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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之一，負責諜報、暗殺等工作，在1938年至1946年間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6年以後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1949年遷台後，總部在臺灣臺北陽明山下的芝山岩，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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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構前身是中國國民黨黨團組織「復興社」下屬的「特務處」。其早期的領導人為戴笠，1946年戴笠死後由毛人鳳繼任。1949年，軍統主要機構撤至臺灣。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灣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之重責大任，並主導調查、取締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2][3]、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4][5]與孫立人等案，牽連之廣，造成衆多白色恐怖冤案。[6][7][8]
1955年，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搜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84年發生江南案，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等人因涉案被捕入獄，國防部情報局再次大改組。[9][10]1985年7月1日，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11][12]
軍統局前身乃為1927年6月成立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胡靖安任組長，蕭烈任副組長，設有總務科、偵緝科、審訊科，成員包括戴笠、徐志強等五十餘人。1927年8月13日，蔣中正宣布「下野」，密查組也宣告解散，但是戴笠、胡靖安等主要成員仍舊繼續為蔣中正效力。1928年1月，蔣中正重新出山，重建密查組；蔣中正命令戴笠以「上尉聯絡參謀」的名義，繼續從事情報搜集工作。
1931年，蔣中正把胡漢民、李濟深、居正、方振武等異端監禁在湯山監獄，激起中國國民黨黨內元老憤怒；4月底，中國國民黨粵方四位監察院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以蔣非法扣留胡漢民為由，通電提出彈劾案，並例舉蔣種種獨裁事實。汪精衛、孫科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入夏，長江中下游與淮河發生特大洪水。九一八事變，東北開始淪陷，各地大學生入京抗議蔣中正之「不抵抗政策」，包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圍困蔣中正，逼迫其抗日。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圍剿中央蘇區以失敗告終。1931年12月15日，蔣中正被迫下野，臨行前命令戴笠成立「聯絡組」，最初成員有張炎元、黃雍、鄭錫麟、馬策、王天木、唐縱等，一面聯繫黃埔軍校學生，向各個嫡系部隊傳達蔣中正的指示，一面繼續搜集各方情報。唐縱回憶，聯絡組「分布各地，聯絡與考核各同學的行為與態度」。蔣中正深感「這個國民黨指揮不動了」，迫切需要一個可堪信任、聽話而有力的組織作為工具，來幫他控制國民黨、控制軍隊和國家。
黃埔嫡系親信於1932年1月獲得蔣中正同意，在南京組織「力行社」，強調擁護蔣中正以建立其「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力行社社長為蔣中正，下設幹事會和監察委員會。幹事會的核心成員有賀衷寒、桂永清、蕭贊育、滕傑、康澤、戴笠、鄭介民、鄧文儀、潘佑強、胡宗南、酆悌、曾擴情、杜心如等十三人（另說應去掉曾擴情、酆悌、戴笠，增加葛武綮、梁乾喬、劉健群，以及周復），號稱力行社（復興社）「十三太保」，其中有八名是黃埔軍校一期。另在醞釀階段，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劉健群建議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組織「藍衣社」，但蔣中正未置可否，被擱置。這個組織的外圍，是「革命軍人同志會」 和「革命青年同志會」，再一層的外圍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社」，即復興社。
