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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達林主義（俄語：Неосталинизм）指懷念史達林時代的人士提倡正面看待約瑟夫·史達林在歷史中的角色、在某些方面部分復辟史達林的政策。這種思想很大程度上與新蘇維埃主義及懷念蘇聯時代的情懷交叉重疊，相關定義在近年來陸續出現。
1948年，美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哈爾·卓普用「新史達林主義」一詞形容蘇聯政策的新發展，將這種轉變定義為保守趨勢，認為其開始與1930年代中期的人民陣線時期關係密切。他表示：「新史達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家只是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現象提前射出的卷鬚，他們把這種現象勾勒為新野蠻主義的社會及政治形式[1]。」
196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區別看待史達林主義和新史達林主義，認為「蘇聯領導人還未退回到史達林統治時期的兩個極端（即一人獨裁和群眾清洗運動）。出於這個原因，他們的政策應該被列為『新史達林主義』，而非『史達林主義』」[2]。
歷史學家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發現1960年代蘇聯文學世界有一股親史達林、反赫魯雪夫的潮流，「新史達林主義」作家的作品反覆提到「史達林時代和史達林本人」，稱之為「團結的時代、強力的統治和國家的榮耀」[3]。1975年，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德夫將新史達林主義定義為平反史達林、認同史達林及相關的政治制度、懷念俄羅斯歷史的史達林時代、恢復史達林政策、回到史達林時期對政府的大清洗，同時避免採取過於極端的手段[4]。
1999年，政治地理學家丹尼斯·J·B·肖（Denis J. B. Shaw）認為蘇聯在1985年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前奉行新史達林主義。他認為新史達林主義是奉行計劃經濟、軍事工業複合體極為發達的政治體制[5]
2003年，哲學家弗雷德里克·科普斯頓將新史達林主義形容為「強調俄羅斯和俄羅斯歷史的斯拉夫主義」，認為「所謂的新史達林主義不單展現控制、占領、壓迫、騎兵（征服）的欲望，還希望俄羅斯在使用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避免被西方的『墮落』態度污染，走自己的道路[6]。」
2006年，前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認為「新史達林主義」泛指沒有大規模政治迫害但迫害政治反對派、全面控制國內一切政治活動的溫和史達林主義國家[7]。
歷史學家亨利·賴希曼（Henry Reichman）在專著《再看史達林主義》（Reconsidering Stalinism）中提到史達林主義一詞用法的不斷發展，表示「學術界在這個地方用『史達林主義』形容經濟、政治或社會體制，在那個地方用來形容一種政治實踐或信仰體系」。他提到歷史學家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的著作將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歷史重新定義為「反史達林主義改革派和新史達林主義保守派持續不斷的拉鋸戰」，但覺得這種描述沒有「全面地」概括史達林主義，一些主要特徵就沒有被提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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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將尼古拉·希奧塞古統治的羅馬尼亞定義為新史達林主義國家[9]。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恩維爾·霍查自認新史達林主義者，覺得自己的意識形態霍查主義有史達林主義的一些成分[10]。史達林去世後，霍查大肆批評史達林繼任者尼基塔·赫魯雪夫是改革派，最終會迫使阿爾巴尼亞撤出華沙條約組織。人民派統治下的阿富汗也被認為是新史達林主義國家，相關政策震懾了這個國家，引爆了蘇阿戰爭[11]。西方媒體也將朝鮮定義為新史達林主義國家[12]，認為1970年代官方認定的意識形態主體思想是改良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儘管1992年的憲法修訂案徹底刪除對馬列主義的描述，2009年的修訂增加共產主義的描述[13]。
部分社會主義組織（包括托洛斯基主義的爭取工人自由聯盟）認為當代中國是新史達林主義國家[14]，中美關係政治學家裴敏欣認為習近平上台後以吸取蘇聯垮台教訓的名義加速集權、加強一黨專政的路線為「新史達林主義」[15]。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土庫曼薩帕爾穆拉特·阿塔耶維奇·尼亞佐夫的非共產主義政權也時不時被稱為新史達林主義國家[16][17]，個人崇拜現象受到特別關注[18]。1989年到2016年烏茲別克伊斯蘭·卡里莫夫的非共產主義獨裁政權也被視為新史達林主義[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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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蘇聯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報告，公開批評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及大清洗時期發生的犯罪行為。