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公（1890年3月14日—1978年5月20日），原名其荃，字仲芸，貴州貴築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詩人、書法家。[1]
| 李仲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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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
| 字 | 仲芸 |
| 出生 | 李其荃 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1890年3月14日〕 |
| 逝世 | 1978年5月20日（88歲） |
| 籍貫 | 貴州貴築 |
生平
光緒十六年農曆二月二十四日(1890年3月14日)生於貴陽城北貴築縣西下里下堰寨（今貴陽市白雲區麥架鎮下堰村）。李仲公的先祖自江西省吉水縣入貴州，落戶貴築下堰，八代佃耕。李仲公的曾祖父經商，家庭小康，在村內購了數十畝冷水田，方才有能力供子入私塾。「李其荃」是其父按家譜字派所取之名。「李仲公」則是他學生時期因追慕東漢大儒仲長統（字公理）而自取的筆名，常以「黔南仲公」、「仲公」署名撰文並發表，直到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才以「仲公」字行。[1]
幼時隨父親讀書。15歲以第一名的成績入貴築縣學，受家鄉的維新派人士李端棻講學的影響，借閱《新民叢報》、《瀛寰志略》等書報。他和同在貴陽學習的學生王文華、樂嘉藻等人成立「科學社」。在學堂內，以《請禁淫戲以正人心厚風俗》上書貴州巡撫林紹年，獲得後者賞識。16歲即被選拔入貴州省立蠶桑學堂，以《蠶桑富黔策》進呈林紹年，貴州巡撫衙門飭令貴州省各府縣遵行。李仲公回憶道：[1]
在蠶桑學堂學習中，時當清末，因見官吏持勢橫行，壓迫民眾，遂結合各學堂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學生起而反抗。一次，巡撫衙門小巡捕徐守祜在江南會館演劇祝母壽，派差弁守門，老百姓入內看戲，大受鞭笞，其橫凌，當集合各校同志百餘人破門突入，痛打差弁，搗毀壽堂，被首縣捕囚，名為革命黨，將擬重處。因上書林撫控徐氏罪惡，以素受知愛，立飭開釋，並將徐氏參革。是為我初入社會與惡勢力鬥爭的第一次勝利。又受唐相狄人傑毀天下寺的鼓勵，打寺廟偶像破除社會迷信，一時目為狂生。
1907年，經貴州提學使柯紹忞選派，以官費保送京師法政專門學堂學習。在法政學堂，正逢「兩宮」之死，學堂監督喬樹楠率學堂全體師生舉哀，其不哭而號，被學堂發覺，學堂起初準備將其斥革，後來喬樹楠害怕受到議處，故改記大過。[1]
1911年，「由於歷年研究歐美政治政法，羨慕日本明治維新，因而認為惟有實行民主憲政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乃和同學王郁駿組織北京法政學會，該學會同北洋法政學堂學生李大釗組織的北洋法政學會共同創辦了《北京法政學報》，任總編輯，由此同李大釗結為同志。經過李大釗引見結識了孫洪伊、湯化龍，參加進步黨的活動，成為進步黨中以孫洪伊為首的「小孫派」的幹將，並任《國風日報》、《中華雜誌》編輯。1913年底，受進步黨資助（自進步黨的黨費中每人每年補助300元），與李大釗一起赴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政治研究系，並同住早稻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館，在日本還結識了陳獨秀。[1]
留學日本11個月後，應湯化龍、孫洪伊召還，輟學回國，出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總長湯化龍）的編審員。袁世凱稱帝前夕，籌安會成立後，隨湯化龍、孫洪伊避往上海，參與反袁護國運動。其間，孫洪伊討袁的文電均由其代筆，還負責進步黨聯絡國民黨及策動黔軍王文華部響應雲南護國起義的任務。[1]
1916年袁世凱逝世後，國會重開，湯化龍任國會眾議院議長，任眾議院首席秘書。1916年8月中旬，同李大釗、陳築山等人創辦《晨鐘報》（後來更名《晨報》），任編輯。1917年，獨自創辦《丁巳》雜誌，並自任總編輯。同年，湯化龍、孫洪伊分裂，孫洪伊退出了內閣，李大釗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隨孫洪伊赴上海參加護法運動，和湯化龍斷絕了政治關係。[1]
1918年，黔軍總司令王文華任重慶鎮守使，奉孫中山的命令策動西南地區參加護法運動。應王文華的邀請，赴四川任黔軍總司令部參贊兼貴州政治會議委員，同留日歸國的王伯群、何應欽等貴州新派人士投身「革新貴州」運動，一時成為貴州政壇的核心智囊。王文華在上海遇刺身亡後，貴州「五旅紛爭」，王伯群、何應欽等新派人士分別逃出貴陽，為黔軍駐重慶代表，也從重慶逃出，在上海與王伯群、何應欽匯合，他們謀劃的復黔活動終無果。1922年，赴日本繼續早稻田大學的學業，王伯群、何應欽則投奔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1]