1932年2月蔣中正復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戴笠的「聯絡組」擴大職能招入周偉龍、梁乾喬、徐亮、胡天秋、賴申、曹恢先、張兗甫（張冠夫）等，奔波於南京和上海一帶，收集敵我雙方的兵力、傷亡、武器、給養、戰況、士氣、通訊等與戰爭有關的信息，供蔣中正作指揮戰爭的決斷之用。聯絡組每月只有2500元活動經費，力行社成立後經費增至1.5萬元每月。聯絡組駐地是南京北門橋附近的雞鵝巷。其中，徐亮、馬策和賴申負責的內勤工作，張冠夫負責會計庶務；外勤工作有：王天木在平津、黃雍在南京、張炎元在香港廣州、胡天秋在河南山東、唐縱在南昌，戴笠在蔣中正身邊並負責到各地巡視。後來軍統正式形成，追述它的起源，這個小組就成為軍統的鼻祖，也被稱為「十人團」。實際上，聯絡組剛剛成立之時有不少名字，如「密查組」、「十人聯絡組」、「調查通訊小組」等。1942年4月1日，力行社10周年紀念活動之時（軍統內部稱「四一大會」），登上主席台一共十位元老人物，這十個人直接代表了這個組織。
1932年4月1日，聯絡組改為「力行社特務處」；原來聯絡組每人負責一個方向，特務處成立後就都擴大為「組」了。很多人認為力行社是軍統前身，正是這個原因。實際上，特務處一直獨立行事，只是名義上歸屬力行社而已。也正因為如此，特務處一直沒有經費來源，以至於發展一度遇到嚴重的阻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軍委會在1932年9月成立了調查統計局，下設三個處，特務處劃歸該局，從此解決了經費問題。
1933年6月18日，戴笠親自指揮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安徽人，抗戰時任過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以後自殺）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殺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幹事楊杏佛。刺殺楊杏佛的主要原因乃1933年初宋慶齡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楊杏佛擔任同盟的執行委員兼秘書長，他們即為蔣所厭惡。[13]
1934年11月14日，戴笠親自安排布置，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組員李阿大（上海蘇北幫慣匪，為這個組最主要的兇手）、施芸之、許建業等六人，在滬杭公路刺殺了上海市參議會會長史量才。戴笠對內指稱史量才擔任上海市參議會會長後，曾陰謀搞上海市獨立運動，要使上海脫離國民黨的統治。所以要刺殺他。但據沈醉回憶，主要是由於蔣中正得到情報說史當時很同情中共、曾經接濟過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經費，所以決心要殺害他，並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13]
南昌行營調查課與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徐恩曾掌握的特工總部（中統前身）都是蔣中正的特務組織，三者鼎足而立，各自為蔣效命。
南昌行營調查課是蔣中正為了配合「圍剿」蘇區紅軍的需要，於1933年在南昌行營秘書處設立的，專司情報工作，由蔣的侍從秘書、力行社幹事鄧文儀兼任課長。該課設有一室三組及兩個偵查隊，在華中及東南各省還設有特別區站和普通站組，行動人員及特派員分布各地。鄧文儀接收調查科後，將1932年設在武漢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處第三科及禁菸密查組收入麾下，在各軍事機關和部隊駐地搜捕共產黨，鎮壓進步分子，同時還替蔣中正監視和偵查各級部隊長的活動。其勢力發展之迅速，超過了當時戴笠領導的特務處。
1934年夏，鄧文儀因在調查南昌機場失火案中涉嫌受賄而被迫辭職，其課長職務交由戴笠接替兼任，戴笠順理成章地將權力伸展到了江西反共前線。
1935年2月，蔣中正正式將行營調查課歸併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成為特務處的組成部分，這一舉動使特務處的規模空前壯大，總人數由670餘人增加到1700餘人，人數增加兩倍多，其構成亦有很大變化，原南昌行營調查課的特務骨幹分子，如李果諶、王新衡、張嚴佛、謝力公、錢新民，朱若愚、王平一等，他們中許多出身於留蘇學生，有的是中共脫黨分子，「平均水準，比戴先生以軍校同學為骨幹的老班底為優秀……所以多獲戴先生之重寄」。戴笠對這些人一視同仁加以重用，這些人後來成為戴笠組織的中堅力量。成了由點到線的網絡。調查課歸併後，經費隨之得到增加，戴笠便對全國各地特務組織做了系統的布置與加強，劃分各大區域，設立區級單位，在各省設省級站，以次設直屬組，其體系是區轄站，站轄組。此外，還建立了南京國際組、鐵道通訊組、財政密查組及原來的三省「剿匪」總部禁菸密查組，這些特別單位，都直屬特務處直接領導。