這場長達四個小時的講話《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批評了史達林政權。歷史學家羅伯特·V·丹尼爾斯（Robert V. Daniels）認為「史達林本人退出舞台後，新史達林主義在蘇聯盛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21]。托派將史達林的政策理解為偏離馬列主義的道路後，喬治·諾瓦克認為赫魯雪夫的政策受「新史達林主義路線」的引導，原則是「在內部階級勢力例證（非外部蘇維埃例證）的影響下，社會主義力量能戰勝一切反對派，即便是在帝國主義者的中心」[22]，可以參照「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創新讓史達林的修正主義做法成為官方學說，新綱領摒棄了列寧主義對帝國主義的看法及相應的革命階級鬥爭政策」[23]。1950年代後期，美國對歐洲的廣播形容「老史達林主義者」和「新史達林主義者赫魯雪夫」有一場政治角力[24][25][26]。
1964年10月，赫魯雪夫被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奪權，掌權到1982年11月去世。布里茲涅夫治下，史達林的爭議被淡化。安德烈斯·萊亞佩（Andres Laiapea）認為「大量異見人士被流放」與這種政策有關[27]，儘管「復辟史達林主義與布里茲涅夫建立個人崇拜齊頭並進」[27]。政治社會學家維克多·扎斯拉夫斯基認為布里茲涅夫時代是「新史達林主義妥協的時期」，因為與史達林有關的政治氣氛中的部分元素在沒有個人崇拜的情況下得以保留[28]。亞歷山大·杜布切克認為布里茲涅夫政權的到來代表著新史達林主義的到來，1968年對捷克斯洛伐克採取的措施最終兼併了蘇聯、波蘭、匈牙利及其他國家的新史達林主義力量[29]。布里茲涅夫認為中國的政治路線是「新史達林主義」[30]。美國政治學家塞維林·比亞勒認為布里茲涅夫死後蘇聯政策轉向新史達林主義[31]。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掌權，開始推崇開放政策，允許民眾自由討論蘇聯體制。不到六年，蘇聯解體。儘管如此，戈巴契夫還是在2000年承認「現代的俄羅斯也有同樣的問題，很難放下從史達林主義和新史達林主義繼承下來的遺產，一樣是車輪上的齒輪，一樣由當權者替他們做出所有決定」[32]。部分西方媒體將戈巴契夫的國內政策視作新史達林主義[3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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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政治學家湯瑪斯·夏洛克（Thomas Sherlock）認為俄羅斯在某種程度上撤回了新史達林主義政策。他表示：「克里姆林宮不願發展施行推崇沙文主義、超國家主義及去史達林化的社會歷史敘事。儘管相關議題得到現任精英及社會人士的部分支持，但仍處於次要地位。相反，政權如今不斷支持用批判的態度評價蘇聯時期，包括新史達林主義。為了實現領導層眼中重新接觸西方社會等重要目標，批評蘇聯過去的聲音新出現。為此，克里姆林宮最近批准了批評蘇聯歷史的新版歷史教科書，啟動一項紀念蘇聯政治迫害遇難者的項目[36]。」
根據2008年的一項調查，過半數俄羅斯民眾對史達林持正面看法，部分人支持重建1991年蘇聯解體後被俄羅斯領導人及抗議民眾毀壞的史達林紀念碑[37][38]。列瓦達中心一項調查顯示過去20年來史達林在俄國民眾心目的人氣激增三倍，且在弗拉迪米爾·普丁掌權以來迅速飆升[39]。
2019年4月，列瓦達中心民意調查顯示七成俄羅斯民眾贊成史達林的歷史角色，創下歷史以來新高，51%的受訪者對史達林持正面看法[40]。
安德魯·奧斯本注意到史達林的雕像「開始重新出現」，紀念他的博物館在伏爾加格勒（前稱史達林格勒）開放。美聯社的斯蒂夫·蓋特曼（Steve Gutterman）引述莫斯科俄羅斯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弗拉迪米爾·拉夫羅夫的話，表示近年來俄羅斯大約有10座史達林雕像被重建或落成[41]。2013年12月，普丁稱史達林不比17世紀英格蘭軍事獨裁者奧立佛·克倫威爾「狡猾」[42]。
2007年6月，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組織高中歷史老師召開會議，推廣名為《現代俄羅斯歷史（1945–2006）歷史教師用書》（A Modern History of Russia: 1945–2006: A Manual for History Teachers）的書冊，當中內容被人權組織紀念負責人伊琳娜·弗萊格（Irina Flige）形容把史達林描繪成「做事理性」的成功領導者，雖然殘暴，認為有關說法將史達林的恐怖行為合法化為「發展工具」[43][44]。會上，普丁表示新手冊「有助於培養年輕人的國家自豪感」，認為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與美國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比起來不值一提。在紀念史達林受害者的活動上，普丁表示俄羅斯人在銘記過去悲慘歷史的同時，應該著眼於國家最好的方面[45]。
俄羅斯政府允許教師和學校自行從受批准教科書清單中選擇歷史教材，當中包括48本小說歷史教材和24本高中歷史教材，由不同作者編寫[46][47]。