1924年，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同年2月，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北方區負責人李大釗邀請，自日本回國，在上海經李大釗、汪精衛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此後以「李仲公」一名行世。[1]
1924年11月，孫中山赴北京，李仲公、馬君武、王伯群也隨汪精衛北上，策動北方革命。孫中山病逝北京後，他們暫留北京。隨後，任黃埔軍校總教官的何應欽向李仲公發出「粵局暗淡」、準備「去北京另求出路」的書信。接到信後，李仲公隨即回一長信勸阻何應欽稱，「將當時世界大勢和南北情況作了詳細分析，並指出中國革命的高潮必將到來，黃埔黨軍必有發展，北洋政權必將崩潰。」自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歸國，在上海創辦《貴州青年》雜誌的李仲公胞弟李俠公，當時已經自上海赴廣州，任黃埔軍校特別官佐，投身黃埔軍校教導團的秘書工作。[1]
1925年10月，廣東獲得統一後，李仲公應汪精衛、何應欽的邀請，赴廣東任東江綏靖委員會公署秘書長。伴隨著東征勝利，廣東國民政府派馬文車為潮海關監督，自外國人手中收回潮汕50里內常關，開展關稅自主、取消洋「幫辦」、收回英租界、收回教育權活動，遭外國駐汕頭領事團及稅務司干涉，英國、日本軍艦雲集汕頭港「示威」。廣東國民政府被迫撤銷馬文車職務。1926年2月6日，主持東江地區外交及行政事務的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派李仲公兼代潮海關監督及汕頭交涉員，同外國列強鬥爭。李仲公拒絕交出已收回的潮汕50里內常關各口，並且查處了日艦乾丸號水兵迫害車夫案，堅決收同英租界。廣東國民政府於3月4日被迫明令撤銷李仲公的潮海關監督一職。[1]
1926年2月，在何應欽的操縱下，繆斌在汕頭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以同「青年軍人聯合會」鼎立。聯合會骨幹、《青年軍人》編輯李俠公因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而受到何應欽部反共人員的圍攻。李仲公遂辭去東江綏靖委員會公署秘書長職務，離開汕頭，到廣州並結識了鄧演達。[1]
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總司令。經何應欽舉薦，李仲公任總司令部參議、總司令代表，奉派赴四川、貴州聯絡劉湘、賴心輝、周西成、彭漢章等將領響應北伐。途中得知宿敵袁祖銘回貴州，行至南寧的李仲公折返廣州，隨軍參加北伐。[1]
「整理黨務案」後，李仲公接替葉楚倫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黨部書記長，並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處長，負責蔣介石的文案工作，先後草擬了《討吳佩孚檄》、《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收拾西南策略》，獲蔣介石採用。蔣介石北伐初期的重要政論及文告等多出自李仲公之手，故時譽北伐「文膽」。[1]
1926年8月，李仲公隨總司令部來到長沙，國民革命軍第4軍在汀泗橋同吳佩孚決戰，右翼受孫傳芳威脅，左翼受袁祖銘壓迫。蔣介石接受了李仲公聯合川軍、分化黔軍的建議，秘密派李仲公赴重慶、赤水聯絡川軍劉湘、黔軍周西成，共同倒袁祖銘，擁護北伐，任命劉湘為國民革命軍第21軍軍長（李仲公任該軍黨代表），周西成為第25軍軍長。劉湘、周西成接受任命之後，9月底李仲公離開重慶回南昌總司令部復命。[1]
1927年1月6日，在南昌總司令部行營召開國民革命軍軍務善後會議，李仲公出任軍法政治工作審查委員會委員（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兼任委員長），並任江西省臨時政治會議委員。在寧漢之爭中，李仲公捲入蔣介石同鄧演達、鮑羅廷及國共之間秘密爭鬥的政治漩渦。當時，李仲公既不贊成蔣介石絕俄反共，又不贊成鄧演達等左派人士倒蔣，力主維護北伐的統一局面。[1]