除了加緊下屬各特務組織布網建設外，戴笠同時還在軍、警、憲各部門建立起特務機構。如在憲兵司令部設立政訓處，先後派梁乾喬、張炎元擔任處長。在憲兵團、營設立政治訓練員，其成員均由特務處推薦，經政訓處考試後任用。各省保安處設立諜報股，股長由該地特務站(組)長兼任。初期兼任諜報股長的特務站(組)長有安徽蔡慎初、江西謝厥成、浙江翁光輝、河南劉藝舟、福建張超、貴州桂運昌、湖北廖樹東等。此外，武漢行營第三科的簡樸、四川行營第三科的王孔安、西安行營第四科的張嚴佛等特務頭目，也都各在該地諜報機構兼任了職務。在警察系統則是由戴笠派特務人員滲入其中，掌握領導權。他先後派遣馬志超、史銘、趙龍文、王固磐、楊蔚等人擔任了西安、蘭州、杭州、廈門、南京、鄭州、福州等十多個省轄市警察局(廳)長，以及京滬、粵漢、平漢、津浦等主要鐵路部門的警察署長；還派員擔任了許多軍警機構中的特務隊長、偵緝隊長，諸如上海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長、後勤總部警務隊長即由戴笠派王兆槐、喻耀離充任。
在各地軍警系統設置的特務機構和派遣的人員，其編制和經費支付屬於所在的部門，但其人員配備與活動則由戴笠安排指揮。他說：「我們之所以要掌握許多公開機關，就是要以公開機關來掩護秘密工作的前進」，「我們的工作由於任務的特殊，必須採取秘密的方式，以嚴密的組織，在公開工作掩護之下進行。因為在公開工作掩護之下而從事特殊的任務，才不致引起別人的注意與防範，甚至於加以危害，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1937年4月，徐恩曾負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與戴笠負責的「力行社」合併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原調查處為第一處（調查處），負責黨務，仍由徐恩曾任處長；原力行社為第二處（特務處），負責特務，仍屬戴笠管理；增設第三處（郵查處），負責郵電檢查，丁默邨任處長。1938年第三處被撤。
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中統」），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除負責刺探情報、進行反諜工作外，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對付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
抗戰前特務處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對付共產黨和反蔣各派系方面，因此，獲得的日本在華活動情報很少。故開戰以後，軍統面臨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加緊對日情報收集。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報布置，必須做到任何情況下，均能使情報不間斷，是為至要。」[14]
軍統搜集情報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徑有兩條。一是進行電訊偵測、破譯，從中獲得情報。1937年8月，中國空軍取得了開戰之初的「八一四空戰大捷」，就是由於特務處事先提供了準確的情報。二是派員打入中國偽軍內部搜集情報。
1940年4月，蔣中正為集中對日軍電訊密碼的破譯力量，下令「特種技術研究應用處」（簡稱BIS，共6處）（有另一說為「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而非BIS）加強對日情報工步洲破譯偷襲珍珠港密電及其它[15]
軍統局還於中日戰爭期間與美國情報體系建立合作關係，於1943年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1944年12月，美國海軍根據軍統打入日軍內部的女特工的情報，出動飛機一舉炸沉了隱蔽在琉球、澎湖列島附近的日艦隊「大小船隻83艘，擊毀飛機210架」[14]。「由於情報準確，美國羅斯福總統曾專函致謝。」[16]中美合作所成立後，其提供的情報「成為美海軍對日作戰之主要情報來源」。從1944年至抗戰勝利，中美所「供給美軍的重要情報達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14]，「供給美國潛艇司令部之150餘件情報，即曾使他們順利擊沉敵人大型軍艦25艘，共約20萬噸。所擊沉小型軍艦及貨運船隻，又數倍於此」。