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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團練，臺灣清領時期台灣地區的團練部隊（民兵組織），因清代在臺灣駐軍、兵防不足，凡遭遇亂事，常召集鄉勇助陣，協助弭平動亂；由於清廷屢在臺灣民間徵召民勇參與作戰，遂借鏡當地村莊之間存有的保甲制度、聯莊制度，擬定起符合臺灣民情的團練制度。臺灣團練制度推行於道光20年（1840年），隨光緒21年（1895年）清廷因簽署《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群島割讓予日本帝國而廢止。[1][2]
清領時期，清政府因臺灣孤懸海外，深恐在臺灣派駐太多士兵，容易導致地方官擁兵自重、據地作亂，是故臺灣長期以來，即便人口增長，調派臺灣士兵的員額並未隨人口比例增長[3]:96-103；譬如康熙23年（1684年），清廷納臺灣為版圖，全臺漢人人口數不足八萬[4]，臺灣、澎湖駐兵員額為10,083名[5]:10，而1750年代（乾隆朝）人口大量增長，全臺灣西部人口約為200萬人[5]，但在乾隆53年（1788年）左右的兵制增調，也不過將總員額提升至13,392名[5]:18-19。
臺灣由於官府控制力不彰，盜匪、械鬥等動盪不斷，委辦各地地方官推行「保甲制度」，讓民間以戶口為單位，自行維繫治安、互相督察，根據康熙47年（1708年）頒布的〈保甲條例〉，規定：「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保甲戶長需協助編造清冊、門牌、稽查庄內出入，甚至需協助官兵圍捕盜匪，施行狀況因地制宜、酌情辦理，臺灣雖已於康熙年間實施「保甲制度」，但實施狀況文獻記載零碎，成效難以得知。[6][1]:233-237
清廷初置「保甲制度」，意在防範盜賊、聯莊自保，達到寓兵於農的目的[1]:237，但地方官又須時時編造清冊門牌，無異增加業務，多淪於消極應付；原因在於保甲制度是以「十戶」、「十牌」、「十甲」等十進位為單位，此僵硬的固定編制對於單一村莊（如自然村莊）要進行合作、防禦，動員效益不佳。單以防禦盜賊、維持治安而論，單一村莊本身即為最好的動員單位，單一村莊與周遭的單一村莊攜手聯合，或簽訂共同防衛公約，在現實運作上，比戶口編制僵硬保甲制度來得具有可行性，於是便發展出各個村莊之間「聯莊（聯庄）」或「聯甲」的合作模式；但聯莊由於是民間自發性、相對鬆散的合作組織，其編制或合作方式因地而異，並無統一的規範準繩，儘管如此，清廷推行團練制度，仍借鏡不少「聯莊制度」做動員基礎。[7][1]:252-258
康熙61年（1721年），清廷平定臺灣朱一貴事件之後，隨官軍鎮壓叛亂的藍鼎元來到臺灣進行善後，首度在臺灣開辦團練，將每縣分為數鄉，每鄉設一鄉長，由鄉長約束鄉兵，平時協助防範盜賊，有動亂時可供軍隊差遣，鄉長上另設大鄉總，而鄉長與大鄉總的任命皆由鄉內百姓推舉，但推行未久，清廷唯恐台灣團練不好管理，雍正初年即被朝廷裁撤。[1]:244[8]:70-72
同一時期，朱一貴攻下臺灣府城之後，因軍團內部閩、粵省籍不和，爆發內鬥（即福建省漳州籍朱一貴與廣東省潮州籍杜君英之爭），廣東省的客家集團為抵禦朱一貴軍隊，便自組「六堆」的護莊組織，也是臺灣早期形成的民兵組織；不過「六堆」是由民間自組，與官方主導的團練民兵略有差異。[9][10]
清廷長期對臺灣保甲管理消極，駐軍數量亦不調升，對民間控制力始終低落，清代中葉之後，西方諸國挾船堅炮利而來，外侮漸多，臺灣沿海動亂頻仍（如嘉慶朝的蔡牽之亂[11]），清廷也不由不啟用民兵參戰，便結合上述保甲以及聯莊組織，動員民眾以團練的方式參與軍事訓練，確立臺灣團練制度開始運作，大抵是在道光年間。[1]:241-245[8]:70-72
道光20年（1840年），英國與清廷的鴉片戰爭爆發，朝野上下緊張，臺灣兵備道道尹姚瑩傳達臺灣各縣「清莊團練章程」，首度實施「聯莊團練」，雖然英國最後未出兵臺灣，臺灣各地的總理、董事也沒有奉行配合，但臺灣官員對於能驅策民兵動員、為朝廷所用興致高昂，所以對鼓勵各地興辦團練，態度十分積極。[1]:244-245[8]:70-72
