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深秀

楊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初名毓秀，同治十三年甲戌改名深秀，字漪邨（會試硃卷作衣純），又用里名自號儀村，號孴孴子，山西絳州聞喜縣人。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849年4月24日）戌時，行一，大行二，民籍，以廩生中式同治九年庚午科本省鄉試舉人第三名，以員外郎分刑部學習，會試中式第266名貢士，著有《晉中國都考》、《山西星度譜》、《聞喜縣志疑存文鈔》、《雪虛聲堂詩鈔》3卷（光緒8年刻本）。^[1]

他是「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12歲為縣學附生。光緒八年，張之洞聘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院長。光緒十五年考中進士，殿試名列三甲末次。同年五月，任刑部候補員外郎^[2]，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升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因俄羅斯要求中國割讓旅順及大連灣，上疏請聯合英國、日本拒俄。楊深秀在上奏中說道：

頃聞日人患俄人鐵路之逼，重念唇齒輔車之依，頗悔割台，相煎太急。大開東方協助之會，願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遊學，供我經費，以著親好之實，以弭夙昔之嫌。經其駐使矢野文雄函告譯署。我與日人隔一衣帶水，若吾能自強復仇，無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收於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p.248。上奏日期為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時人均知楊深秀國學根底深厚，卻不知他也明瞭世界局勢，均感驚服。

同年春，參加保國會活動，結識康有為。夏，戊戌變法開始。與徐致靖先後上疏請更改文體，不採用八股文。被盈廷、禮部尚書許應騤多番阻撓。又上書建議設立譯書局、派皇室遊歷各國、派遣留學生，均被採納。面試京朝官，每日見20人，試用當中人才，罷免老庸愚不通時務的人，引起不滿。同時，他積極幫助、讚揚實行新政者，為他們上書或辯白，如湖南巡撫陳寶箴被守舊黨彈劾，為楊深秀即為其剖辨。

戊戌政變的前一日，八月初五（9月20日），楊深秀上奏奏請「與英、美、日合邦」，楊深秀說：^[3]

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為借才之舉，先為借箸之籌。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5）

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訓政，其後楊深秀深詰皇上被廢的原因，固請慈禧撤簾。八月初九（9月24日），在宣武門外聞喜會館被捕。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同被問斬，合稱「戊戌六君子」。是被禍六君子中自正途入仕且為唯一的高官，本不當死，惟因詰問慈禧得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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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深秀會試硃卷》。
[2]
《大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實錄》（卷二百七十）：光緒十五年。己丑。五月。丙午朔。……○乙卯。引見新科進士。……戶部候補員外郎毛慶蕃、著以員外郎即用。內閣即補侍讀紹昌、著仍歸原班補用。戶部七品小京官陳廷鑒、著以原班用。刑部學習員外郎楊深秀、著俟學習報滿。作為候補員外郎後。以該部員外郎即補。分發四川道員張華奎、著仍發原省以道補用。余著歸班銓選。
[3]
根據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一書指出，楊深秀的「合邦」構想，是由康有為所指使，而在康有為的背後，則有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幕後策劃。雷書指出，慈禧太后是在八月初四（9月19日）自頤和園返回紫禁城後，發現了這一計畫，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阻止了「合邦」的計畫。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為的建議，是要中美英日四國將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給一個「百人委員會」來管理，建立一個比現在歐盟更緊密結合的聯邦，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可能是以合邦為名，誘使中國先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使中國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畫，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楊深秀等人對國際知識所知有限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中國各種重要權力交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佈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指出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