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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在日本已成為一個顯著的全國性社會問題[1][2]。2014年，每天平均有70名日本人自殺，其中絕大多數是男性[3]。日本的自殺率相對較高，但自殺人數一直在下降，自2012年以來已連續4年低於3萬人[4][5]。自殺的日本人中大多是男性[2]，為20-44歲男性死亡的首要原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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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自殺的因素有失業（由於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經濟衰退）、抑鬱和社會壓力[6]。2007年，日本警察廳（NPA）將自殺動機的分類修改為50個，每例自殺案件最多列出三個原因[8]。結果失業的自殺者上升了65.3％，而那些生活困難的人增加了34.3％。抑鬱連續三年位列榜首[8]。在日本文化中，光榮自殺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武士的切腹自盡，二戰期間的特別攻擊隊、萬歲衝鋒等[9]。
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殺事件迅速增加。例如，1998年的自殺人數比上年增長了34.7％。這促使日本政府採取措施，撥款應對自殺。
一般而言，自殺者大多數為男性。2007年的自殺者中71％是男性[2]。2009年，男性自殺人數增加了641人，為23,472人（40-69歲人群占總自殺人數的40.8％）。自殺是20-44歲男性的主要死因[6][7]。男性在離婚後自殺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兩倍[10]。而自殺仍然是15-34歲日本女性的主要死因[6][11]。2009年，自殺人數增加了2％，達到32,845人，連續12年超過30,000人，相當於每10萬人有26人自殺[12]。2012年，自殺人數首次低於3萬，此後數字持續下降[13]，2015年自殺人數為24,025，每10萬人自殺數則首次跌破20[14]。
富士山山麓的森林地區青木原是自殺的多發地[15]。1988年以前的幾年，當地每年約有30起自殺事件發生[16]。1999年發生了74起[17]，直到2002年的78起自殺事件打破了該記錄[18]。該記錄在第二年就被打破，2003年有105具屍體被發現[19]。警察巡邏該地區尋找自殺者。警方記錄顯示，2010年，森林中發現247名企圖自殺者（其中54人死亡）[18]。
截至2010年，自殺率最高的縣是秋田縣，每10萬名居民中有31.86名自殺者，比22.94人的全國平均值高28％[21]。最低的是奈良縣，每10萬居民中有17.28名自殺者。
許多日本高中生因受到欺凌而自殺[22]。2014年的統計數字首次顯示，自殺是10至19歲的青少年最常見的死因[23][24]。
歷史上，日本一直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家庭關係牢固並關係著社會期望。然而，泡沫經濟的破裂使「工作換生存」的文化消亡，讓這些一家之主意外地掙扎於不穩的工作或失業恥辱中[6]。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在2009年初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導致全國失業率於2009年7月達到5.7％，創歷史新高[25]。失業者占所有自殺者的57％，為職業集體最高[7]。失業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按吉尼係數衡量）也有所增加。研究表明，與其他經合國家相比，日本的自殺率受此影響更大[6]。
員工為保住自己的工作大量加班，並減少假期和病假，導致壓力越來越大，這是自殺的一個促成因素。據政府統計，「工作疲勞」和健康問題，包括工作導致的抑鬱症，是自殺的主要動機，占到2008年自殺案例的47％，這對工薪階層的社會福利產生了不良影響[26][27]。在2007年2207個與工作有關的自殺事件中，最常見的原因（672例）是過度勞累[27]，稱為過勞死。
此外，被迫從職場退休後的空虛也是每年大量老人自殺的原因[28]。為了應對這一情況，許多公司、社區和地方政府開始為近期退休的老年人提供活動和課程，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28]。
