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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型战役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正太戰役」重新導向至此。關於1947年戰役，詳見「正太戰役 (1947年)」。百團大戰，又稱晉南遊擊戰、正太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一次戰役，是由國民政府所轄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以下皆以八路軍稱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間自行發動、以破壞華北日軍占領的交通線、礦山為目的的破襲作戰。參加作戰的中國軍隊包括八路軍120師、129師和晉察冀軍區共22個團。戰爭期間日軍發動反擊戰，使得周邊一帶的八路軍根據地受到一定打擊，受損的平漢鐵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陘煤礦區迅速恢復運作。
| 百團大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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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第十八集團軍光復娘子關，高舉中華民國國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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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朱德 彭德懷 |
 多田駿 | ||||||
| 兵力 | |||||||
| 約40萬人 |
共產黨統計： 國民黨統計：日軍最多約2萬人[查證請求][3]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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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統計： 2.2萬餘人傷亡[4] |
共產黨統計： | ||||||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簽署的「正太鐵道戰役」的《戰役預備命令》由八路軍總部正式下發到晉察冀軍區、第120師及第129師，同時上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毛澤東審閱了此命令。命令中要求參戰的部隊最初預定22個團。8月20日晚20時，戰役打響。隨後眾多未被命令參戰的團陸續加入，其中不少團是1937年後中國共產黨在日占區和華北根據地當地擴編的，軍餉與軍火不在國民政府供給名冊內，實際自備糧服軍火，尤其是槍枝、軍服五花八門，訓練和組織程度也不齊，更大量是沒有軍服拿起槍是兵放下槍即是民的民兵。[5]
日本出於戰略要求從1938年秋開始政治誘降，希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議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衛於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史稱汪偽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國」為號召，意圖拉攏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時國共摩擦不斷，雙方互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清楚國民政府與日方談判的進展，對於形勢過於嚴重估計。加上認為日軍有可能西進，於是八路軍高層在通報中央軍委而尚未有回覆的情況下決定發動一場較大規模破襲戰打擊日軍[9][10]。
1939年，國民政府成立晉察冀敵後戰區，鹿鐘麟任戰區總司令。1940年春季，華北八路軍在山西省策反收編國民革命軍九七軍，將戰區總司令鹿鐘麟逐出省外。同時1939年，山西爆發晉西事變，和八路軍摩擦不斷，1940年初雙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間，日軍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師團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進行春季晉南戰（國民革命軍約8萬）、鄉寧作戰（國民革命軍約3萬）、晉南反擊戰（國民革命軍約4萬），而上述作戰一共造成日軍作戰傷亡多達約數千人[11]。日軍發現中日戰爭期間中共積極破壞國民政府在各地的行政組織，成功促使國民黨某種程度上放棄在華北的生存，而中共竟在其地下活動、反政府破壞中所獲得地盤並力求維持之，於當地自行徵稅、奪取抗戰資源，引起日軍內部的關注與探討，寄望有效利用國共衝突[12][13]。