[17]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殺張嘯林、唐紹儀，暗殺未成的有殷汝耕、汪精衛、周佛海。而隸屬BIS的各個「游擊司令部」則深入日本占領區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對打擊日軍和與日協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抗戰期間，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者就達18000人以上，而抗戰結束時全部註冊人員為4萬5千餘人。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眾。此處有不同說法，軍統所說的犧牲人員，部分很可能沒有犧牲，而叛變投靠汪精衛政權，汪偽曾經招收軍統游擊隊，編為兩個步兵旅，大約1萬5千人。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本對中華民國重慶國民政府採取了「以軍事打擊為輔，政治誘降為主」的新方針，引誘蔣中正和談。因此，從1939年秋開始，在扶植汪偽政權的同時，日方極力開闢與重慶國民黨政府的聯繫，並把這項活動稱之為「桐工作」。[來源請求]
1939年11月，日方鈴木卓爾中佐，以日駐香港武官的名義赴香港物色與重慶和談的聯繫人。他首先看準了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時任西南運輸公司主任，常駐香港），便請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出面代為聯繫。鑑於宋子良缺乏政治、外交才幹，戴笠便挑選一位與宋子良長像相似的軍統人員前往。經過協商，雙方於1940年3月7日至10日在香港東肥洋行秘密舉行了預備會議，草擬了一《備忘錄》。具體條款有：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中日締結防共協定；中日經濟提攜；日本在內蒙、華北若干地區駐軍等內容。蔣中正得到會談結果報告後，對「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締結防共協定」等表示「同意」或「原則上同意」。但對「承認滿洲國」問題，因擔心「即使不顧收復失地口號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以及共產黨的反對，也會由於國民黨內部東北系、西北系的堅決反對，將引起黨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國內大亂」，而改為「原則上同意考慮」。[18]
6月4日至6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澳門市郊舉行第二次秘密預備會議，雙方再次討論了「承認偽滿」及「日本在華駐兵」問題，結果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雙方準備下一步舉行「高級會談」來商討此事。9月底，各方情況起了很大變化：日本與德、意締結了「三國同盟條約」，日方新任陸相和參謀總長反對和談；英美不支持中日和談，加上蔣中正「實則爭取對日抗戰時間，假意對日妥協活動」被披露，錯成國人反對，遂使策劃中的所謂「高級會談」被取消。
為早日結束戰爭，共同反共，蔣中正除指使軍統派員在香港與日方秘密和談外，還直接派員往上海、南京與汪偽掛鉤。1940年3月，唐生明假投汪偽，就是軍統一手策化的。臨行前，戴笠曾給唐生明三項任務之一，就是密切注視共產黨和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假借聯合日偽共同阻止共產黨力量在江南的發展。對此，周佛海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渝方盼余對於共產黨在此間情形時予通知」[19]。抗戰勝利前夕，戴笠則命令各地偽軍與軍統特務武裝「通力合作，嚴防『奸匪』之竄擾」」[14]。
反共和清除異己是軍統前身成立時蔣中正交給的兩大任務，反共更是其工作的核心。鑑於抗戰初期，國共已再度合作，故軍統的反共策略較十年內戰時期有所隱蔽。戴笠就曾指使特務處上海區「對不公開的地下黨員可以藉口逮捕漢奸名義，公開拘捕、囚禁、殺害，對公開了的中共人員則可以偵察、監視、利誘、威逼」[20]。此時軍統制定的反共原則是：在戰區，儘可能地防止中共滲透到軍事機構，分化軍隊，並注意「共黨之活動與其武器來源，並共黨對敵偽友軍情況之偵查」；在敵後，「監視共黨組織與活動，尤其須注意居該黨領導地位者之言行」[21]；對中共抗日根據地，則相機滲透，以求得更多的了解；在大後方，則盡一切方法，遏制中共組織的發展。戴笠時常告誡部下：「工作中最應特別注意的是對『奸匪』的緝捕」[22]，「對『奸黨』之部隊，絕無聯絡運用之餘地，始終應站在敵對地位」，「如『奸匪』問題不能解決，則吾人責任，尚異常艱巨」」[14]
