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十字軍東征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217年—1221年），是受教皇所支配的最後一次十字軍。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諾森三世要求信徒組建一支新十字軍。不過，此教令得不到歐洲的君主們支持。於是，教皇要求教士進行布道宣傳，將信徒、社會地位較低的貴族和破落的騎士加入十字軍。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朗宮主持召開了宗教會議，宣佈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為目標的十字軍，透過戰勝埃及的穆斯林王朝進而重新奪取耶路撒冷。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的一部分
弗里西亞十字軍攻擊埃及杜姆亞特
日期 1217–1221 地點 黎凡特和埃及 結果 阿尤布王朝勝利 雙方協議休戰8年
參戰方
拉丁帝國 耶路撒冷王國 賽普勒斯王國 魯姆蘇丹國 神聖羅馬帝國 奧地利公國 蒂羅爾伯國 巴伐利亞公國 美拉尼亞公國 荷蘭伯國 科隆選侯國 聖殿騎士團 條頓騎士團 醫院騎士團 匈牙利王國 克羅埃西亞王國 加利奇公國 法蘭西王國 佛蘭德伯國 羅德茲伯國 教皇國	阿尤布王朝 大馬士革酋長國 Emirate of Homs 哈馬酋長國 阿勒頗酋長國 Emirate of Baalbek
指揮官與領導者
布里昂的約翰 博希蒙德四世 Hugh I 凱考斯一世 腓特烈二世 利奧波德六世 Albert IV（英語：Albert IV, Count of Tyrol） 路易一世 (維特爾斯巴赫) Otto I（英語：Otto I, Duke of Merania） Pedro de Montaigu（英語：Pedro de Montaigu） 赫爾曼·馮·薩爾扎 Guérin de Montaigu（英語：Guérin de Montaigu） 安德烈二世 William I（英語：William I, Count of Holland） 腓力二世 Henry I of Rodez（英語：Henry I of Rodez） † Pelagio Galvani（英語：Pelagio Galvani）	卡米勒 Al-Mu'azzam（英語：Al-Mu'azzam） Al-Mujahid（英語：Al-Mujahid） Al-Muzaffar Mahmud（英語：Al-Muzaffar Mahmud） Al-Aziz Muhammad（英語：Al-Aziz Muhammad） Bahramshah（英語：Bahramshah）
兵力
32,000人	未知
傷亡與損失
未知	未知

1217年，十字軍先到地中海東岸的十字軍城市阿卡開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國年邁的皇帝約翰、賽普勒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條克公國的王儲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間，十字軍按慣例沿途擄掠。在1218年6月，開始包圍杜姆亞特。但在幾個月的戰爭中，疾病困擾著十字軍。適逢此時，穆斯林蘇丹阿迪爾去世。1219年11月，杜姆亞特失守。十字軍終打開了勝利之門。

1221年，十字軍企圖進攻開羅。戰役中，穆斯林軍隊藉尼羅河水截斷十字軍的路，並包圍十字軍。9月，穆斯林收復杜姆亞特。第五次十字軍戰爭終告失敗。

背景

英諾森三世與十字軍運動的復興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的發起與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年在位）的宗教政治策略密不可分。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1204）因攻占君士坦丁堡而引發爭議後，英諾森三世試圖通過重新聚焦耶路撒冷收復的宗教目標來恢復十字軍的合法性。1213年，他頒布通諭《Quia maior》，號召歐洲君主和信徒參與新的東征。這一行動不僅是對第四次東征偏離路線的糾偏，更是為了鞏固教廷對十字軍運動的領導權^[1]。英諾森三世通過建立系統的贖罪券制度、稅收機制和地方宣講網絡，將十字軍動員制度化，這一模式深刻影響了後續的中世紀聖戰運動^[2]。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遺產與戰略轉向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意外結局導致東羅馬帝國的瓦解和拉丁帝國的建立，但並未實質性推進耶路撒冷的收復。這一失敗促使第五次十字軍的策劃者轉向攻擊埃及的戰略。埃及作為阿尤布王朝的經濟與軍事中心，控制著通往聖地的主要陸路通道。學者James M. Powell指出，這種戰略調整反映了十字軍領導者對近東地緣政治的現實認知，馬穆魯克王朝的崛起使得埃及成為更關鍵的軍事目標^[3]。同時，匈牙利國王安德烈二世和奧地利公爵利奧波德六世的參與，標誌著十字軍領導權開始從法國貴族向中歐統治者轉移。