在抗日根據地，由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日本侵華的戰略要地華北的發展日漸壯大，日本軍隊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長城、華北、東北的部分軍隊，以鐵路、公路等交通線為依託，對華北地區的抗日力量連續發動大規模掃蕩，並在荒原挖溝築堡試圖阻礙抗日力量的進攻，實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據點為鎖」的「囚籠政策」，藉此控制並逐漸縮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兩次掃蕩，將集中於華北地區30餘萬日軍、偽滿洲國軍隊的分布點不斷增加，力量分散[14]。這對華北地區的八路軍集中優勢力量展開大規模進攻提供了有利條件。
百團大戰的涉及範圍中，駐有日軍3個師團全部、2個師團的各2個聯隊、5個獨立混成旅團全部、4個獨立混成旅團的各2個大隊、1個騎兵旅團的2個大隊，共20餘萬人，另有飛機150架和偽軍約15萬人。 自1939年冬以來，日軍以鐵路、公路為支柱，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並企圖割斷太行、晉察冀等戰略區的聯繫，推行所謂「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這一時期，日軍每大隊約700人。日軍華北方面兵力密度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師團兵力平均分散在約200處。百團大戰後日軍正式實施對八路軍的剿滅戰。戰爭期間日軍發動反擊。
日軍組成如下：
1940年3月，八路軍在打退抗日戰爭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最後一戰打朱懷冰的「磁、武、林、涉戰役」後，彭德懷即下定決心：要立即對日軍發動一場「以破壞其交通運輸線」為主的「大破襲戰」。1940年4月1日，彭德懷正式簽署發布命令，要求聶榮臻部負責破襲滄石路以北的津浦路、平漢路及正太路；劉伯承鄧小平部負責破襲平漢路之石家莊磁縣段和白晉路北段；賀龍關向應部負責破襲北同蒲路；徐向前朱瑞部負責破襲膠濟路及津浦線南段；要求各部加緊準備，於4月10日開始統一行動。4月1日，毛澤東急電彭德懷指出：目前形勢還相當嚴重，蔣介石似已下了決心，即掛抗日之招 牌，行剿共之實際。眼下對我威脅最大的是綏德、皖東兩點。如河防不守則前方聯絡中斷，延安在危險中；如皖東不守，則皖南（新四軍軍部）部隊被隔斷，八路軍出鄂豫皖邊及鄂豫西的道路也被隔斷。因此，彭德懷和晉西北的賀龍、關向應，應以主力部隊對付威脅我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國民黨第九十軍，並要彭德懷除黃克誠的三四三旅外，再抽調三、四萬人的兵力南下華中，迅速打通與新四軍陳毅部的聯繫。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開始準備對付國民黨即將發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擬於4月10日發動的交通總破襲戰計劃就此暫時擱淺。4月中旬，朱德從王家峪的八路軍總部出發赴洛陽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磋商晉東南的國共兩軍的分界線。
7月2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在武鄉縣磚壁村的八路軍總部下達《戰役預備命令》，規定以不少於22個團的兵力，大舉破擊正太鐵路，同時要求對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等鐵路以及華北一些主要公路線，也部署適當兵力展開廣泛的破擊，以配合正太鐵路的破擊戰。8月8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戰役行動命令》，規定：晉察冀軍區破擊正太鐵路石家莊至陽泉（不含）段；第129師破擊正太鐵路陽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師破擊忻縣以北的同蒲鐵路和汾（陽）離（石）公路，並以重兵置於陽曲南北地區，阻擊日軍向正太鐵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擊交通線的同時，相繼收復日軍占領的一些據點。
八路軍原定動員兵力為22個團（晉察冀10個團，129師8個團，120師4個團），重點目標為正太鐵路，其次是平漢鐵路、同蒲鐵路北段和白晉鐵路。為了攻擊的突然性，未經中國共產黨軍委批准展開了戰鬥。戰鬥開始後，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計晉察冀軍區39個團、第129師（含決死隊第1、第3縱隊等）46個團、第120師（含決死隊第2、第4縱隊等）20個團，共105個團20餘萬人，還有許多地方游擊隊和民兵參加作戰。最終參戰總兵力達到105個團。
在華北交通線中，正太鐵路占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
戰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點開始的華北交通要道破襲戰為序幕，當時正太鐵路橫越太行山，是連接平漢、同蒲兩條鐵路的紐帶，也是日軍獲得山西煤炭資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對晉察冀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據點的主要分布區，同時井陘煤礦也在這條鐵路上。因而正太鐵路成為戰役第一階段的主要戰場，集中了30個團的兵力。八路軍的進攻戰役首先在正太鐵路發起，因此戰役開始時被稱為「正太路戰役」。