1月9日，李仲公隨蔣介石由江西赴漢口，駐武昌行營。途中，蔣介石叮囑李仲公向鄧演達徵求鄧演達轉任參謀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並改組總司令部的意見。當晚，鄧演達邀請武漢各界領導人在武昌行營設宴歡迎蔣介石，鮑羅廷席間致詞批評蔣介石軍事獨裁併違反三大政策。席散之後，蔣介石隨即密令軍艦生火待命。李仲公遂通過軍用電話告鄧演達深夜來行營，共同勸說蔣介石顧全大局，留蔣介石出席各界人民歡迎大會。蔣介石1月12日出席大會後，負氣登上廬山。李仲公因感冒未能同行，蔣介石囑其病癒即同鄧演達赴廬山牯嶺，鄧演達先赴南昌。在總司令部，蔣介石見李仲公後即稱：「我剛斥責擇生（鄧演達），去代我安慰他一下。」李仲公到旅館見鄧演達，鄧演達正在同何香齡、顧孟余嘆息。鄧演達即退入別室，和李仲公密談稱：「他（蔣）已決定逐鮑羅廷，我看革命完了，你再去勸阻他。」李仲公隨後見蔣介石，力陳不可絕俄反共。後來，鄧演達不辭而別，赴武漢反蔣。蔣介石遂召集「廬山會議」，決定實行絕俄反共。[1]
1927年3月初，蔣介石知道李仲公的政治態度，所以反共事宜均交秘書處機要科長陳立夫專管，而讓秘書處長李仲公率秘書處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往武漢。李仲公回憶稱： 「蔣的用意是：一、因黃埔反共學生主要是貴州學生，攻擊我很利害，說我是中共的外圍分子，哪的把我調開。二、因我與國民黨左派接近，尤其是鄧演達，而鄧又是反蔣的中心人物，也想利用我去替他起些緩衝作用。」後來，寧漢分裂，陳立夫派員將蔣介石發表的反共反漢演說印成小冊子，自南昌送至漢口公布，冊子上蓋有秘書處印章，漢方認定是李仲公所為。此時，四川劉湘、貴州周西成通電反對武漢，漢方也認為乃受李仲公指使。3月15日夜，李仲公遭到獨立師師長賀龍逮捕，押往唐生智的總指揮部，直到5月17日方經鄧演達保釋。[1]
李仲公遭唐生智扣押期間，蔣介石秘密緻信武漢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請求釋放李仲公，陳公博也就李仲公被扣押向唐生智、鄧演達抗議。獲釋時，李仲公當面問鄧演達被扣押原因，鄧演達稱「係由賀龍師長向唐（生智）報告，說你在劉湘的駐漢辦事處召集川黔在漢將領和各軍師代表策動西南對武漢出兵，中央據唐的報告並結合公布小冊子的事而召集特別會議作此決議，交唐執行。現在證明實出誤會，我更為你的思想作保證，大家都很抱歉，希望你留漢相助，不要消極。」李仲公後來則認為：「一、在漢的國民黨中央集團，除鄧演達外，雖是反蔣的，但本質卻是反共的；二、汪精衛與陳獨秀的合作，陳實際已不能領導中共，就不可能繼續真正的國共合作；三、蔣已打下寧、滬，擁有東南四省蘇、浙、閨、贛，倒蔣必無成，且吳佩孚尚據武勝關，孫傳芳尚據浦口，張作霖尚據東三省，倒蔣徒使北洋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獲釋不過數日，李仲公便留書鄧演達，不辭而別，從安慶搭乘駐安徽的黔軍王天培部運輸輪船，轉赴南京。[1]
1927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改組，李仲公任交通部政務次長兼漢冶萍公司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中國航空公司副理事長等職。蔣介石被白崇禧等人逼宮而下野、復職前後，李仲公在蔣介石同何應欽之間進行調解，化解了蔣介石對何應欽的猜疑。1927年12月，奉蔣介石召，李仲公自南京赴上海見蔣介石，於12月20日在上海替何應欽草擬並拍發了《擁蔣復職通電》。1928年2月10日，李仲公再度奉召到徐州見蔣介石，化解了蔣介石對何應欽的怨恨，從而進一步獲得蔣介石、何應欽雙方的信任。[1]
在交通部次長任內，李仲公開闢了民用航線，建立了中國自己的郵政系統及國際電台，收回了外國壟斷特權。在交通部漢冶萍公司整理委員會，李仲公和同鄉、漢冶萍公司整理委員會專任委員諶湛溪與日本駐漢冶萍公司代表及外交特使多次談判，強硬推進公司業務整理。[1]
1928年7月至1929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李仲公任編遣會議秘書處主任，參與完成《軍事整理案》的條例、程序、辦法的編寫等任務。1929年3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仲公獲提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但因「陳家黨」以加入「CC」為條件，李仲公拒絕接受，故未能當選。1929年5月，身為貴州省主席兼第25軍軍長的周西成與李燊（原駐鄂西黔軍、第43軍軍長）為爭奪貴州大權而混戰，周西成陣亡。李仲公接受「會同龍雲辦理貴州善後」的任務，赴貴州。11月2日，國民政府公布了貴州省政府改組名單，毛光翔任第25軍軍長兼貴州省政府主席，李仲公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貴州政局趨穩後，李仲公返南京復命。[1]
1931年夏，國營招商局總辦趙鐵橋在上海遭大股東李國傑買兇暗殺。行政院派李仲公兼總辦，到上海接手招商局整理工作。李仲公力主招商局收歸國有，並開始登記盛宣懷、李鴻章家族的股票，準備沒收用以建立中國航空公司。由於招商局內部複雜，蔣介石又接受張學良代盛蘋臣、李國傑等人的請託，命招商局停止登記，改為官商合辦。李仲公未能達到目的，乃辭去總辦一職，調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蔣介石曾經答應李仲公讓其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
