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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白話文,指以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官話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官話白話文(另稱華文、官白、京白)是狹義的中文白話文。「現代白話文主要有4種,分別是官話白話文(官白)、吳語白話文(吳白)、粵語白話文(粵白)以及中州韻白話文(韻白)。」[1]然在這4種之外還有其他漢語白話文,如閩南語白話文。日常生活中交流使用的白話文,是指官話白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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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話白話文指以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官話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故白話文又稱語體文),以區別春秋戰國至1910年代的寫作規範——文言文[2]。
在宋代已有話本[註 1],明、清兩代也有部分白話小說,如《水滸傳》(元朝)、《西遊記》(明朝)、《金瓶梅》(明朝)、《紅樓夢》(清朝)等,不過為古白話,而且古白話作品在古代文壇上祇佔少數,文言文在當時仍然是主流。白話文運動以後,政府推廣官話白話文教育,官話白話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為寫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歷史的舞台。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進一步提煉了官話白話文。
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
從20世紀20年代早期開始,官話白話文成為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政府文書及敎育所採用的文體。此文體後來雖被稱為標準書面中文或者現代書面中文,民初時人黃覺僧認為此文體難免流於官話口語,不能使言文漸趨一致,溝通民間彼此之情意。[註 2]另香港、澳門等粵語區也有使用此種官話白話文,但以粵音而非官話音朗誦。
中華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使新文化運動走向高峰。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的新文化運動,除了大力引進各種西方學說,標榜科學與民主外,因鑑於文言文有礙於表情達意,也鼓勵白話文。他們積極提倡以近口語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強調「我手寫我口」,競相出版刊物,如《新青年》等,為文學帶來一片新思潮,令白話文很快流行全國,全面取代文言文的地位。而後在白話文運動成功的基礎上,1930年代的上海又興起了大眾語運動,由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陳望道、陳子展、胡愈之、葉聖陶、黎烈文等發起,並得到魯迅的支持,在申報《自由談》副刊上發起了「大眾語」的討論,主張要求白話文寫得更加接近大眾口語,提倡徹底的口語化。以白話文運動為發端的文學革命,結束了幾千年以來中文書面語與口語脫節的局面,實現了書面語的口語化,對傳播新思想,繁榮文學創作,推廣國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不過當時有學者林紓認為,對粵、閩語等使用者而言,所謂的白話文運動以官話為基礎,難免言文不一。[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