作戰初期八路軍兵力部署異常隱蔽，日軍直至戰鬥打響才發覺中國軍隊的動向，日本方面將9個獨立混編師投入戰場。至9月下旬為止，正太鐵路全線癱瘓，並破壞北寧鐵路、平綏鐵路、平漢鐵路、津浦鐵路，井陘煤礦亦遭破壞。並佔領娘子關的部分地區。
9月1日至18日，日軍派出獨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區與獨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順地區相互策應前進，至松塔鎮附近。該部署旨在摧毀敵人後方設施，並掃蕩周圍潛伏之敵軍。根據日方戰時機密資料，第九與第四這兩個混成旅團於9月1日至11日總共死傷483人[15]。
在第二階段時期，除暫留約10個團兵力繼續阻撓道路和橋梁的修築，主力則把戰鬥對象轉移到鐵路交通線兩側的日本守軍與被抗日根據地包圍的日軍據點，目的是鞏固並擴大戰果，其中以榆遼戰役、淶靈戰役最為激烈。延安地區、山東地區、安徽地區的八路軍也投入作戰。日軍也投入使用了戰爭公約所禁止的毒氣與生物武器展開反撲，戰爭也進入相持階段。
1940年10月3日至11月2日，日軍發動晉察冀邊區肅清作戰，派遣臨時第101混成旅團（駐蒙軍、第1軍、第110師團、獨立第十五混成旅團）參與戰鬥。
由於八路軍隨後遭到日軍反擊戰的強大打擊，作戰轉趨消極，日軍第36師團成功掃蕩並消滅了遼縣、涉縣、潞城等地共軍根據地，結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擊戰。11月19日，日軍第37師團發動第二期第二次反擊戰，由沁縣、南關鎮一帶出發；獨立第16旅團由平遙、霍縣出發；第41師團一個大隊由洪洞東方向沁源前進，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順利消滅沁河一帶共軍根據地。[16]日軍110師團駐石家莊正與國軍冀察戰區、第一戰區、第二戰區接觸中。日軍第一混成旅團駐邯鄲，與國軍冀察戰區、第一戰區交戰中。中國共產黨宣傳：「日獨立混成第四旅團，幾已消滅殆盡，獨立混成第二、三旅團消滅過半，獨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團各消滅一大隊，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師團均有嚴重傷亡。」
為回應八路軍的百團大戰，日本軍隊開始將各地的機動兵力集結於華北地區，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報復性「掃蕩」，藉以迫使八路軍退出華北交通要道，先後對太行山地區、太岳地區、晉察冀邊區、晉西北等地進行掃蕩。華北日軍於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在晉中（第二期晉中作戰），駐蒙軍於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晉察冀邊區發起反擊作戰。八路軍則分兵展開運動戰和游擊戰、麻雀戰（騷擾游擊戰術）進行反擊。到1940年12月5日，歷時三個半月的百團大戰因日軍展開大掃蕩而宣告結束。
百團大戰從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歷時3個月15天，中國共產黨宣稱：整個戰役作戰地區囊括冀察全境、晉綏大部及熱南大部，配合作戰的地區，戰線延及至魯、皖東、豫東、蘇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個團和配合作戰的根據地軍民，共數十萬人。日軍參戰的有110師團和25師團全部，26、36、41師團各兩個聯隊，35、37師團各一個聯隊，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團全部，第6、第15獨立混成旅團各一部，還有大量偽軍，約二、三十萬人。[17]
日軍情勢判斷表示：
華北共軍自今春以來實施改編擴充，合正規軍、准正規軍可能達25萬以上。自今年8月所謂百團大戰以後四個月，因被我軍徹底掃蕩，其大部分根據地設施覆滅，要重建需要相當時日。……百團大戰中的戰死者，以朱德所發表，達一萬八千人，三年來沒有積極從事抗戰，專心儲蓄的資材幾乎全部泡湯，根據地設施被破壞，加以因與重慶對立激烈化，軍費撥付困難，其重建自非短時日所能完成……國共的關係，與時日的經過在逐漸下降，但今後無論雙方是否能夠妥協，在中國共產黨無法以實力對抗蔣軍的現況下，其活動範圍將局限於皇軍佔領地區警備比較脆弱的方面，或蔣系勢力比較稀少的雜軍地盤。故從確保北支治安的觀點，需要細心注意並監視其動向。[18]
百團大戰之實際情形，錄呈如次：(一)此係八月號(20)日開始，與敵正面作戰五天，有(25)日即將大部撤往平山、孟縣、五台一帶，只留少數兵力在鐵路沿線續行襲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線所用兵力共十一團，朱彭報為三十餘團(三)所獲戰績計破壞鐵路二百餘里，破壞大道橋梁四十餘座搗毀車站十一所……(四)斯役敵傷亡三千左右，及偽軍二千餘，中共傷亡亦約三千餘……[22]。
有觀點認為這場戰役的指揮官彭德懷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後，沒有等候批准就決定發動[25]，違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張最低限度的游擊戰打法，擅自打百團大戰[26]。對這一指責，彭德懷錶示並非如此。[27]
