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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之歌》（俄語：Песнь о лесах，羅馬化：Pesn' o lesakh），作品號81，是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蕭士塔高維奇所作清唱劇，作於1949年夏。二戰後，俄羅斯大草原開展植樹造林運動（即「自然改造大計劃」），本曲即為慶祝此事而作，本質是為取悅約瑟夫·史達林，其中某些歌詞讚頌「偉大的園丁」者，尤使本作惡名遠揚，不過史達林死後，上述歌詞在演出時一般略去。1949年11月15日神劇由列寧格勒愛樂樂團首演，執棒者葉夫根尼·穆拉文斯基，受到執政當局歡迎，次年為作曲家贏得一項史達林獎。
同蕭氏其他產出尤其蕭氏所作交響曲中數部相比較，則很容易將《森林之歌》看作過分簡單而大眾能解的官樣作品，此想法卻未有考慮本作下筆時所處時代環境。1948年，蕭士塔高維奇同其他一干作曲家再次以日丹諾夫主義中所謂形式主義受到批判。似此極簡單而公眾能接受的作品正是蘇共所要求的。這一時期寫作「安全」作品的作曲家非唯蕭氏一人：普羅高菲夫創作神劇《保衛和平》（«На страже мира»）、米亞斯科夫斯基則寫作其第27號交響曲。[1]儘管如此，蘇聯仍用武斷難測的手段打擊作曲家，其原因不可謂不在此，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理論及其如何應用實則一片模糊。音樂學家瑪麗娜·弗羅洛娃-沃克如此闡述當時情況：
| “ |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來沒有作為講邏輯的理論起過作用，儘管為了給它造出一種幻象下了巨大的工夫。正相反，它僅僅是一連串口號以及口號之間灰濛濛不清不楚的山谷。實際上官員發現這種模糊和缺乏連貫的情形太過好用，正好犧牲掉，因為這就使得他們在操縱藝術家時可以有無限制的靈活。憑著官方一時的心血來潮，交上兩部特點差不多的作品，一部可能得到嘉獎，另一部則受到譴責。有時打擊作曲家全不過基於恐懼，恐懼不作批判的話那批評家就會被盯上：沒有人想要踏錯一步。 | ” |
| ——Frolova-Walker 1998，第368頁 | ||
於蕭士塔高維奇而言此事為1936年故事重演，惟這次受打擊者非止他一人。蕭氏作品大部被禁，其本人被強迫公開檢討悔過，主動轉變自身風格，其家原享有的特權也被剝奪。1948年4月，他在全聯盟作曲家代表大會上表示：
| “ | 當我進入歌唱音樂的領域時，我一面認識到自己片面地喜愛純器樂題材是錯誤的，同時也感覺到，仿佛自己受到了一種約束，這是我的重大錯誤，因為這種特性，使我與植根於人民群眾中的音樂形式有了距離……現在我覺得今後我的作品……主要基礎應該是旋律……旋律形象一定要接近於民族的旋律因素。 | ” |
| ——蕭士塔高維奇，[2] | ||
尤里·柳比莫夫提到當時蕭氏「他晚上到電梯口旁邊的地方等著被抓，這樣至少不會打擾到家人。」[3]此後數年蕭氏將作曲工作分為幾部分，有電影配樂為付房租、官方作品為保當局將其平反，還有嚴肅創作「為書桌抽屜」而作。[4]其最後一種創作中有第1號小提琴協奏曲與套曲《猶太民間詩歌選》。
出於某些實際原因（非為蕭氏個人生存而言），蕭士塔高維奇開始用兩套相異的音樂語彙創作。其一更簡明容易接受，是為服從蘇共方針；其二更複雜抽象，是為其個人藝術之滿足。《森林之歌》屬於其第一類創作。[5]在此「官樣」風格下，蕭氏填入詩人葉夫根尼·多爾馬托夫斯基之文詞，其人所作深孚黨意。多氏曾眼見當時新起的植樹之事，將其經歷分享於作曲家。[6]
自神劇起始，有喚出俄羅斯大草原之廣漠，是藉助暗沉而近於穆索爾斯基式的回憶，所憶者方結束之戰爭所造成的破壞；而至神劇末尾，則有充滿活力與肯定意味的賦格，蕭氏由此劃出情節框架。情節兩端之間是為一系列合唱，鼓勵植樹之舉。蕭氏之女所在學校校報有文章，講述少先隊投身植樹工程之事，創作時蕭氏曾閱讀之，而請多爾馬托夫斯基額外加上詩句為童聲合唱團所用，表現少先隊員的努力。緊鄰終曲之前一段旋律能令人聯想蕭氏不久前遭到嚴厲批判的第8號交響曲，惟為避免苛責，其旋律更「容易接受」。最後所用之賦格按蕭氏所想實有風險，以時人認為賦格有形式主義風氣之故。然蕭氏將一俄羅斯民歌用作此樂章基礎，加之其或有引用葛令卡音樂以為範本，如此其自認為基本消除了風險因素。[6]
神劇第二樂章「讓祖國披上森林的外衣」之標題在合唱中作為副歌重複。此樂章開頭如下：
| 原文 | 譯文 |
|---|---|
|
Звучит, летит на всю страну, |
號召響遍了全國， |
本作歌詞初有明顯歌頌史達林之內容，自其死後，歌詞經過修改而除去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改為歌頌人民及蘇聯共產黨。其中第一、五、七樂章原本直接讚頌史達林，改動尤甚。第五樂章原名《史達林格勒人在前進》，改動後不止其中「領袖」，有關史達林格勒之內容亦全數替換，其名易為《共青團員在前進》。[4]
雖此《森林之歌》於蕭士塔高維奇作品中既無最佳之名亦不最受人歡迎，其仍然不斷得到演出及錄音，理由在於本作之於音樂引用拼貼（pastiche）上頗為引人注目。童聲合唱團部分能令人回想柴可夫斯基之《黑桃皇后》，而又能見與葛令卡乃至穆索爾斯基相關之端倪。本作又能見古斯塔夫·馬勒馬勒《大地之歌》（俄語譯名：«Песнь о земле»）的直接影響，而以自省性的第三、第四樂章為甚。蕭氏於此二作相似之標題間暗示此事。《森林之歌》其宣傳價值或僅在表面，然如此已足使蘇共論者滿意。[9]
蕭士塔高維奇在此部作品中表現出的由繁入簡的風格轉變，當時在蘇聯內部亦引起一些爭議，但整體而言仍頗受歡迎。[10]一方面在於作曲家能積極完成當局提倡的音樂任務，一方面在於此作中某些音樂形象，如第一、三樂章的開頭部分，皆表現出鮮明的俄羅斯民族風格。此外，作品中某些片段能讓人聯想到蘇聯的群眾歌曲及此前蕭氏自作的電影配樂。[11]
作曲家本人以此清唱劇為恥。[12]於首演前，作詞家伊薩克·格利克曼向蕭氏言說：「要是清唱劇里的不是史達林，而是比如說荷蘭女王威廉明娜，那就好了。她好像很喜歡綠化。」蕭氏則回道：「啊，那多好！對音樂我是負責的，至於詞嘛……」[13]音樂評論員貝爾南特（Г. Бернандт）亦直言不諱地批評多爾馬托夫斯基的詞作「質量是不高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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