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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山濤、阮籍、劉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活動區域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市)的竹林裡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阮籍、劉伶、嵇康、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阮籍、劉伶、嵇康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在八王之亂中,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山濤、王戎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竹林七賢之名的由來,學界存在爭議。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治所在今河南省焦作市東),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1]一般認為「竹林七賢」之名與「集於竹林之下」的竹林之遊有關。[2]
傳統說法認為「竹林」位於嵇康在山陽縣的寓所附近。[3]嵇康與其好友山濤、阮籍以及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間暢飲聚會,因而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這種說法見於《晉書·嵇康傳》及《世說新語·任誕》竹林七賢條。
陳寅恪認為,「竹林七賢」的活動地方實際上並沒有產「竹林」,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出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4]
王曉毅不認同陳寅恪的觀點,從漢晉時期佛經中「竹林」這一譯名的出現頻率質疑了陳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說,並結合史料實地考察發現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確實種植有「竹林」,之後又從時間和地點上論證了竹林七賢聚會的可能性,從而認為傳統說法對於「竹林七賢」一名由來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5]
岑逸飛認為,如果分五等,嵇康屬優,隱遁招致殺身之禍,作《管蔡論》為管蔡翻案,認為管蔡之反是疑慮周公篡權,影射司馬氏篡魏,鍾會指他「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下不為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被誅時有3,000名太學生請以他為師;阮籍屬良,狀甚瀟灑,卻能虛與委蛇,聞悉步兵廚人精於釀酒,為飲酒而當步兵校尉,未可厚非,境界及不上嵇康;山濤、向秀屬常,雖有學問,但山濤位至三公,向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嵇康後與山濤絕交,並非無因;阮咸、劉伶屬可,阮放浪形骸,劉為酒徒,皆乏善可陳;王戎屬劣,神童小時了了,大時壞透,全靠獻媚取容,苟全於世,且貪財聚斂,不知休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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