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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舊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為主力進行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相標榜的社會運動。1966年北京的「紅八月」期間，「破四舊」運動逐漸升級，翌年才被叫停[2][3][4]。受中國共產黨發佈的《十六條》和當時宣傳的影響，並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林彪講話等的鼓動下，破四舊運動席捲中國大陸[4][5][6]。與「破四舊」相對應的是「立四新」，意指「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5][6]。
破四舊運動最初的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時間內就發展為大範圍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甚至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驅逐回原籍等的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損毀了大量文物古蹟以及古書、古董、字畫等[3][5][6][7][8]。
「四舊」意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合稱、統稱，含貶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確提出，此後1966年8月8日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另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所肯定，而林彪於8月12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舊、立四新」[3][5]。
在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以前的漫長歷史階段里，所有先人創造、社會形態遺留下來的文化財富，尤其是所謂「資產階級」的思想和風俗習慣，在文革意識形態看來，都是舊的、腐朽的、反動的，必須與之徹底決裂，清除乾淨[3][5][9]。
在這樣一套思想觀念的觀照下，舊思想，是歷史上從孔子、老莊等先秦諸子，經董仲舒、韓愈、朱熹，到王陽明、曾國藩、胡適、劉少奇等所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們的著作，也指在他們影響下的其他作品[9]。
舊文化，指舊時代的禮儀制度、文學藝術、教育思想和實踐等精神現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遺存。它包含的內容比舊思想的範圍更廣[9]。
舊風俗，指歷史上人們日常生活中代代傳承、相延成俗、層疊積累的時尚（包括衣食住行、年節、婚喪、娛樂）、禮節、習慣，即舊文化的世俗表現。屬於一種亞文化[9]。
舊習慣，歷史上、現實中長期生活形成的行為模式、傾向、風氣，也包括從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派生出來的心理定式。與前三者相比，更加處在表象外層[9]。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5][12]。8月8日，《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3][5]。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了大字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13][14]；他們形成了一個初稿，有關領導同意用《中國青年報》的印刷廠把他們的傳單鉛印出來，向全市散發[14]。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2][4]。
「紅八月」期間，紅衛兵把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文化上的破舊立新，簡單化為對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行動，爆發所謂的「改名潮」[2][4][8]。一時間，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名，剪小褲腿、飛機頭、火箭鞋，揪鬥學者、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暴力行為成風[2][8][13][15]。譬如，紅衛兵認為「北京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於是把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經不准中國人通行的使館區的「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將「佟麟閣路」改為「四新路」，等等[10][13][16][17]。
當時的新華社對此進行了連續、正面的歌頌性報道[8][13]。例如，《人民日報》的社論《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13][18][19]
依據原全國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吳德（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回憶，「破四舊」期間，毛澤東曾讓他去匯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毛澤東說道：「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則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20][21]
依據研究人員整理歸類，紅衛兵的「破舊立新」主張包括：1. 對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時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學校改名，使之帶有革命的含義；3. 要求以各種形式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4. 要求在經濟領域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或者個體經濟的殘餘，反對物質刺激，等等[5]。其中，紅衛兵涉及國家政治體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黨派解散[5]。
北京「毛澤東主義學校（原26中）紅衛兵（衛旗）」於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舊立新一百例》，匯集了100條紅衛兵對「破舊立新」的要求，比如[22]：
破四舊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時間內，破四舊運動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2][4][15]。
自北京1966年「紅八月」起，這股潮流迅速湧向全國，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衝擊寺院、古蹟（譬如山東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潔齒等服務項目，停止銷售具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妝品、仿古工藝品、花發卡等商品，砸毀大量文物古蹟，燒戲裝、道具，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從城市趕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2][8][15][24]。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競賽，看誰的花樣翻新出彩[13]。一時間，基本沒有受保護的文化遺產[註 1]，基本沒有受保護的私人財產和私生活領域，基本沒有受保護的人身自由（連老人的鬍子都當成四舊來革除）[13]。
紅衛兵對服裝款式和頭髮式樣的限令起初還能獲得一些群眾的響應，而紅衛兵為實行他們的禁令，上街督促、檢查，強行剪掉「奇裝異服」，挨戶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舊」，要商店停止銷售或銷毀「四舊」商品，燒毀「壞」圖書的舉動，則很快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恐慌[5]。這些活動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發的反抗，工人、農民、軍人與紅衛兵發生衝突[13]。
與此同時，1966年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了公安部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25][26][27][28]。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干涉學生文革、支持紅衛兵運動[26][29]。
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問題的嚴重性，發表社論，由領導人出面勸說紅衛兵，或者通過一部分紅衛兵發布文告宣傳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為。林彪在8月31日群眾大會上都提道：「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 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其靈魂。只有文斗，進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徹底暴露他們的反革命面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斗臭，鬥垮，鬥倒。」[30] 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破四舊運動中迅速升級的嚴重暴力行為在9月初開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國範圍內的暴力行為逐漸平息[5][6][31][32]。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5日發出一份內部「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記錄從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而這份「簡報」將此視為文革「累累戰果」的一部分[2][33]。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內部轉發《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處理紅衛兵抄家物資的幾項規定》，要求紅衛兵查抄的黑五類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財物，除日常生活品退給本人，其它一律上交，且相關黑五類和不法分子「不准借查抄財務的機會，喊冤叫屈，反攻倒算，違者必須嚴加懲辦」[34][35]。此後，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要求各地國家權力機關保護文物[36]。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37][38] 隨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破四舊的種種行為也逐之漸漸消失[38]。文革中後期仍有「破四舊」的提法，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批判還延續、伸展著，但激烈程度無法和1966年那樣相比[13]。
依據1980年官方數據，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期間，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2][33][39][40][41]。另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紅八月期間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42][43]。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魯迅胞弟周作人，曾與魯迅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灣胡同，1966年8月周作人被紅衛兵拉到八道灣家裡院中樹下，被鞭打棍抽，家也被查封，此後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個人手稿以及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人的通信被抄走[44][45][46][47][48]。此後，81歲的周作人曾兩次向當地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但無人會理，於1967年5月逝世[47][48]。1969年，部分被抄物品運至北京魯迅博物館，文革結束後歸還周家，而大多數物件則不知所蹤[44][45][46][49][50]。
還有統計，破四舊期間北京市共有11.4萬多戶被抄家，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13][51]。按周恩來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其中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13][51]。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貨老闆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正在香港為父親慶祝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趕回後卻被中學生抄了家[13][51]。家中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被紅衛兵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遭到多次批鬥[13][51]。
破四舊成為文物古蹟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損古蹟和文物都無法確切統計，大量名人墓地和故居、寺廟、教堂、清真寺等文化遺蹟和宗教場所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7][13][51][52]。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時記載保存下來的古蹟6843處，「破四舊」中毀壞了4922處（占總數超7成）[7][52][53][54][55]。1966年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率領200餘名紅衛兵前往山東曲阜，與曲阜師範學院的紅衛兵共同成立了「討孔聯絡站」，嚴重損毀了孔廟、孔林和孔府，並召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的萬人大會：據統計，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 「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7][52][55][56][57][58]。譚厚蘭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文革結束後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56]。此外，據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文物工作人員事後寫的揭發材料，林彪、葉群夫婦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977冊、唱片1083張等等，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等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畫等[52][55][59]。
破壞對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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