶如擒大盜，變本加厲，勢必至拿罄而後止，聞前次被捕之華僑即將發往邊遠苦寒各地，罰充苦工」。「搜捕僑民夜以繼日，並有工作時間將其逮捕者，蘇方咄咄逼人不留餘地，其蠻橫行為等於庚子年驅逐華人故事，淹斃黑龍江內，回憶慘史不寒而慄」。「本埠昨晚起又復大捕華僑，今晨尚在繼續進行中，僅當時不在家中者暫獲倖免，群來領館哭訴，懇請寄宿館中，藉資庇托，……蘇方對我僑胞一再濫捕，以致群情惶駭，不可言狀」。[6]:44-45經過多次大規模逮捕，海參崴只剩下一千多名華人，蘇聯當局隨即暫停一個月的搜查和逮捕。在中國領事館庇護的華人全部離開領事館後，蘇聯當局重新開始搜捕華人；由於蘇聯在中國領事館周圍設置檢查站，使得華人無法返回領事館尋求幫助，這使得海參崴的華人幾乎全部被捕。[16]:87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規模搜查行動分別逮捕2,005和3,082名華人。5月7日，中國駐海參崴領事館報告稱，共有七至八千名華人被拘留；當地監獄華人囚犯人滿為患，加之審訊期間的酷刑，被拘押的華人常有死亡。[6]:44-45到1938年6月，被逮捕的華人人數明顯減少。[21]大部分被驅逐的華人通過哈薩克抵達新疆。[10]:143
1938年1月10日，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余銘向蘇聯提出交涉，要求儘速釋放被捕華僑。次日，中方要求面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司司長，對方稱病拒見。1月13日，有華僑向中國駐海參崴、駐伯力等地的領事館報告，被捕華僑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訊致死者，但蘇聯地方內務部機關態度強硬，不允許中華民國領事機構探視、送食物。1月28日，中華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致電外交部，指出蘇聯大量抓捕華僑「謂其俱犯間諜罪，其孰能信」。[6]:482月6日，《中央日報》刊載蘇俄虐待華僑之信息。[42]2月14日，中華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電告外交部蘇聯大捕華僑、大量掠奪及充公蘇聯華人財產一事：「其剽掠無所不取，酷索錢財，藏匿者以刑相逼，拷斃無算，備極慘毒」。[6]:44-45, 482月19日，《中央日報》再發文聲討蘇聯虐待華僑。[43]2月17日，中華民國駐伯力總領事館介入事件，抗議對被逮捕之華僑刑訊逼供，要求蘇方放人，蘇方不予理會。[6]:44-45, 482月21日，香港《工商日報》亦轉發日本報紙消息，斥責蘇聯虐俄華僑可憤。[44]
自1938年4月18日起，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盧干滋就中國公民在遠東地區被拘留一事舉行為期四天的會談，得出以下七點共識：[6]
然而，蘇聯政府拒絕提供任何書面保證，而中國出於希望在對日戰爭期間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的背景下，也沒有堅持要求蘇聯提供書面保證。[6]同時，蘇聯官員在沒有提供任何被逮捕的華人所犯罪行的證據的情況下，反覆宣稱：[21]
| “ | 我們充分考慮到蘇聯與中國現有的友好關係，認為從中國人中堅決清除這些日本特工，不僅有利於蘇聯，也有利於中國，因為我們在保護中國以及其國家利益。 | ” |
1938年5月20日，蘇聯政府向中國大使館通報驅逐華人的新政策。在中國外交官與蘇聯政府就出售華人財產進行談判時，首批1379名華人便已經從海參崴出發前往哈薩克的阿亞戈茲，在那裡他們將被進一步轉移到新疆。儘管蘇聯的政策聲稱人口遷移需要基於華人自願，但該行動實則仍然是強制的。1938年6月3日，尼古拉·葉佐夫向柳什科夫發出命令。根據該項指示：[6][1]
1938年6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以停止對遠東華人的集體流配。[45]翌日，尼古拉·葉佐夫將實施政策的細節發送給柳什科夫。從6月中旬到1938年底，驅逐繼續進行，因而到1939年，該地區的華人已所剩無幾。1938年11月，中國大使館向蘇聯政府提出釋放中國囚犯的請求，其中又有約1000人獲釋並遣返新疆。[6]
