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顯教寺是明朝河西地區藏傳佛教重要寺院。該寺隸屬安多的魯土司家族，與魯土司衙門隔街相望。據當地人稱，顯教寺建於明朝永樂九年（1411年）。這源自《魯氏家譜》綸音卷之一中載有「敕顯教寺一道」，其中提到：[1]
皇帝敕諭國師班丹藏卜（dpal ldan gtsang po）等及眾禪師、喇嘛、有道高僧等：
今僧眾中，多有道高德重之人。而聖凡混淆，一時未能周知。今差人齎禮幣前往爾處，有道行高者，朕皆禮請。每人致禮幣一表里。爾國師、禪師、喇嘛、有道高僧與之同來，宣揚妙法，成無量功德，則爾等功德亦種種無量。爾其體朕至懷。故諭。
永樂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該敕諭一直存於顯教寺。班丹藏卜是青海瞿曇寺僧人，即創建瞿曇寺的三丹羅追之侄。《明實錄》載，永樂八年十月甲午，命其為「淨覺弘濟國師」，並賜誥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該敕諭並未提及顯教寺，故將該敕諭作為顯教寺建寺時間的依據不足。[1]
至少在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顯教寺已經建立並獲賜名。《明實錄·憲宗實錄》卷224：「成化十八年二月辛酉，陝西莊浪衛大通寺番僧札失丹班建寺於本寺東南隅……來朝貢，乞賜名。詔賜東南隅寺曰顯教。」札失丹班，或作「札失班丹」，藏文還原為bkra shis dpal ldan。番僧札失丹班所屬的大通寺，即今妙因寺，為魯土司衙門的另一屬寺，位於魯土司衙門內。顯教寺與妙因寺一直保持密切聯繫。[1]
《明實錄·孝宗實錄》中，還記載了該寺番僧遠丹堅剉於弘治年間到北京朝貢、請襲國師等活動。《明實錄·孝宗實錄》卷160：「弘治十三年三月丁卯……顯教寺番僧遠丹堅剉等，三竹、瞿曇等寺番僧班剌相竹等……各來貢，賜彩段鈔錠等物有差。」「遠丹堅剉」藏文還原為yon an rgyalmtsho。《明實錄·孝宗實錄》卷178：「弘治十四年八月戊辰，陝西顯教寺番僧遠丹堅剉、殊勝寺番僧舍剌先吉各請襲其師國師、禪師之職。從之。」顯教寺僧人位列國師，並在文中置於皇家寺院瞿曇寺之前，可見15至16世紀顯教寺在河湟地區藏傳佛教寺院中地位之顯。[1]
顯教寺屬於魯土司家族，該家族在明朝主要駐守陝西行都司治下的莊浪衛，該地東與韃靼控制區接壤，扼守通往西域及青海、西藏的交通要道。「魯家軍」在明朝多次參與明朝朝廷的軍事行動。魯氏家族受到明廷倚重。乾隆《魯氏家譜》卷2之《內傳》載，魯土司家族的祖地位於西大通一帶，明朝洪武十一年，朝廷「令官治弟（第）連城，建樓七楹」，於是修建了氣勢恢宏的魯土司衙門。此後，魯氏家族以大通河畔的連城為統治中心，直至中華民國時期改土歸流為止。明朝時，連城又稱「西大通堡」，元、明之交，為連接中國內地與青藏及西域的要地。[1]
2006年，永登縣明朝的「顯教寺和雷壇」歸入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魯土司衙門舊址。[2]
建築
顯教寺原來沿中軸線自南向北依次有山門、金剛殿、大雄寶殿，此外還有東、西廂房十餘間。[3]
顯教寺的原有建築現僅存大雄寶殿一座，具有典型的明代建築風格。大雄寶殿面闊五間，進深五間，建築面積158平方米，歇山頂，雙昂斗拱。據學者宿白考證，該殿建築特點和建於明朝宣德二年（1429年）的妙因寺萬歲殿類似，均為「鋪作用外插昂、華頭子無雕飾、闌額寬厚、普柏方出頭雕飾海棠曲線、老角梁下垂懸寶瓶以及心間用補問鋪作二朵」，受到當時官式建築影響；另外，該殿三間見方的佛堂、周圍環繞轉經道的布局，為15世紀之前藏傳佛教佛殿的特徵。永登縣博物館現存99幅明、清唐卡，即從顯教寺大雄寶殿的天頂出土。[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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