1931年7月，李仲公見即將爆發日本侵華戰爭，而蔣介石則推行「攘外必先安內」，圍剿中國工農紅軍。適逢李俠公從莫斯科回到中國，避居蘇州的李仲公、李俠公擬定了對內聯共、對外聯蘇的具體方案，由李仲公攜往南京面呈蔣介石，並與蔣介石密談三次，蔣介石最後稱，「事情是應該這樣做的（聯共聯蘇），但這樣做豈不是承認我以往的錯誤嗎？」「而且包圍我的人太多」，蔣介石身邊的戴季陶、陳果夫、陳立夫等人當時均堅持反共。蔣介石邀李仲公隨其赴廬山，出任鄂豫皖剿匪行營秘書長。李仲公不願同往，乃返回蘇州。[1]
九一八事變後，李仲公在蘇州譯著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觀與我們的駁議》一書，由南京印刷公司出版。蔣介石見書後，認為李仲公的思想過左，公開反對剿共、主張抗日，李仲公受到蔣介石斥責及中統的嚴重警告。應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之邀，李仲公任立法委員、全國禁菸總會常務委員。其間，曾一度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處長。[1]
1934年12月，借追剿中央紅軍的機會，蔣介石派薛岳率部入貴州，以推翻王家烈。李仲公在南京應蔣介石的召請，到廬山牯嶺商議，蔣介石許李仲公以貴州省主席一職。李仲公到重慶後，蔣介石命重慶行營主任賀國光派小型偵察機送李仲公赴貴陽。王家烈辭去貴州省政府主席職務。1935年4月9日，李仲公以「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的名義接管貴州省政府。在準備改組貴州省政府之時，桂系派張定瑤、劉斐赴貴陽見蔣介石，擁護中央一致抗日，並稱任命反對桂系的李仲公任貴州省主席不合適。蔣介石不得不改任其老友吳忠信任貴州省主席。蔣介石任命李仲公為貴州省財政廳長。李仲公出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兩個多月，因免貴州鹽稅，而吳忠信個人花費過大，常逼財政廳出錢，遂同吳忠信鬧翻，被吳忠信、楊永泰以「思想太左，個性太強，難以共事」上告蔣介石，李仲公被蔣介石免去財政廳長職務。[1]
抗日戰爭期間，李仲公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禁菸委員會主任。李仲公全家先後遷武漢、重慶。陳獨秀出獄後，逃難到重慶，曾寄居在李仲公的禁菸委員會主任公署。1940年6月3日，國民政府規定該日為「禁菸紀念日」，在重慶舉行了全國禁菸會議，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內政部長周鍾岳、禁菸委員會委員及各省市代表40多人與會。蔣介石為此次禁菸會議發出訓詞。會上，李仲公報告了6年來禁菸情況。會議通過了30多件提案及此後的禁菸計劃。李仲公、程維嘉合著《煙禁問題》由正中書局出版。[1]
在重慶，李仲公同陸軍大學校長楊傑交厚，和郭沫若、王若飛常接觸，還秘密參加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座談。其活動遭軍統、中統特務偵查得知，欲殺害楊傑、李仲公，但未獲蔣介石准許。李仲公受到更嚴密監視。1942年，李仲公辭去禁菸委員會主任，且未接受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任命。內政部特務製造了李仲公「貪污鴉片案」，企圖「搞臭」李仲公。[1]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際，中國國民黨內大多數民主派人士均認為蔣介石必會屈服於民意，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國共矛盾，成立聯合政府。李仲公則因對蔣介石了解極深，故認為「蔣對中共決無誠意，決不會放棄武力統一的政策，告戒大家看錯了須防上當，要倒蔣只有靠中共武力革命。」李仲公多次在秘密舉行的民主座談會上表達該觀點，但僅有鄧初民表示贊同。1946年2月，陳銘樞借聚興誠銀行三樓歡迎李濟深，邀馮玉祥等60多人參加，李仲公在會上演講，表達其對蔣介石及時局的一貫認識。4月6日，應貴州同鄉黃齊生邀請，李仲公與郭沫若、黃炎培、陶行知、沈鈞儒等人參加了黃齊生、王若飛舉辦的招待宴會，談民主鬥爭的形勢。[1]