在戰役打響後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獎與支援。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28]」事後國民政府也發來賀電、覆電[29]
國民政府在當時亦表示祝賀支持，但國防部長何應欽以八路軍1937年在冊編制為15個團4.5萬人，現「擅自擴編」且攻下了日軍地盤「無需中央補給」為由，於當年底即1940年12月停發了對八路的軍餉特別是彈藥補給。促使八路軍自建兵工廠，土法製造粗陋的武器，並迫使發展出每人5發子彈，打完衝上去與日軍拼刺刀的戰術。[來源請求]
同時這場戰役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解放區（即日統區）的部隊暴露在日軍的視線內。日軍原本於1940年初在華北平原以部分日軍兵力為主由偽政府協同推行治安肅正作戰，百團大戰促使日軍又把「治安肅正」擴大為「治安強化運動」，並於1941年2月制定了《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計畫》，調回約二十萬的部隊於1941年至1943年進行「掃蕩」，更進一步推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掃蕩的結果八路軍主力幾乎全面撤出山西，而在當地擴編的民兵團則化整為零，調整回最低限度的游擊戰。1942年八路軍前方軍部被日軍偷襲，前總參謀長左權殉國；此後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仍然把集團軍部設置在山西前線。日軍在發動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大掃蕩同時，於1941年將目標轉向在太行山區（晉南）的國軍，以國民革命軍第一戰區衛立煌部與第三戰區顧祝同部為主要目標，並以此為基礎發動了中條山戰役。
在國民政府與日軍兩方面的影響下八路軍開始遭受物質困乏以及兵源減少陷入艱難，在1943年之前未能再組織起大規模戰役，受到黨內不同意見的批評，而以游擊戰於當地堅持至日本投降，另外也因就近而先行對日軍受降而獲得大量日軍物資。
彭德懷在自傳中寫到，「這次戰役大大提高了華北人民群眾敵後抗日的勝利信心，對日寇當時的誘降政策以及東方慕尼黑陰謀以很大打擊，給蔣管區人民以很大興奮。此役也給了投降派又一次打擊，提高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聲威，打擊了國民黨製造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30]「對百團大戰的惡意攻擊者，你們站到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隊伍裡去了。」[30]
中國共產黨對外一直對百團大戰完全肯定，但在內部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卻因歷史進程而先後出現過一定的出入。百團大戰剛勝利時，中共中央對此十分肯定，毛澤東還要求彭德懷有機會再多組織幾次。但在1941年、1942日軍大掃蕩導致八路軍極端困難後，彭德懷一度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被指責沒有完全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山地游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大規模的「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些抗日力量。
《彭德懷自述》中寫：最主要的問題是，戰役之前，在對日軍向我發動進攻的方向上，估計失誤，「沒有估計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粵漢路，是為了便利進行太平洋戰爭」，因而「 戰役舉行過早」，沒等中央批覆就發起了。 「如果再熬上半年」，或者等「敵人兵力更加分散時」，再發動戰役，「其戰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義也要大得多」。 再者，這次戰役也過早地暴露了八路軍的力量，「迫使日軍從華東、華中調回一個師團的兵力，加強了對我華北根據地之進攻。特別是太行山區，在敵人的『三光』政策下，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損失。」
這次戰役發展成投入100多個團的規模，並持續了三個半月之久，也是出乎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預料。特別是在戰役第二階段採取攻堅戰形式，造成了八路軍自身傷亡較大，過多消耗了八路軍的有生力量和根據地的人力物力，這種戰術引起了批評，對1942年至1943年渡過華北抗戰最艱苦時期造成了一定影響。
1945年劉伯承在中共「七大」發言：百團大戰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團大戰的打法，更不是運動戰，尤其是陣地戰這樣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擊戰爭的打法。