臺灣史學者溫振華、戴寶村將「團練」視為有別於「聯莊組織」的另外一種組織，主要差別在自然村莊「聯莊組織」是守護村莊，長時間固定存在，而因「團練制度」集結而成的「團練」兵勇，皆因外侮戰事有需要才需要動員，執行形式為「遇亂則興，亂平則散」，並非持續性組織。臺灣自道光20年（1840年）至割讓予日本帝國（光緒21年，1895年[2]）之前，清廷興辦團練的紀錄以光緒11年（1895年）清法戰爭在臺灣地區發生戰事[12]，動員團練規模遍及全臺，範圍最大。[8]:70-72
下表團練編制根據光緒10年（1884年），清廷因清法戰爭戰事起，制定「全臺團練章程」內文略述：其一，全臺「府、縣、城」內均設一團練總局，城外各鄉，約以方圓三、四十里各設一（團練）分局。其二，廣東籍准允另設「粵團」、福建省閩籍大族，可另設「族團」。其三，但凡團練操練、口糧、軍裝、軍械、津貼等一切雜支費用，悉由民間捐納，火炮彈藥則由官方供給。上述團練制度，光緒13年（1887年）做過一次調整，但在光緒17年（1891年），初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卸任後，臺政緊縮，臺灣團練制度無以為繼，僅能在冬季略辦民防之務。[1]:248-250
| 名稱 | 資格 | 軍種 | 人數 | 操練時程 | ||
|---|---|---|---|---|---|---|
| 團總 | 官選殷戶、具人望者 | 大局 | 不得超過5名 | 駐局辦公。 | ||
| 團佐 | 民選、具才幹者 | 中局 | 不得超過3名 | |||
| 小局 | ||||||
| 團勇 | 團勇 | 16歲以上、40歲以下壯丁， 除書生、老弱孤寡外，皆得強制參與。 |
後備軍 | 不限 | 按月（每卅日），赴局操練。 | |
| 練勇 | 由團勇挑選而出 | 預備軍 | 按旬（每十日），赴局操練。 | |||
| 義勇 | 由練勇挑選而出 | 常備軍 | 大局 | 不得超過30名 | 長駐團練總局，逐日操練。 | |
| 中局 | 不得超過20名 | |||||
| 小局 | 不得超過10名 | |||||
| 捐勇 | 捐錢、口糧者，金額按「家資」捐款，而非「家戶」。（財源由民間供應）
| |||||
為和清朝正規的綠營軍區隔，民間招募的民兵卒伍稱做「勇」，而不能稱為「兵」。[13]
| 次數 | 時間 | 事由 | 主事人物 | 辦局地點 | 練勇數量 | 備註 |
|---|---|---|---|---|---|---|
| 第一次 | 道光20年（1840年） | 鴉片戰爭 | 姚瑩 | 全臺灣 | 47,100多名 | 時任臺灣道員姚瑩下令操辦團練，但全臺總理並未積極奉行。 |
| 第二次 | 咸豐七年（1857年） | 淡水廳 | ||||
| 第三次 | 同治元年（1862年） | 戴潮春事件 | 林占梅 | 竹塹城 | 臺灣綠營軍隊無法鎮壓盤據中臺灣的戴潮春事件， 竹塹鄉紳林占梅便出面組織鄉勇，參與平叛。 時任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請林占梅為「全臺團練大臣」， 不過林占梅駐紮地點設在大甲街，無法實質號令全臺灣團練動員。[10] | |
| 第四次 | 同治四年（1865年） | 防守港口 | 郭朝熙 郭朝勳 黃學周[14] |
澎湖廳 | 452名 | 時任臺灣道員丁曰健檄澎湖廳操辦團練，設「保定局」。 |
| 第五次 | 同治13年（1874年） | 牡丹社事件 | 沈葆楨 | 臺灣府 | 欽差大臣沈葆楨在臺灣府開辦「全臺團練總局」，統率各地分局， 總局在牡丹社事件結束之後並未裁撤，團練總局也成為之後全臺灣團練的專責單位。 光緒七年（1881年），劉璈將「團練總局」易名為「培元總局」，經費由官方出資維持。[10] | |
| 第六次 | 光緒10年（1884年） | 清法戰爭 | 林維源 | 全臺灣 | 「培元總局」再度改名回「團練總局」，臺灣道員劉璈奏請林維源為「全臺團練大臣」。 | |
| 第七次 | 光緒21年（1895年） | 乙未戰爭 | 丘逢甲 | 全臺灣 | 任命丘逢甲為「團練使」。 |
團練來自民間，可調動前往前線對外作戰，對內又可監視鄉里、維持地方治安，清廷官方對興辦團練多持鼓勵的態度，但對臺灣民間而言，團練的操辦費用大半由民間負擔，被徵召接受軍事訓練等同於服勞役，配合、參訓意願始終低迷，連帶影響團練的作戰成果，戰力往往不如預期。[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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