1946年底，蔣介石單方面籌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貴州紳士平剛、盧燾、張彭年等一百多人聯名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推李仲公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蔣介石電令貴州省政府主席楊森「李仲公務必選出」。隨國民政府機關復員南京後，李仲公僅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在任期間，除出席大會外，未參加任何審查會。在立法院時，因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學生反美扶日運動發表《告學生書》，李仲公對外交部長王世傑提出質問，並作反美演說。此外，因上海學生參加反飢餓、反迫害運動被捕殺，李仲公簽署了一份保障人權的提案。蔣介石重點進攻延安時，李仲公質詢財政部長俞鴻鈞，反對內戰。當時，南京《新民報》以及上海各報刊發了「李仲公公然反對內戰」的報道，李仲公被國民黨視作「延安第五縱隊」人士。李仲公還和同鄉鄧漢祥策動行政院長何應欽領導黃埔系倒蔣，接受中共的和平談判條件，但未果。[1]
1949年北平和談破裂，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李仲公未隨中華民國政府南遷。同年7月，李仲公、盧郁文、李世軍等45名立法委員發表《京滬立法委員起義宣言》，宣布脫離中華民國政府，擁護中國共產黨。李仲公還由蘇州致電周恩來。8月，李仲公自蘇州赴北京，獲周恩來接見。後來，周恩來通過李俠公指示李仲公：「請不要離京，待西南解放後派往工作。」1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李仲公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提名為代表，但李仲公未獲正式通知，故未出席大會。1950年3月，民革中央經政務院參事、民革中央委員于振瀛函征李仲公主持上海黨務，被李仲公謝絕。[1]
1950年5月1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約見李仲公，談到赴西南任職之事。周恩來稱：「有人說重慶『三·三一』慘案是你傳達命令的。」李仲公當即回答：「1927年的『三·三一』正是我在漢口被扣留的時候，不說我的思想和主張，做這種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被剝奪自由的當中，事實上無代蔣傳達命令的可能。劉湘已死，請向現已被捕的當日慘案之禍首王陵基、藍文彬查詢，果有其事，自應負責。」周恩來最後稱：「如果相信，今日何至約你來談？」周恩來曾對李仲公說：「你從前雖然不贊成蔣反共，後來也反蔣，但你可以做鄧演達而不做，革命的立場終是動搖的。」李仲公向周恩來提出，「惟考慮去西南的問題，我已深感不適，要求留京，在你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以資學習。」其間，周恩來調查了李仲公的歷史。195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將《關於1927年2月間在武漢逮捕李仲公的情況》函交徐冰轉周恩來。[1]
1951年7月21日，經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中央人民政府第42次會議通過，任命李仲公為政務院參事。同年11月，被周恩來指定為參事室西南區組召集人。其間，1952年派赴上海近郊參加土地改革。1954年12月，李仲公轉任國務院參事。[1]
在國務院參事室，李仲公曾任學習組長，兼任國務院法規編審委員會委員，到各地參加考察。[1]
1957年5月27日至6月19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國務院參事及秘書廳非中共人士參加「整風鳴放座談會」。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會上當眾宣讀了他批評一些人「對中共提意見有片面性，只許自己提意見，不許人家作說明」之後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嚇信。國務院參事李仲公在會上也自稱因批評了對中共提意見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對他進行威脅的匿名信。[1]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一文，毛澤東抓住此機會對「右派」進行反擊，李仲公成了中共反右鬥爭的「馬前卒」。此後，李仲公作為國務院參事室的代表人士，經常出席周恩來主持的國務會議。[1]
1959年7月，李仲公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動員國務院參事們撰寫文史資料。李仲公自己也寫出了《我所知道的何應欽》、《護國之役時的湯化龍及其集團》等文章。1963年1月1日，李仲公與夫人吳澄華出席了總理周恩來在全國政協舉辦的七十歲以上老人「元旦宴會」，周恩來向李仲公夫婦敬酒，相談甚歡。1965年10月24日，李仲公成為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委員。[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此後李仲公再度被捲入中共的政治鬥爭中，成為賀龍案的重要相關人。1967年1月20日，賀龍及夫人薛明被送往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之處，9月被正式立案審查。[2]