2009年9月，俄羅斯教育部宣布將蘇聯禁書《古拉格群島》列為高中生必讀書目。這本由歷史學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撰寫的著作詳細記錄了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制度。在此之前，當局將索忍尼辛的短篇小說《Matryonin dvor》和長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列為必讀書目，兩部作品記載了一位勞改犯的一天[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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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有報道指俄羅斯政府計劃中否認蘇聯在二戰期間戰勝法西斯主義、對東歐的解放發揮作用的行為和表述列為刑事罪行[50]。2009年5月，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德夫稱二戰時期的蘇聯是「我們的國家」，並設立歷史真相委員會，專門打擊克里姆林宮所謂的「篡改俄羅斯歷史」行為[50][51][52]。
2009年7月3日，在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年度議會會議上，俄羅斯代表團離場抗議立陶宛及斯洛維尼亞代表團起草的一項將二戰以來的蘇聯等同於納粹德國的議案。該議案呼籲每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紀念日當天紀念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者[53]。俄羅斯國家杜馬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康斯坦丁·科薩喬夫認為決議「意圖改寫二戰歷史」。俄羅斯代表團團長亞歷山大·科茲洛夫斯基（Alexander Kozlovsky）認為動議是「帶有侮辱性的反俄攻擊」，覺得「將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放在同一層面的人忘記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的犧牲最大，貢獻也最大」[54][55]。385名議會代表中，只有8人投票反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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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底，莫斯科地鐵庫斯克車站重新掛上蘇聯國歌片段的鍍金標語牌，放在八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雕塑下方。其中一塊銘牌寫著「史達林教導我們應忠於人民，並激勵著我們去建立功勳」，1950年代去史達林化時期被摘下。另一塊銘牌寫著「為了祖國！為了史達林！」。相關銘牌在地鐵公司負責人德米特里·加耶夫下令恢復，他表示此舉意在恢復車站的歷史風貌：「我對這個報道的態度很簡單，這些銘牌自庫斯克車站落成之初就存在，應該留在這裡[57]。」
人權組織紀念負責人阿爾塞尼·羅金斯基（Arseny Roginsky）認為銘牌被摘是眼下去史達林化運動的成果，批評當局把史達林的名字當成威權主義大國的象徵，以此震懾全世界。其他人權組織及史達林迫害運動的倖存者致信莫斯科市長尤里·米哈伊洛維奇·魯茲柯夫，要求拿下相關裝飾品[39][57]。
國際文化交流總統特別代表米哈伊爾·什維德科伊回應相關爭議時表示：「依我看來，爭論這些銘文是否應該存在於莫斯科地鐵不是在質疑莫斯科市長的能力，也不是在質疑莫斯科地鐵負責人的能力。就算沒有這個決定，原本已經政治化且矛盾激烈的社會也會破裂。我覺得這些關於史達林的話能否出現在庫斯克車站大廳的問題應由城裡的公民討論[57]。」他認為史達林對蘇聯乃至俄羅斯人民的所作所為不值得尊重，不會以中立的態度看待，更不用說讚揚了。然而，他認為大眾「需要記住你們的屠夫」，沒有這些記憶，這些屠夫「就會再次出現在我們當中」。他認為問題在於社會必須記住「史達林是暴君」，所以應該把銘牌當成對「史達林性格的某種態度」來閱讀，這樣才是正確的含義[57]。他又表示，如果庫斯克車站大堂是建築與文化的紀念碑，這些銘牌就應該留下，因為「摘下銘牌是破壞行為」[57]。
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院獨立國協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弗曼認為俄羅斯政府的新史達林主義「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史達林主義」，史達林主義是「為了掌權而掌權，不是為了世界革命掌權」[58]。
2005年，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主席根納季·裘加諾夫表示俄羅斯「應該再一次表彰史達林」，因為史達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從納粹大劫難中拯救人類文明有功」[59]。他認為史達林「不需要平反」，並提議將伏爾加格勒的名字改回史達林格勒[60]。2010年，裘加諾夫表示：「在今天，史達林時代的偉大成就不言而喻，就連最憎恨他的人也這樣認為。我們解放了全世界[61]！」
2008年，德米特里·普契科夫批評當局復興反史達林政治宣傳潮流，分散大眾對熱點問題的關注。在2008年12月採訪中，普契科夫提出疑問：「電視界掀起了又一波『揭露史達林主義恐怖面目的浪潮』，這究竟是為了應付即將到來的危機，還是精神狀況惡化的又一個結果？（主持人）德米特里·尤里耶維奇，你怎麼看？」普契科夫隨後回答道：「這波浪潮之所以出現，是為了分散大眾對眼下問題的關注。你沒考慮你們的養老金問題，沒考慮教育問題，史達林主義的恐怖面目到底有什麼值得關注的[62]。」
俄羅斯作家謝爾蓋·卡拉-穆爾扎認為妖魔化俄羅斯的趨勢不止出現在波蘭、烏克蘭和捷克，還出現在俄羅斯本身。他認為這是一門好生意，以前妖魔化蘇聯也是好生意：「既然我們的國家同樣擁有（波蘭那樣）享盡國家利益的專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我們來說多到危險且致命），我們為什麼要像波蘭人（攻擊我們）那樣攻擊波蘭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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