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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血禍」是指20世紀90年代發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華中地區河南省為中心的愛滋病大規模傳播事件。事件起因主要是各地的血漿經濟，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以血液傳播為主，感染者大多參與過賣血或在疫區接受輸血。疫情最早披露於河南省，河北、山東、山西、安徽、四川、貴州等地疫情都較為嚴重，以河南省的大流行最為知名，但沒有證據證明河南省是上述地區中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1]。
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央政府採取了「計劃獻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發採血指標。同時期中國也從國外進口血液製品設備，希望發展血液製品行業[2]。由於賣血既可以幫助完成採血指標，又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員們開始和農村血販們合謀鼓勵賣血，農村也湧現出了大量單採血漿站和農民獻血者，獻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領取50元，民間俗稱「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3]；而血販則可以從官方的血液中心及採血公司獲取報酬；這也催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4]。
「單採血漿」是指把採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後再把紅血球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而抽取的血漿並不能直接用於供血，而往往用於醫藥公司製成血液製品[5]。但在實際過程中，為了加快採血速度，採血站往往會將前一位供血者分離出血直接輸給下一位供血者，這也大大增加了愛滋病、B肝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感染概率[4]。並且血站有時還會欺騙賣血者回輸血球可以控制貧血，從而增加獻血次數，獻血者往往主動同意回輸血液[6]。
此外，愛滋病剛剛進入中國，直到1995年每年報道的愛滋病感染者只有千餘，主要通過毒品和性傳播，且傳播範圍相對有限──由於愛滋病在國外主要通過注射毒品與性接觸傳播──基於中國人婚戀觀念相對保守以及國家嚴厲打擊毒品等原因，醫療界許多人都不認為愛滋病有可能在中國大流行，因而也缺乏相應的應對措施[2]。
事件直接起因是河南當地以賣血為產業的「血漿經濟」。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紅會血液中心達成協議，將血液計劃指標一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企圖超額完成分配的獻血指標[4]。在當時的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以及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大力推動下，賣血更是成為一種風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而河南睢縣電視台更是在廣告中宣稱「不賣血就是不愛國」[7]，大量農村人口參與其中[8][9]。
香港《亞洲周刊》稱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換河南省生物製藥所負責人，並聯繫美國生物製藥公司，洽談血液出口事宜，由此衛生廳下屬成立各類血液採集機構，還允許許多軍政企業掛靠其下從事血液交易，劉的許多親屬都直接經營血站[6]。劉全喜更是在衛生廳會議上公然宣稱，「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萬人口，80%都是農民，即便只有極少數願意獻血，將血液收集起來賣給血漿公司，「也可以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向脫貧之路」[6][10]。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C肝發病率堪比B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王淑平醫生發現部分獻血者肝化驗數據異常，發覺C肝流行，並上報衛生廳。後來她有聽河南省衛生廳說天津血站有發現愛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驗檢測到愛滋病例，然後收集各地409份樣本用4家公司試劑檢測愛滋病，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因此攜帶樣本到北京訪問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最終確認16份樣本檢測出13份HIV陽性，3份不確定，最終上報愛滋病流行。王淑平在自述書中提到衛生廳會議上當時的省疾病防控處處長指責她要將「衛生廳廳長和處長搞下台」，她的工作單位最終被解散，本人也在2001年飄零美國。1996年，高耀潔教授在河南省會第一次會診到愛滋病人，發現感染源來自於血庫，隨後開始對愛滋病疫情的調查，並自行出資進行防艾宣傳活動。而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製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愛滋病[2]。
1993年開始，河南當局已經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11]。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通知關停全部縣級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關停。從此血漿經濟開始由明面轉為地下，據統計「血禍」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間受感染，有部分專家認為這些地下血站導致了絕大多數感染案例。1997年，血販也受到政府強力打擊，血漿經濟逐漸銷聲匿跡[2]。
與此同時，發掘事實的許多醫生和記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除了河南，許多地方都有因為血漿經濟而引發的感染病大規模流行，河南也被懷疑不是唯一的重災區。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愛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愛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1]。高耀潔、王淑平等人則認為中國愛滋病疫情遠遠超過其所宣稱的程度[12]。
河南、貴州等地地方政府對血液買賣採取遮掩或者逃避責任的態度[13][14][15][16]，阻撓政府科學家的調查[17]。英國《衛報》轉引中國官員解釋隱瞞疫情的原因：「如果他們認為我們省有大量的愛滋病病例，誰會在我們省投資？」[18]中央政府被指責對地方政府的舉措保持沉默[19]。相關事件曾為政府的禁忌話題[20][21]，陳秉中等曾呼籲為當年事件追究責任[13][22]。
直到2001年，事故才受到官方承認[2][23][24][25]。據官方估計，截止2004年，吸毒者及血禍受害者在內的愛滋病感染者占中國大陸全國感染者的三分之二以上[4]；自由亞洲電台則保守估計至少有30萬人感染愛滋病[9]；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26]；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愛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中國民間預防愛滋病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愛滋病」，而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4][6]。但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發表的《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現狀及流行形勢分析》稱全省只確認了31578例愛滋病陽性案例，確診AIDS現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並結論河南愛滋病已進入低流行狀態[27]。
事件也導致了B肝發病率提高，據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統計，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B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者的三倍。美國無償獻血中心直到今天都會在獻血前的調查問卷中嚴格限制來自河南、貴州等賣血重災區的獻血者資格[4]。大量受感染的獻血者以及輸血者長期以來都得不到相應的補償[3][28]，乃至受到官方打壓[29]。
事發後，河南省內的所有個人商業血站關閉；1998年，中國政府頒布了《獻血法》，法律上取締了血液交易；為了緩解「血荒」問題，政府還命令軍人、國企員工以及學生義務獻血。但是血站還是在向偏遠的貴州、廣西等地區轉移，一時間貴州供應了全國血液的40%，間接導致了貴州的乙類傳染病（B肝、愛滋病）爆發，貴州也在2006年關閉了全部的商業採血站，但還是一年後重新開放由製藥企業主辦的商業血站[30]。2004年，中國衛生部宣稱，無償獻血已經占到了獻血總量的85%，中國已經逐步實現有計劃指令向無指標的自願無償獻血的過渡[31]，但時至今日各地的計劃獻血指標仍然存在[32][33][34]。
當時主事河南的時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以及事件起因相關的時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劉全喜等人都免於問責：劉全喜在2002年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後仍擔任省人大代表；而李長春則於1997年起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並於1998年調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後於2002年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順利退休，而據《亞洲周刊》報道，4名河南紀委長期以來聯名舉報李長春，但一直未能成功。繼任河南省省長李克強雖然是臨危受命，首次進行了省級的愛滋病普查，緩解了愛滋病疫情，但任內前期仍然封鎖有關愛滋病流行的消息[23][35][36]。李克強本人的仕途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在2002年升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並在2004年轉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後於2007年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13年李克強當選國務院總理，2023年順利退休並在同年10月因病去世。最早報道這一事件的高耀潔則於2009年8月出奔美國，對BBC記者坦言擔心受到中國政府逮捕，並在海外陸續出版有關中國愛滋病現狀的書籍[37]，於2023年12月10日在美國紐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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