1967年夏，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下設3個辦公室，其中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負責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專案，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任主任。二辦下轄9個主要專案組，其中最大的兩個是賀龍專案組、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由空軍政委余立金任組長，並設3個副組長。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深挖叛徒工作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稱：「劉、鄧、陶、及其同夥彭、賀、彭、羅、陸、楊、安、肖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竊取了黨政軍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推行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其中「賀」指賀龍。1968年3月中旬，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楊余傅事件」中倒台，3月22日三人被撤職，二辦所屬各主案、分案組全部暫停工作。海軍政治部主任、軍委辦事組成員張秀川接任賀龍專案組組長。賀龍專案組自成立後，辦案期間造成了眾多被調查人員死傷。[3]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間的某日，已任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的李仲公在交通部接待了一位自稱持有賀龍信件的「密使」，李仲公看完信後，將信留下，來人要求回信但遭李仲公拒絕。其後，賀龍又兩度派人送信且要求回復，李仲公均將信扣下，並拒絕回復，也沒有轉報蔣介石。[2]
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專案組派人到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賀龍的歷史問題。專案組每次是兩人同來，多為穿軍裝者。李仲公留下的國務院參事室《調查證明材料介紹信》，來人先後有由學柱、周栓增、李德儒、劉士蘭、朱延忠等人。專案組人員開始對李仲公很客氣，後來轉而威逼李仲公交代賀龍歷史上的「叛變」問題，並追逼賀龍的信。李仲公一直稱「原件已被愛人吳澄華在蘇州燒掉了」，故只能告訴大概內容。[2]
其間，1968年3月26日到4月20日，國務院參事室多次召開座談會，座談揭發「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歷史問題。[1]賀龍的歷史問題被重點提出。[2]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揭發，專案組找李仲公調查。[1]
一日，李仲公之女李幼華發現專案組來人暗藏了擀麵杖，專案組來人還稱如不交出信件將抄家搜查。李仲公全家人非常緊張，於是在家中四處翻找信件，最終在李仲公的一堆舊文件書報中找到了署名「賀雲卿」的兩封信。李仲公夫婦經過幾天思考，最終決定將兩封信交由周恩來處理，並認為周恩來對李仲公和賀龍都很了解。為防後患，李仲公的夫人還叫女兒李紹華、女婿王樹珍找來照相機翻拍信件，但因不懂照相技術，洗出的照片完全看不清。1968年3月29日，李仲公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由參事室送出，內容如下：
久未謁見，時在念中。茲有一事，我手中有賀龍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幫助向蔣投誠的兩封親筆信，是這個大叛徒叛黨的鐵證。如由信內送上。慮交不到落入別人之手。擬請於萬機之時召見片時，當面奉呈，並補陳有關情況，親聆教導。特此函達之予核裁。敬祝健康，並致革命的最後敬禮！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幾天後，周恩來總理辦公室派來一人到李仲公家說：「感謝仲老對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總理已收到，總理讓我們轉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體！」賀龍的兩封信原件，後交由參事室工作人員張雲、秦萍與周恩來的聯絡員鄭凱取得聯繫後送交周恩來。後來，這兩封信被中央專案組認定為賀龍叛投中國國民黨的重要物證。[2]