軍統同時對日本和共產黨份子進行情報蒐集和暗殺，如：1940年8月13日，中共少將陳昭禮（全國戰地動員委員會委員）在崇安吳公嶺被事先埋伏的軍統特勤人員處決。
1946年戴笠乘坐飛機失事死後，軍統局進行改組：其公開特務武裝部分與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合併為國防部第二廳，由鄭介民任廳長。
1946年7月1日，軍統局改組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其公開特務武裝部分與軍委會軍令部二廳合併為國防部第二廳，由鄭介民任廳長；秘密核心部分組成國防部保密局。
- 局長
- 副局長
- 辦公室主任黃天邁、張繼勛。下設專員及秘書、文書科。
- 第一處（情報處），由原「軍統」第二處處長何芝園任處長；下設軍事、黨政、經濟、國際四個科。
- 第二處（行動處），由葉翔之任處長；下設行動、偵防、策反、心理作戰四科。
- 第三處（人事處），鄭修元任處長；下設人事行政、考銓、卡片等科。
- 第四處（電訊處），楊震裔任處長；下設通訊、機務、工務等科。
- 第五處（司法處），李希成任處長；下設審訊、獄管兩科
- 第六處（經理處），郭旭任處長；
- 第七處（總務處），沈醉任處長
- 督察室：廖華平任主任；
- 總稽核室：張冠夫任總稽核；
- 預算室：朱光斗任主任。
- 機要組，女少將姜毅英任組長，主管譯電和密碼工作。
- 特種政治問題研究組：瞿夢秋任組長。
- 特種技術研究組：劉紹復任組長。專門研究暗殺、爆破、縱火等技術工作，並製造各種定時炸彈、毒藥、毒刀、縱火傘、縱火金筆等。
- 布置組：1948年從人事處劃出，趙斌丞任組長，專門負責布置潛伏工作。
- 設計委員會：張嚴佛、劉啟瑞等為主任委員
- 兵工署稽查處：處長張師、廖宗澤
- 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
外勤省站分為：
- 甲種站，為一百六十人；
- 乙種站，為一百一十人；
- 丙種站，為六十人。
設立大區外勤單位：
毛人鳳為局長。1949年2月代總統李宗仁任命原副局長、六處少將處長徐志道為保密局長，福建站站長林超為副局長；但毛局長只移交了局長辦公室的內勤小班子，所有外勤單位和情報業務一律帶走仍由毛人鳳負責；將保密局本部大部分人員及機構檔案由南京撤往上海設立上海辦事處，把原來的八大處機構全部降格為組。徐志道手下設業務、總務兩處，業務處長黃逸公，總務處長鈕殿臣，總共只有內勤人員92人。谷正文回憶「這段地下化期間，政府根本沒有編列預算，因此，從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間，我們三千多人沒有薪水，每個月僅由會計室依同僚的家眷數分發適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黃豆，每日三餐，就這樣白米飯配醃黃豆過下來了。」「正式官印已經由毛人風交接給徐志道，而辦公又不能沒有官印，我們到上海之後，便買了一塊舊銅，找了一名刻印師傅仿刻了一枚官印」。撤台後，1949年12月毛人鳳官復原職，徐志道掛國防部高級參謀、國大代表名銜，擔任過旅台海門同鄉會首任理事長，晚年寫有回憶錄《七十雜憶》。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蔣中正對國民黨進行改造。舊有「五大派系」遭到整頓削弱，被視為蔣中正欲強化「蔣經國系」。蔣中正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進行整頓，由出身軍統的唐縱出來整頓，再把整個系統交給蔣經國指揮控制。唐縱則設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
此時一部分軍統留在大陸地區進行復國行動，克什米爾公主號就是保密局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軍統嚴厲鎮壓。因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一切曾與國府有一絲關係的留陸人員都進行血腥清洗，導致1950年代軍統在大陸地區大致一律肅清；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如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四清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段插曲），一次又一次追查殘餘軍統人員以及和懷疑曾和軍統有關的人物，「活人要落實到人頭，死人要落實到墳頭」。到1976年後，不再提及軍統。
1950年6月，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持續執行情報蒐集，並參與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等案件。[2][3][4][5]1955年，情報機構改制，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法務部調查局）接管。一般說來，該階段先後實際執行者為毛人鳳與蔣經國。