消費貸款公司與自殺率有很大的關係。日本警察廳指出四分之一的自殺案例與財務有關。這樣的死亡事件被稱為「引咎自殺」（引責自殺）[6]。日本銀行貸款條件極為嚴苛，迫使借款人使用親友作為擔保人，對貸款違約承擔責任。這易使借款人產生極度的內疚和抑鬱[29]。許多人不將擔子放在擔保人身上，而是試圖通過人壽保險支付未付貸款和未償債務[6]。2005財年，17家消費貸款公司在4,908名借款人中獲得了43億日元的自殺政策支出，這一人數約占2005年自殺人數的15％[30]。律師和其他專家指出，在某些情況下，討債人騷擾債務人使他們不得不走這條路[30]。日本非銀行貸款機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人壽保險政策，其中包括借款人的自殺支出，借款人不需要得到通知[30]。
日本社會對自殺的態度很「寬容」，在很多場合自殺在道義上被視為一種負責任的行為[11]。這種文化寬容可能源於軍人自殺的歷史影響。在封建日本，武士的光榮自殺（切腹）被看作是對戰爭失敗或不可避免的失敗的正當回應。傳統上，切腹指用刀劍切開腹部。這樣做的目的是將武士精神釋放到敵人身上，從而避免在敵人手中遭到不光彩的處決。[31]
日本對自殺的文化寬容也可以通過「甘え」的概念來解釋。對於日本人來說，接受與遵從的重要性要超越個性[32]。由此觀點來看，一個人的價值與如何被其他人認可相關[33]。這樣形成的自我概念可能十分脆弱，當一個人感到與其他人疏遠時，他考慮自殺死亡的可能性會增加[32]。
作為一種崇高的傳統，自殺這一文化遺產仍然得到了一些共鳴。2007年，內閣部長松岡利勝在因政治醜聞被調查期間，在家中自縊身亡。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稱他為維護其榮譽的「真武士」。石原也是電影《吾為君亡》的編劇，影片描述了二戰中神風特攻隊的記憶和勇氣[34]。
雖然日本文化歷史對自殺的道德性和社會接受能力有更寬容的看法，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殺率的急劇上升引發了公眾對自殺的擔憂[35]。特別地，使用網際網路的年輕人不斷增加的趨勢和自殺相關網站的普及，引起了公眾和媒體對網際網路文化助長自殺率的關注[11]。
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是「ネット心中」（日語），是由陌生人通過網際網路論壇和留言板組織的行為。這些約定普遍被稱為「網路集體自殺」，所有相約個體在同一時間以同樣的方式自殺[31]。雖然集體自殺的概念在日本文化歷史上也存在過，但傳統的「心中」不同於現代的網路集體自殺，因為它出現在戀人或家庭成員之間，而不是出現在陌生人中。另一個區別歷史上的「心中」不要求自殺的雙方都同意。換句話說，某些形式的「心中」在西方文化中可能被認為是「謀殺自殺」。比如一名母親殺死自己的孩子，然後自殺。[32]日本文學中，1703年近松門左衛門的木偶戲《曾根崎情死》就是「心中」的例子，此故事後來被重新設計為歌舞伎劇場。戲劇的靈感來自一對戀人殉情的真實故事。[36]
要格外注意的是，這些現代的「心中」並沒有得到榮譽自殺那樣的容忍度或社會接受度。網路集體自殺一般被媒體描述為一種無意識和衝動的行為，因為似乎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一個人為什麼要遵守這樣的約定。相比之下，切腹是以保護榮譽為目的[11]。然而，這種觀念受到研究網路集體自殺的小澤千佳子-德席爾瓦（Chikako Ozawa-de Silva）的挑戰，她認為這些死亡是「嚴重為生活所困、失去生活價值、極度孤獨以及與他人缺乏聯繫的表現」[11]。
總結來說，現代公眾更多地把日本自殺率上升看作是社會問題而不是公共衛生問題。日本文化強調，比起以生物學為本質的個人心理病理學，無法融入社會在個人決定自殺方面扮演更重要的作用[35]。此外，如同其他社會特別是東亞文化圈的社會一樣，日本社會仍然存在心理健康保健的污名化[11]。
2007年，政府公布了一項九步計劃，即「反自殺白皮書」，希望在2017年前遏制20％的自殺事件[37]。白皮書旨在鼓勵調查自殺的根本原因來防止自殺，改變民眾對自殺的文化態度，改善對自殺失敗者的治療[37]。2009年，日本政府承諾向自殺預防戰略投入158億日元。
2010財年，日本分配了124億日元用於自殺預防資產，計劃為那些壓力大的債務人和需要治療的抑鬱症患者提供公共諮詢服務[25]。在2009年自殺人數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政府聲稱自9月以來出現了令人鼓舞的跡象。內閣辦公室表示，2009年9月至2010年4月期間，每月自殺人數同比下降[25]。根據警察廳的初步彙編數據，自殺人數比上年下降了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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