大清洗期間有很多華人被逮捕、殺害和驅逐出境，據計在遠東地區至少有30萬人被全部剝奪了財產、迫害流放，其中20萬人客死他鄉——他們被控罪名包括違反違禁品管理標準、非法穿越邊境及從事間諜等，甚至很多人僅是因為沒錢支付蘇聯居留許可費而被驅逐出境[46]，遠東地區華人社區經過運動後是被徹底掃蕩一空。負責遠東種族清洗後又叛逃日本的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柳什科夫稱，[47]:416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期間一共有11,000名華人被捕，另有8,000名華人被驅逐出境；[41]:47柳什科夫估計，從1937年8月到1938年6月，整個遠東地區有20萬至25萬人受到鎮壓，至少占當地人口的8%，這一比例遠高於蘇聯全國平均。由於華人和高麗人是遠東地區生產力最高的耕種者，華人和高麗人族群的遷移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農業損失。這些因素導致當地未能實現其五年計劃的目標。[41]:51而根據同時期蘇聯政府檔案，從1937年底到1938年初，有數千名華人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1938年5月至7月，蘇聯通過火車遣送11,200名華人，其中前往新疆7,900人，前往哈薩克1,400人，前往遠東各地1,900人。1937年6月至7月，共有4列火車載有7,310名華人移民及其家屬從海參崴埃格爾舍利德火車站出發，經哈薩克前往新疆。一列火車將那些獲得蘇聯公民身份或不想返回中國的華人運送到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境內遠離邊境的土地上。[48]:18另據各州實際抵新人數、國民政府外交檔案、釋放華人決議等證據推算，1926-1937年間，至少有12,000名華人從俄羅斯遠東地區被驅逐到中國新疆省。據1939年的人口普查等證據，大約5500名華人移居中亞。[6]
已知的蘇聯大清洗的華人受害者實則不僅限於遠東地區，遍布於蘇聯各地；他們中大部分都不是所謂的「階級異己分子」，而是不認識俄羅斯字母表的文盲以及非黨人士，卻因為種族原因遭受政治清洗。此外，許多旅居蘇聯的華人共產黨員也受到牽連。出身廣州的張文忠早在1926年便已經加入了聯共（布），並還擔任了列寧格勒州「紅色東方」集體農莊的主席，卻在1937年12月3日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檢察院判處死刑。蘇聯中文報《工人之路》主編周達文也在1938年被捕並處死。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東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華人學者也未能倖免於難，7名學者僅2人倖存。中共北滿黨支部書記馬英等在蘇留學生也被逮捕，甚至連李立三等旅蘇的中共領導人也未能倖免。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逃入蘇聯的幾千名東北抗日游擊隊指戰員，也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以「越境分子」和「間諜」等名義逮捕。[1]根據蘇聯政治恐怖受難者資料庫記載，有3,932名華人在這一歷史時期被殺害，至少有1,000人被監禁在科米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勞改營。[6]同時期蘇聯古拉格的檔案也顯示，截至1939年1月1日，有3,179名華人被關押在勞改營，其中1,794人是中國公民。1942年1月1日，被關押在勞改營的華人達到5,192人。[49]
華人被強制流配後，海參崴的百萬街變成一個鬼城，餐館、鴉片館、妓院再無生意，商店的招牌被拆除，仿佛華人並未在此存在過。[50]此後的半個世紀以來，只有白人才能居住在海參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後。[51]然而，華人的重新回歸則再度引發當地的排外情緒與種族關係緊張。[52]2009-2010年，疑似為大清洗中遇害華人的屍體在當地被重新發現[53][54]。當時在海參崴修建公路的過程中發現了史達林時期的萬人坑[55]。俄羅斯媒體報道稱死者應是1937年「清洗土匪街區」時被殺的中國人[56]。在其中被獲准開挖的地塊發現了495個帶彈孔的頭骨[57]普遍認為還有更多的遇難者。這次被發現的遇難者多為25-35歲的男性[58]。
百萬街所在的街區近年被當地旅遊當局冠以海參崴的「阿爾巴特」之名，高檔餐廳和精品酒店林立，但並未提及老唐人街的歷史。[50]
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協會整理有一份至少包括2000名旅蘇華人受害者的名單，其中詳細記錄了其個人信息，然而其中的中文原名已難以從俄語記錄中一一辨識。[1]2017年4月30日，旨在紀念蘇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公民倡議「最後地址」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莫斯科辦事處設立一個銘牌，以紀念蘇聯大清洗中的華裔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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