當蔣中正請毛人鳳的對頭唐縱出來整頓情治系統，被視為對毛人鳳的削權，一度引起毛人鳳緊張；毛人鳳透過時任參謀總長周至柔的關係，與宋美齡搭上線，成為「孔宋集團」人馬。1951年，「孔宋集團」見「蔣經國系」日隆，遂示意毛蒐集蔣經國的情報，藉機向蔣中正告狀。兒子遭父親訓斥了一頓，增加了蔣經國整倒毛人鳳的決心。不久，保密局特種技術總隊長杜長城苛扣隊員薪餉，並挪用爆破器材經費，購買黃金送一半到毛人鳳公館；政治行動委員會蒐集到此一分贓情報，隨即向蔣中正報告。蔣中正一度下令蔣經國自杜長城以下大隊長、中隊長全部處死，毛人鳳被嚇得只好向宋美齡求援，經宋向蔣一再求情才免於受罰。[23]
「杜長城事件」後，毛人鳳雖未去職，但蔣經國已開始扶植副主任秘書出身、當過軍統局處長的葉翔之，準備取代毛人鳳。蔣經國先將葉翔之調往「政治行動委員會敵後工作處」擔任處長，就近為自己效力，不久又調為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副處長。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取消後，葉翔之專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副主任，後升為主任。1955年夏，保密局接辦政工系統舉發的孫立人兵變案，牽連300餘人被誣為匪諜受審。[6][7][8]1956年，毛人鳳因病去世，葉翔之順利接掌保密局局長，整個軍統至此成為蔣經國的勢力範圍。
1984年發生江南案，作家劉宜良在美國被情報局特訓並派遣的黑幫首領陳啟禮率員殺害[24][25]；經聯邦調查局破案後，蔣經國令將涉案之時任局長汪希苓、處長陳虎門等人法辦入獄，情報局再次大改組。[9][10]1985年7月1日，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11][12]
- 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軍事調查處時期
| 姓名 | 圖像 | 任期 |
|---|---|---|
| 戴笠 |  |
1932年4月1日－1946年3月17日 |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時期
| 姓名 | 圖像 | 任期 |
|---|---|---|
| 戴笠 |  |
1932年4月1日－1946年3月17日 |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時期
| 姓名 | 圖像 | 任期 |
|---|---|---|
| 戴笠 |  |
1932年4月1日－1946年3月17日 |
| 毛人鳳 | .jpg) |
1946年3月17日－1947年 |
- 國防部保密局時期
| 姓名 | 圖像 | 任期 |
|---|---|---|
| 毛人鳳 | |
1947年－1955年 |
- 國防部情報局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全國抗戰，1938年初國共達成合作。隨著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中國抗日戰爭的不斷深入，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由完全秘密轉為公開。1938年春，蔣中正為了防止日諜漢奸活動、提高工作效率、增強抗戰力量，在3月29日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把原有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擴大成為3個公開的特務組織：
一、軍事處（第一處），主管軍事情報及國際情報，下設軍事科，負責對汪偽武裝進行軍事策反工作；國際科，負責國際情報，布置搜集有關中國抗戰的國際情報兼及國統區外事活動；考核科，負責核派軍事人員；檔案科；收發科。
二、情報處（第二處），主營項目是黨政情報和中共情報，先是摘報研究，而後進行處理分類，逐項分析，並提出處理意見，分別報送甲乙丙丁等，報甲是送給蔣中正，報乙是送給何應欽，報丙是送戴笠，報丁是交秘書處存檔備核；軍統局最為重視的部門。情報處下設中共科、經濟科、警務科、考核股、檔案股、收發股。中共科負責搜集共產黨抗日情報，以及共產黨在國統區的活動，並策劃對中共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經濟科為戰時經濟制定政策，搜集有關經濟動態的資料，進行研究和報送。
三、行動處（第三處）負責軍統特務行動板塊，每逢有任務執行，都由行動處事先進行策劃和部署指揮。行動處下設行動科、航檢科，其中行動科是軍統局內部最重要部門，各地行動隊、爆破隊的成立都要經該科研究決定，各地外勤組織布置暗殺、縱火等行動，也要由該科具體計劃安排。航檢科則負責航空檢查和發放搭乘飛機通行證，控制航空乘客。
