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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植棠（1893年—1952年6月），男，廣東高明人，中國革命家，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創立者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1]
1893年，譚植棠生於廣東省高明縣（今佛山市高明區）明城鎮濠基村一個富裕人家，為其祖父譚超喜的長子嫡孫。譚家有幾百畝田地和一家米店。譚植棠的乳名為「亞定」。譚植棠自幼喜愛讀書，祖父曾命其輟學當掌柜，被譚植棠拒絕。後來，譚植棠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
1917年，譚植棠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入歷史系，與同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族叔譚平山一起赴北京。在北京大學，譚植棠和譚平山、陳公博（也於同年考入北京大學，廣東人）住在同一個宿舍，交情甚好。通過譚平山、陳公博的介紹，譚植棠閱讀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書刊，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譚植棠成為其所在班級中少有的參加白話文革新的學生。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說，「至於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於待人，信於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係，我才認識他。我對於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1]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919年5月4日，譚植棠和譚平山隨遊行隊伍遊行到天安門前。火燒趙家樓的時候，譚平山怕譚植棠體力薄而遭打，所以讓譚植棠別亂跑，譚植棠卻跑到隊伍前面帶頭揮舞旗幟。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譚植棠負責該會的宣傳工作。同學稱其「性格沉穩，宣傳鼓動能力極強」。後來，譚植棠在致廣州同學譚天度的信中回憶稱，「斯時的北大，乃是中國革命青年的熔爐。」[1]
譚植棠、譚平山、譚天度均為高明縣明城鎮人，家族中還是親戚，後世稱他們三人為「革命三譚」。三人少年時曾共同探討康有為的《大同書》、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在北京大學期間，譚植棠常給譚天度寄送進步書刊，其中有許多譚植棠發表的文章。譚植棠早期所寫的文章多關於中國歷史及政治興亡等，在北京大學學習後期，其文中開始出現社會主義、民主等詞語。[1]
五四運動之後，許多參與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都南下。譚平山、譚植棠等抵達上海，於1920年3月創辦《政衡》雜誌。譚植棠為該雜誌主要撰稿人。《政衡》第一卷第二號共有十篇文章，其中譚植棠就撰寫了《平民主義最後的勝利》等八篇文章，譚植棠認為中國人民應當同俄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並且確定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譚植棠發表的《防止過激派》稱，[1]
政治，要以人道正義為前提，以安寧幸福為目的，以自由平等為歸宿，而實行全民政治，務使人人都有直接為治的權能，凡種種專制獨斷的政治，都應該早日除去。
譚植棠之子譚漢威回憶稱，「當時，他（譚植棠）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學習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如果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定要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國內軍閥，尤其必須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一致起來，才能達到目的。」[1]
1920年下半年，譚植棠、譚平山、陳公博等回到廣州。譚植棠獲聘為國立廣東法政學校教員，兼授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課程。回廣州後，按此前的約定，譚植棠、譚平山等籌辦《廣東群報》。「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陣地，就可以擴大宣傳和影響，號召民眾起來，改變目前的現狀。」同年10月，陳獨秀應譚植棠等人的邀請，在《廣東群報》創刊號上發表《敬告廣州青年》一文，望「諸君做貧苦勞動者的朋友，勿為官僚資本家傭奴」。《廣東群報》創刊之後，辟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1月1日，譚植棠在《廣州群報》上發表《最危險的———續出的頑固黨》一文稱，[1]
可憐中國人，眼光如豆，膽小如鼠，頑固保守，不加審察，當此社會革命淘涌的時候，竟視社會主義為夢想，同盟罷工為盲動。你們須知道現在的政治不打破，無以脫自由網羅，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推倒，乃難得到多數的幸福。……青年啊———快要逃出你們的奴隸圈，做個獨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會主義，去實現社會的革命；不要做續出的頑固黨，以阻礙社會的進化。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後，陳獨秀致信譚平山、譚植棠，商量在廣州建黨。1920年12月，應陳炯明的邀請，陳獨秀赴廣州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陳獨秀抵達廣州後，便邀譚平山、譚植棠等商談建黨事宜。[1]
1921年3月，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共有9名黨員。書記先後由陳獨秀、譚平山擔任，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並且兼任黨組織機關報《廣東群報》經理。譚植棠還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及宣傳員講習所。該宣傳員講習所及其後成立的「注音字母教導團」，均隸屬廣東教育委員會。譚植棠分別任教導主任和教員。授課內容為反帝反封建、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等。講習所還設有工人夜校，並辦有機械工人學校。[1]
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在廣州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稱「農講所」）。六屆農講所的負責人均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譚植棠為第四屆農講所所長，該屆於1925年5月1日開學，同年9月1日畢業。原有學員共98人，畢業時共51人。[1]
1926年冬，譚植棠在講演時遭數個右派分子搗亂。譚植棠因激動而肺病復發，吐血昏迷。經救醒之後，譚植棠向前來探望的同志們說的頭一句話是「重返自己的戰鬥崗位」。[1]
譚植棠生病之後，正逢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事件。廣州的中國國民黨組織也大批屠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及群眾。在這種緊張的形勢下，中共黨組織決定，將正在廣州住院治療的譚植棠轉至東莞的一家醫院。當晚，幾個特務闖入譚植棠家中搜查，在屋內搜出一條寫有「廣州總工會代表會」的紅布。特務稱「這是奸黨活動的證據！」乃逼譚植棠的妻子羅亞女交出譚植棠，將羅亞女毆打得口吐鮮血。隨後，羅亞女患重病，終於咳血而亡。[1]
譚植棠轉往東莞後，廣東的中共黨組織已遭嚴重破壞，譚植棠又被國民黨方面通緝。譚植棠的叔父譚仲珊聞訊趕赴東莞，將譚植棠接到澳門，又讓其躺在一口棺材內，僱船將棺材運回家鄉。[1]
回到家鄉之後，譚植棠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在家中養病兩年，肺癆才痊癒。1927年到1937年，譚植棠一直在家治病。據譚植棠的第二任妻子潘少雄回憶稱，1944年，國民黨的警察要逮捕譚植棠，卻被譚植棠的農民打扮矇騙過去。[1]
1944年底，譚植棠被派赴東江根據地任職，此後赴香港對中國國民黨高層人士進行統戰工作。1945年冬，經過分管華南工作的周恩來親自審理，譚植棠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譚植棠被派赴肇慶，任西江行政專署工商科科長兼貿易公司、糧食公司、百貨公司經理。1952年春，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譚植棠受到錯誤處分，並被撤銷中國共產黨黨籍。[1]
1952年6月，譚植棠在廣州逝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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