李仲公上交兩封信後留下的抄件如下：[2]
（一）仲公吾兄次長勛鑒：
前此被嚴仁珊等之欺騙，既予兄之難堪，復陷龍於絕境，至終無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並，故去、今屢擬托熊賢卿、賀貴嚴諸兄代向中央解釋，藉明心跡，終以山河阻隔，音問無由，恂恨事也。近閱報章，始知馮逆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一分子能不憤慨？甚願率所部萬餘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餘不一一，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復，以便正式派人晉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勛安。弟賀雲卿親筆上，五、十六。（二）仲公吾兄次長勛鑒：
前函計達，十六年秋間之事，完全為奸人利用結果。雖促成寧漢統一，而弟一人之犧牲，其痛苦不可言狀。始知今日之政治須多受教訓方能漸得其中之奧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實，何能快慰，應付當今千變萬化之時局耶？不能為天下人諒者理應然也。愛我如兄將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一切為盼。臨穎神馳，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賀雲卿親筆上，五月二十六日。
1970年代，在為賀龍平反的過程中，周恩來派人辨別李仲公上交的兩封信的真偽，鑑定結論稱「所用紙墨是1940年以後生產的」，為李仲公偽造。但李仲公始終堅信兩封信是真實的，不承認偽造。[1]中共中央統戰部多次將李仲公叫到統戰部落實賀龍寫給李仲公的信件問題。李仲公回到家後氣憤地說：「童小鵬要我承認那兩封信是假的。」李仲公當即否認，並堅持賀龍的「親筆信」是真的，還對童小鵬說：「你說信是假的，難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鵬說：「不是說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賀龍的名義寫的，你也不知道。」[2]據稱當時，調查人員建議對李仲公作出處理，周恩來稱「把調查結果告訴他，就能把他嚇死，算了，他已八十多了。」[1]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5月12日，因病住進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2]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審查小組作出《關於李仲公問題的處理決定》，決定稱：[1][2]
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兩封偽造信陷害賀龍同志的問題，審查小組報經中央批准，認為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的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代。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生活費八十元，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
李仲公的親屬因見李仲公病重，故未告知李仲公此處理決定。[2]
有關李仲公與賀龍案，已成為歷史謎案。根據李仲公的子女及親屬們稱，賀龍調中央任職後，曾送一件裘皮大衣給李仲公，二人雖有些陳見，但仍時有往來。1927年李仲公在漢口被賀龍當作蔣介石的說客逮捕一事，早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便由李仲公、周恩來、賀龍三人當面說清。[1]
1978年6月20日，因患肺炎而在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病逝。[1]
著作
- 《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觀與我們的駁議》（譯著）
- 《煙禁問題》
- 《更生廬雜詠》[1]
家庭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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