四、電訊處（第四處），負責電訊傳遞、監聽、偵察、破譯，下設業務科、工務科、電檢科、材料科、考核股、文書股、檔案股、事務室、譯電室、特技室、重慶總台、息烽總台、蘭州總台、監察台、偵察台等等。其機構頗為龐大，電台分布相當密集，遍布全國，並跨洋過海建到國外，總數在三百處以上。
五、總務科（第五處），負責購買分配辦公用品，修建房屋，保管各種器材，對外交際、職工伙食等等，下設庶務股、保管股、文書股、交際股、汽車隊、電話隊等等；後擴大為總務處，後勤部門。
六、人事科，後擴大為人事處，主管局內外全部人事，包括吸收、任免、調派以及組建等等。人事科原設秘密人事股、公開人事股、註冊福利股、檔案股、收發股、文書股；改為人事處後只設行政科、考銓科，科下設股。 凡是想進入軍統者，首先要經過人事處的核定批准。通過後，還要由人事科主持，舉行一次秘密宣誓，其儀式過程為：宣誓者進入宣誓室中，由司儀宣布儀式開始，監視人就位，宣誓人就位，對著蔣中正像行三鞠躬禮，監視人講話，宣誓人讀誓言：「余誓以至誠奉行三民主義，服從領袖命令，保衛安全，絕對遵守團體紀律，盡忠職守，並以終身貢獻團體，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如有洩露秘密及違反紀律之處，願受最嚴厲制裁。」誓言讀完後，監視人講話，禮畢，監視人握宣誓人之手，口稱「同志」，表示從此以後就是自己人了。然後誓詞由人事科存檔。而考銓科則負責局內人員銓敘、考核，也就是說掌握著軍統特務的升遷和晉級、加薪諸事。
軍統局不僅是個鐵飯碗，而且升遷也快，軍統局屬軍事部門，軍統特工中凡有軍校學歷的，則可額定軍階，無軍校學歷或軍隊經歷者，則以軍用文官來界定級別。比如凡參加軍統組織已有七年者，一律從少尉開始，以後每過兩年晉升一次；在軍統組織中工作的年限確定為軍階晉升的軍齡；凡軍事院校畢業者，概按進入軍統時原軍階起敘；凡軍統局各訓練班畢業者，大學生從少校起敘，高中生從中尉起敘，初中生從少尉起敘。軍統特訓班畢業生的特訓學歷，作為正式學歷看待；參加軍統組織後，凡立有「特殊功績」者，根據學歷從優起敘。抗戰中期，軍統特務人數大約有三四萬之多，基本上都是尉官以上，處長、副處長多掛少將銜，科長多掛上校銜，股長多掛少校銜。
七、經理處（第七處），設綜計、審計、預算、財務等科和現金出納股。
八、訓練處，負責軍統幾十個訓練班的訓練工作，並負責編輯軍統局出版的局機關刊物《家風》月刊，領導各大專院校內的職業特務學生和一個從華北撤退到四川的，旨在高等院校中從事特務活動的所謂「抗日殺奸團（抗H除奸團）」。
九、警務處，設警務科和稽查科，主管公開控制的警察機構和稽查處等方面的工作。
十、布置處，專司對淪陷區的各項工作的布置和安排之事，1945年添設。
局機關本部除上述各職能部門外，屬於內勤編制的還有設計委員會、策反委員會、懲戒委員會、考核委員會，以及1946年初成立的財產清理委員會、設在重慶磁器口繅絲廠的辦事處和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技術研究室、督察室等等。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是特別為中共脫黨份子張國燾設置的科室，由張國燾領導，根據戴笠建議，針對中共組織，研究如何打進拉出的策反活動。特種技術研究室是從事研究如何提高殺人、放火、綁架等具有直接破壞性作業技術水平的科研單位，如研製毒刀、縱火器、定時炸彈、地雷等。督察室是掌管內部人員和公開單位特務人員的業績考核工作的專職配置。軍統的督察考核制度極其嚴格，並且分公開督察和秘密督察兩種方式，輪流擔任的「週督察」時刻監督考察每個特務的一言一行。自跨進軍統大門之日起，每個人都慎言謹為，小心行事，稍不注意，就有被檢舉、受處分的可能，輕則挨罵，重則關禁閉。為了嚴密監視投靠軍統的中共假叛徒，並防範中共派人打入軍統內部活動，該室還特設了一個直屬股「防奸股」。一旦發現嫌疑，立即先行扣押，然後再審訊調查。據傳訓練班有個女學生，其男朋友在中共方面的機關工作。
在軍統局本部的這些龐大的基本建制外，還陸續設置和恢復了包括各省站在內的外勤單位。如渝特區、川康區、北方區、西北區、陝晉區、華南區、粵桂區和沿海區，以及滇緬辦事處、桂林辦事處、東南辦事處、華北辦事處、五原辦事處、青海辦事處、衡陽辦事處、貴陽辦事處；抗戰勝利後增設上海辦事處、武漢辦事處和北平辦事處等。國外地區的組織有印度站和德里、孟買兩個分站、緬甸仰光站、臘戍站、曼谷站、新加坡站、菲律賓站、海防站、西貢站、美國站、倫敦站和巴黎站等。
總而言之，軍統內勤和外勤最多時人員達5萬之眾，從事內勤工作的特務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慶羅家灣局本部和磁器口鄉下辦事處。不僅如此，軍統局及戴笠本人還掌握或控制著若干單位（？）。[26]
軍統局的組織形式是局-區-站-組-隊，有的地方設有相當區、站的辦事處。組是軍統局特工組織的基本單位。由於任務不同，組又分普通組、潛伏組、行動組、策反組、隨軍組、防諜組等。每組通常由十人左右組成。