聶榮臻也對戰役第二個階段的攻堅戰的打法提出批判：戰役第二階段講擴大戰果，有時就忘記了在敵後作戰的方針，只顧去死啃敵人的堅固據點，因此我們不得不付出比較大的代價。這也是違背游擊戰爭方針的。但同時認為雖然損失大，但也鍛鍊了隊伍[31]。
彭德懷後來也做了自我批評，承認當時有些蠻幹的指揮。[32]彭德懷在自述中還說，當時是誤以為日軍要切斷延安和西南聯繫，沒發現日本並未以延安為主要方向，說如果等半年華北日軍再少一些戰果會更大。
另外，企圖通過大舉進攻，徹底破壞正太鐵路，使華北幾個根據地連成一片，也反映出八路軍高層將領對敵強我弱的形勢估計嚴重不足，對敵後戰局的長期性、持久性認識不夠 。
聶榮臻認為：「毛澤東批評說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31]
1943年鄧小平說：「百團大戰中本區軍事力量過於突出暴露，不僅自己傷亡很大，元氣不易恢復。且警惕了敵人對我們的嚴重注意，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33]
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華北工作座談會，會中黨內一致對於百團大戰持否定態度[34]。彭德懷做了檢討：「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這很明顯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
1940年9月11日戰役第一階段剛剛結束，毛澤東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關於百團大戰，不要說是大規模的戰役進攻，現在還是游擊性的反攻。9月23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作《時局與邊區問題》報告時，再次提到對百團大戰的估計問題：這次大戰是「敵我相持階段中一次更大規模的反『掃蕩』的戰役反攻」。即是說，這僅僅是「一次」，此前曾經有過大規模的反「掃蕩」，只是這次規模「更大」罷了，以後還要有「更大規模」的戰役而且它是「反『掃蕩』的戰役反攻」，不是「戰略反攻」。
1940年12月22日，當百團大戰實際已經結束時，為了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起的新的反共高潮（皖南事變），毛澤東曾電示彭德懷「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告結束」，以充分利用它的聲勢。
聶榮臻指出，在對「百團大戰」的宣傳方面，毛澤東尤為不滿。這次戰役，本來是對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線的破襲戰，後來頭腦熱了，調動的部隊越來越多，對外宣傳就成了「百團大戰」。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主席批評了這件事。有種傳說，這個戰役事先沒有向中央軍委報告。經過查對，在進行戰役前，八路軍總部向中央報告過一個作戰計劃，講要兩面破襲正太路。破襲正太路，或者破襲平漢路，這是游擊戰爭中經常搞的事情。可以說，這是我們的一種日常工作，不涉及什麼戰略問題。這樣的作戰計劃，軍委是不會反對的。但說成是「百團大戰」，這就是戰略問題了。毛澤東主席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一百個團參戰，蔣介石很驚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所以，這樣宣傳百團大戰，就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後果。[35]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36]
1959年廬山會議後，共產黨將彭德懷定位為：「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物」。
1967年2月24日清華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出版的大字報《兵團戰報》第六期《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一文聲稱：「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後調動了一百零五個團，共四十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37]紅衛兵聲稱："百團大戰是朱德、彭德懷違反黨的組織紀律，不請示毛澤東，擅自搞百團大戰，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並把日軍的兵力吸引過來，導致重大損失。"[來源請求]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攻擊百團大戰，他們認為百團大戰是蔣介石決定發動皖南事變的決定性因素，紅衛兵依照這個理由對彭德懷進行批鬥。[38]
1981年，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完全平反後，對百團大戰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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