歐洲政治格局與軍事修會的作用

13世紀初的歐洲正處於封建權力重構期。神聖羅馬帝國因皇位繼承問題陷入動盪，法國王室正逐步強化中央集權，而英格蘭正面臨《大憲章》引發的憲政危機。這種政治環境促使中小貴族和軍事修會成為十字軍主力。條頓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在第五次東征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不僅提供專業士兵，還負責戰略規劃。軍事修會在達米埃塔圍城戰（1218-1219）中的戰術創新，特別是對攻城器械的運用，體現了中世紀軍事技術的演進^[1]。

神學思想與末世論影響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的意識形態基礎與當時盛行的末世論密切相關。1212年的"兒童十字軍"事件和約阿希姆派（Joachimite）預言家對末日審判的渲染，強化了收復耶路撒冷的緊迫性。德國編年史家奧利維修斯（Oliver of Paderborn）在《Historia Damiatina》中記載，教士們在布道中將尼羅河與《啟示錄》中的"幼發拉底河"相類比，賦予軍事行動神聖意義。^[4]這種將現實戰爭與聖經預言結合的做法，反映了中世紀十字軍意識形態的複雜性。

進程

1219年的埃及戰場

初期動員與多國聯軍的集結（1213–1217）  

第五次十字軍的籌備始於1213年教宗英諾森三世的通諭《Quia maior》，但實際軍事行動因歐洲政治動盪而延遲。1217年，匈牙利國王安德烈二世（Andrew II）率約1.5萬軍隊率先抵達阿卡（Acre），奧地利公爵利奧波德六世（Leopold VI）與德意志、弗里斯蘭（Frisian）十字軍隨後加入。聯軍初期在巴勒斯坦的襲擾行動收效甚微，安德魯二世因補給困難於1218年初撤軍，暴露了十字軍指揮體系的鬆散性^[3]。此時，軍事修會與教廷特使逐漸掌握主導權，決定執行攻擊埃及的戰略。

達米埃塔圍城戰（1218–1219）

1218年5月，十字軍艦隊沿尼羅河三角洲進攻埃及重鎮達米埃塔（Damietta）。戰役初期，條頓騎士團與弗里斯蘭士兵利用浮動攻城塔突破尼羅河鐵鏈防線，摧毀港口的防禦塔（Burj al-Silsila），此戰成為中世紀海軍工程的經典案例^[5]。然而，阿尤布蘇丹阿爾-卡米爾（Al-Kamil）迅速在城南建立新營地，並利用尼羅河季節性洪水切斷十字軍退路。  

圍城期間，十字軍內部爆發嚴重分歧：教皇特使佩拉吉烏斯（Pelagius）堅持等待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援軍，而法國貴族主張強攻。1219年2月，阿爾-卡米爾提出以耶路撒冷交換達米埃塔的誘人條件，但被佩拉吉烏斯以「缺乏戰略縱深」為由拒絕，這一決策被後世學者視為關鍵戰略失誤^[4]。  

1219年11月，十字軍最終攻陷達米埃塔，但此時城內已因饑荒和瘟疫成為廢墟，未能實現預期的後勤補給功能。

開羅遠征與尼羅河潰敗（1220–1221）  

占領達米埃塔後，十字軍陷入長達18個月的停滯。佩拉吉烏斯堅持等待腓特烈二世的援軍，而後者因帝國內部鬥爭始終未能履約^[6]。1221年7月，在埃及夏季洪汛前夕，十字軍貿然向開羅進軍。阿爾-卡米爾採取焦土戰術，破壞尼羅河灌溉系統並開放水閘，將十字軍困在曼蘇拉（Mansurah）附近的泛濫平原。  