軍統局內勤組織共有八處、六室、一所。軍統的特工人員分布到國民黨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以及交通運輸等各個部門。
此外，軍統局還設有電訊組織、武裝組織、訓練機構以及在軍、政、警、憲等機關中的控制運用組織和「特種」組織。如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主持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所。[27][28]
軍統局的特務稱為組員或通訊員，多係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工人員；當地錄用者需經組長引薦，局方批准，並經試用合格。試用期間，稱為試用員或試用通訊員。尚未經局方批核的，稱為運用員或運用通訊員。[27]
由於沒有正式的特工學校、情報學校，軍統開設各種訓練班來培養骨幹。
「中央警官學校駐蘭特種警察訓練班」自1938年8月開始，共辦了5期，訓練期限為一年左右，到1946年結束，共訓練學員3355人。校址在蘭州市中山橋南頭路東關帝廟內，後門通木塔巷的木塔寺。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實際由少將副主任主持。第一期為劉璠，浙江人，黃埔一期畢業，留德學生，維也納警政大學畢業。第二期為王孔安，陝西咸陽人，黃埔六期畢業，後任甘肅省警務處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第三期為廖華萍，四川人，中共叛徒出身，曾任重慶軍統局本部督察，蘭訓班二期政訓組長。第四期、第五期為胡國振，浙江人，黃埔四期畢業。戴笠在黃埔六期學習期間，胡國振曾是戴的指導員。第五期將結束時，胡國振調南京，由秘書劉忠雲代理副主任。
訓練班設：主任辦公室、教務組、政訓組、總務組、會計科、醫務、學員大隊部。根據特務專業分為若干系：
- 情報系。主任教官程一鳴，廣東人，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特工情報專業。時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部調查室主任。
- 行動系。主任教官路鵬，安徽省人，蘇聯留學生。時任西北公路局科長。
- 警政系。主任教官沈儬康，時任蘭州警察總局局長，教官劉鴻烈，甘肅人，德國留學生，蘭州緝私處長。
- 外事系。分為英語、俄語、日語三個班。英語班中校教官陳偉華，西南聯大畢業。俄語班主任教官包煦，時任國民黨外交部駐西北特派員公署秘書。教官薛鑒。日語班主任教官劉忠雲（政訓組長兼任）。
- 電訊系。主任教官魏世賢，遼寧人，上校。
- 郵檢系。中校主任教官王鳳榮。
- 邊疆系。系主任林知淵，時任邊疆調查室主任。該系分為回語、蒙語、藏語三個班。
第一期從1938年8月開始到1940年4月畢業。學生由西安幹部訓練團招來一百多人；在蘭州西北訓練團招來一百多人；在臨洮從甘肅省國民軍訓練處舉辦的高中以上學生集訓隊招來一百多人；以及從淪陷區調訓和保送的學生共計460人。
以後各期基本上是從東北、華北日軍占領區逃難到西安的大學生中選招，以及從陝、甘、寧、青、新、四川等省的青年學生中招收。
根據畢業生所學的專業特長分配到全國各地緝私處、警察局、軍統機關、軍隊諜報系統、交通、郵電檢查所等。甘肅全省及蘭州警察局的主要人員多為該系學員。
僅一期
僅一期
至1944年結束開辦了三期。招收的受訓人員大多是在職特工，成分比較複雜。
漢訓班的前身是浙江溫州班。負責人程慕頤。
1939年9月，在漢中東郊十八里舖陳家營一大院內開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戰時游擊幹部訓練班」，又稱「漢中特種技術訓練班」。班主任戴笠兼任，負責人程慕頤（化名程益，軍統上海行動組長）。漢訓班政治指導室主任沈之岳。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國才）。軍事教官王紹文。特技教官杜長城。
到1941年3月停辦，共辦九期，畢業八期，第九期轉入重慶白公館特訓班。共培訓631人，其中有畢業後留用的教官37名。其中甘肅籍的235名，陝西籍的129名。至1942年底，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偵察破獲漢訓班潛伏邊區特務32名（「戴案」）。
1955年，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繳獲一份程慕頤於1951年4月17日寫給保密局的文字報告。程慕頤聲稱自己領導的浙江、漢中兩個訓練班先後培訓670人，除少數人外，多數混入共產黨，有的已經擔任重要職位，建議毛人鳳予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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