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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夾彎是一個政治術語。香港稱為轉軚，中國大陸稱為調頭，在美國表述為flip-flop，在英國和愛爾蘭是U-turn，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則為backflip。這個詞彙的意思是公職人員突然真正或明顯地改變了政策主張或意見，有時甚至能達到截然相反的程度。這一現象通常會發生在選舉前後，政客們以此來尋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受歡迎度。
 | 此條目論述以部分區域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2017年4月1日) |
1988年，在《紐約時報》的《On Language》專欄中，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寫道「flip-flop」一詞與「somersault」（翻筋斗）一詞的歷史同樣悠久，他引用記者喬治·霍拉斯·洛里默在1902年的話：「一個人在雲彩上翻筋斗，他就能獲得農民的注意。」薩菲爾指出，19世紀末，一名美國政客被對手稱為「佛羅里達的變節者（the Florida flopper）」。他寫道：「fl」的聲音出現了兩次，這是一個嘲笑的跡象。他引用語法學家Randolph Quirk的話指出，聲音的重複也是其他類似的短語中的一個特徵，用於貶低他人的行為或言語，如「Mumbo jumbo」（莫名其妙的話）、「wishy-washy」（優柔寡斷）和「higgledy-piggledy」（慌裡慌張）。[1]
《紐約時報》的檔案能將flip-flop這個詞彙的歷史追溯到1851年，而該詞最早有了「人的意見的變化」的含義則是1890年10月23日在紐約市舉行的一場競選活動的報道。地方檢察官候選人約翰·戈夫（John W. Goff）說，他的一個對手是：「我想聽聽尼科爾先生解釋他的偉大髮夾彎。三年前，你知道，作為共和黨的地方檢察官候選人，他狠狠地譴責坦慕尼協會（民主黨的政治機器）是老闆們的聚會，也是為了老闆們的利益。尼古拉，那個三年前譴責坦慕尼協會的人，如今是擁護坦慕尼協會的候選人。」[2]
該術語也在1967年被使用，當時《紐約時報》及《時代》專欄的作家湯姆·威克斯（Tom Wicker）用來評論不同的事件。在1976年的大選中，總統傑拉德·福特用這個短語指責他的對手吉米·卡特。[3]在198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麻薩諸塞州州長麥可·杜卡基斯用這個詞指責對手聯邦眾議員理察·格法爾特，他說：「這裡有一個騎牆派（flip-flopper）」。[1]
這個詞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也被廣泛使用。評論家以此來批評約翰·克里，聲稱他在幾個問題上「翻轉（flip-flopping）」了他原先的立場，包括正在進行的伊拉克戰爭。2004年3月16日的事很著名：克里出席在馬歇爾大學的競選活動時試圖通過告訴人們，解釋他關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的870億美元補充撥款的投票，「其實我在投票之前，是反對這項計劃的」；在言論引起爭議之後，克里解釋，他曾經支持一項民主黨先前提出的倡議，通過減少總統小布什減稅的額度來支付870億美元的戰爭資金。[4]美國事實查核網站FactCheck.org表示：「克里從來沒有支持授權小布什在伊拉克使用武力，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他認為，總統不會在沒有更大的國際支持的情況下發動戰爭。」[5]
「U-turn」一詞被廣為人知是1970-1974年愛德華·希思擔任英國首相期間。在1970年大選之前，保守黨編制了一個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宣言。當他的政府將勞斯萊斯國有化（因此實際上是「髮夾彎」）時，希思放棄了這樣的政策。保守黨政府後來遭到攻擊，因為國有化（柴契爾時代）被視為與保守主義信仰的對立行為。這後來導致了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最有名的名言：「你想髮夾彎就髮夾彎吧，我是不會這樣的」。保守黨採納她的自由市場理念。
2016年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民主進步黨與泛綠政治人物在蔡英文政府執政後推行的政策與說法，被認為跟在野時主張的政見相差太大。民進黨在野時抨擊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爭議政策，執政後反而延續國民黨的爭議政策，因此被批評為「髮夾彎」[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017年11月12日，秋鬥將蔡英文在2012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期間用來小額募款的四百多個小豬撲滿砸向總統府，稱為「還豬於英」，表達人民對政治人物髮夾彎的反感[20]。