8月26日，阿尤布軍隊從水陸兩路夾擊，切斷十字軍補給線。佩拉吉烏斯被迫簽署《尼羅河條約》（1221年8月30日），承諾撤出達米埃塔並釋放戰俘以換取安全撤退。9月8日，十字軍殘部乘船撤離埃及，標誌著此次東征的徹底失敗。

影響

第五次十字軍的失敗直接促使第六次十字軍（1228–1229）採取非軍事手段。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通過與阿尤布蘇丹阿爾-卡米爾（Al-Kamil）談判簽訂《雅法條約》（1229），以不流血的方式短暫收復耶路撒冷。這一轉變標誌著十字軍運動從宗教狂熱轉向實用主義外交。學者David Abulafia指出，腓特烈二世的成功部分源於第五次東征期間阿爾-卡米爾對歐洲統治者談判意願的試探^[6]。此後，十字軍的「條約模式」成為13世紀中後期的主流策略，如1244年拉丁王國與埃及馬穆魯克的短期協定。

教皇英諾森三世及其繼任者霍諾留三世（Honorius III）對第五次東征的過度干預引發了世俗統治者的不滿。教廷特使佩拉吉烏斯（Pelagius）在達米埃塔的專斷決策導致軍事災難，削弱了教宗作為十字軍最高領袖的合法性。Christopher Tyerman認為，這一失敗加速了歐洲君主對十字軍領導權的爭奪，如法王路易九世在第七次東征（1248–1254）中完全擺脫教廷控制^[7]。同時，神聖羅馬帝國與教廷的矛盾因腓特烈二世缺席東征而進一步激化，為13世紀中葉的政教衝突埋下伏筆。

儘管阿尤布王朝在第五次東征中成功防禦埃及，但其內部裂痕因戰爭暴露。蘇丹阿爾-卡米爾通過釋放耶路撒冷談判信號，暫時緩和了與大馬士革分支家族的矛盾，但這種妥協策略在1229年《雅法條約》後引發伊斯蘭世界的強烈批評。阿拉伯編年史家伊本·阿爾-阿西爾（Ibn al-Athir）譴責阿爾-卡米爾「以聖地換和平」是背叛行為^[8]。這種輿論壓力迫使後續馬穆魯克蘇丹採取更激進的反十字軍政策，最終在1291年徹底摧毀拉丁東方據點。

第五次東征凸顯了條頓騎士團、醫院騎士團等軍事修會的專業化價值。他們在達米埃塔圍城戰中的工程技術和戰術協調能力，使其成為13世紀歐洲君主的重要盟友。Malcolm Barber指出，條頓騎士團藉此戰經驗轉向波羅的海地區開拓，建立了獨立的騎士團國家^[1]。同時，中小貴族因東征的經濟負擔加速轉向貨幣地租制，推動了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James M. Powell的稅收記錄分析顯示，匈牙利國王安德烈二世為東征徵收的「十字軍稅」導致國內貴族叛亂，迫使他在1222年頒布《金璽詔書》妥協。  

第五次東征期間，十字軍與阿尤布王朝的接觸催生了複雜的文化互動。阿拉伯史料記載，阿爾-卡米爾曾向十字軍派遣醫生治療瘟疫，並允許基督教士在開羅公開辯論^[9]。這種有限度的寬容被部分歐洲學者視為「東方智慧」的體現，影響了腓特烈二世對伊斯蘭文化的開放態度。然而，戰爭也強化了彼此的負面刻板印象：穆斯林將十字軍描繪為貪婪的侵略者，而歐洲編年史家如奧利維修斯（Oliver of Paderborn）則渲染埃及的「異教詭詐」^[5]。這種認知矛盾為後來的宗教對抗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

第五次東征推動了歐洲戰爭後勤的系統化改革。為維持長達四年的遠征，教廷首次在全歐範圍徵收「十字軍十一稅」（10%教會收入），並授權義大利銀行家管理資金流。Norman Housley的研究表明，熱那亞和威尼斯商人通過運輸合同賺取的暴利，加速了地中海金融網絡的形成。^[10]這種財政模式被後世君主效仿，成為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期間國家徵稅制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