在陳同佳送台案期間，2019年10月21日，聲稱勸說陳同佳來台投案的身兼北京巿政協委員的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指台灣移民署已對其註記管制。台灣陸委會於10月22日下午請求港府允許台方派人把陳同佳押至台灣受審，港府則於23日凌晨稱「跨境執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轄權」。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稱台灣「不停改變立場，節外生枝」[21]。中華民國內政部批評香港政府宣稱台方禁止陳同佳入境的說法不符事實[22]，強調台方僅禁止網簽，並無禁止陳同佳入境[23]，內政部指電子簽證僅供觀光或商務旅客使用，但陳同佳已是通緝犯，因此陳同佳必須臨櫃申請入境，以便掌握他的行蹤[24]。
髮夾彎的政治大環境和大背景是政治人物會因為這種改變而受到傷害或得到幫助的關鍵因素。「長期以來，隆納·雷根被認為是保守派的巨擘，因此他可以聳聳肩支持1982年的增稅，以遏制1981年減稅加劇的預算赤字。」《紐約時報》分析道，「長期以來共和黨右派的疑慮，是老布什在放棄『不增稅』的承諾之後，他的連任變得困難。」[25]同樣的，理察·尼克森因為其堅定的反共立場，而成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的最佳人選，因為只有尼克森這樣堅定反共的人才不會擔心「媚共」之名，因而形成了著名短語「尼克森在中國」。
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分析人士都認為，克里對伊拉克戰爭的反覆是其2004年失敗的主要原因。「他談到計算和猶豫不決的樣子，使他與小布什相比更像一位弱小的總司令」，克里的競選團隊成員喬納森·普林斯日後這樣說。在2008年的大選期間，約翰·愛德華茲在美國參議院投票贊成授權伊拉克戰爭時，簡單地說「我錯了」。普林斯解釋說：「進步派覺得這很棒，因為這樣承擔了責任，而不是放棄責任。」[25]
美國評論家吉姆·傑拉奇（Jim Geraghty）寫道，由於條件的改變，政治家需要被允許有一些改變主意的餘地。「我其實認為候選人甚至可以根據不斷變化的政治環境改變立場，只要他們誠實。『選票得不到，公眾不支持，所以我必須把這個建議放在一邊，』是對一個困難的立場的完全合法的回應。」[26]《紐約時報》專欄主編湯姆·威克斯（Tom Wicker）在1988年杜卡奇對格法爾特的指控不久之後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威克斯評論說，這個指控不一定是公平的：「總統候選人改變立場有什麼問題 - 雖然他的對手稱之為「髮夾彎」 - 為了提高他的獲勝機會？沒有什麼是錯的[...]，除非被指責者（flipper）[...]否認這樣做，」威克斯補充說，指控可以是「一個使對手的原先立場的痛苦或不誠實的解釋。」[1]
「在這裡，改變你的政策立場和打破承諾是有區別的，」約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在《Slate》在線雜誌上寫道。「打破承諾是改變政策立場的問題，我們的母親告訴我們不要違背承諾[...]」[27]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網上的「錢和政治博主」詹姆斯·彼得霍基基斯（James Pethokoukis）提到2008年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在改變立場時，候選人可以「走出那個著名的凱恩斯曲線」，當事實發生變化時，我改變主意，先生，你做什麼？」[28]凱恩斯曲線也被其他評論家提到，包括詹姆斯·布羅德（James Broder）在《國際紐約時報》2007年的一篇文章。[29]
在政治之外，這個術語的使用不是貶義的。科學家或數學家通常可以獲得一些實驗結果或邏輯推導，使人們以前堅持的信念發生顛覆。例如：「我一直認為有一個無窮無盡的無限數字是平等的，但是自從我看到Georg Cantor的證明之後，我已經顛覆了。劉易斯·埃根（Lewis Eigen）在他關於政治與科學家文化差異的文章中指出，「對於科學家來說，面對矛盾的證據，未能發生顛覆是非理性和危險的行為，科學家往往會以幾乎輕微的速度觸發。通常只需要一個觀察結果就足以顛覆所有人的認識。」[30]
- 競選承諾
- 金斯利失言
- 反鼬
- 變節分子
- 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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