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廿五日（12月21日），杭州貞文女學校的創辦人惠興為兌現一年之前「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的誓言，在凌晨服用大量鴉片自殺，年35歲。惠興在一年前因為旗人身份，無法入學杭州女學校，遂在杭州旗下建立了可以招收旗人女子入學的貞文女學校，但因為旗下滿人的冷漠和排斥、學校長期經費匱乏等原因，她創辦的貞文女學校在去世前3天停課。惠興留下一封呈稟，死前託付給家人轉交杭州將軍，希望為學校爭取長期經費。她的死雖然在杭州反響寥寥，但在北京引發了盛大的悼念活動，並經由《大公報》、《順天時報》等報紙以及《惠興女士傳》的戲劇改編變得廣為人知，間接推動了中國女子教育事業的發展。
時代背景
清朝末年國勢衰弱，漢人中興起排滿革命的思潮，部分滿人也產生了相應的民族危機意識。杭州作為當時思想比較活躍的地區，杭州的旗人日益受到當時新思想的浸淫。金梁就是杭州旗人中最早意識到危機的人之一，他關心清朝的國運，為了讓更多旗人能夠關心國事在杭州旗下設立了閱報社和學校。然而旗下的八旗子弟多數早已生活腐化墮落，淪為提籃架鳥、沉迷鴉片之徒，甚至於他們的長官——杭州將軍常恩就是以鴉片、嫖娼、蛐蛐為樂。金梁因為追求變革反而為旗人所忌，被迫離開杭州。[1][2]
庚子事變後，清政府開始了清末新政，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就在各地推廣新式學堂，杭州旗下也是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就開始推行新政。光緒三十年（1904年）上任的杭州將軍瑞興則是滿人中思想較為開放的人士，在他推動下旗下設立了針對八旗男子的義務教育制度，並且他還在旗下自費訓練新軍，但苦於財政不濟各種改革措施無法完全實施。[3]同年杭州女學校建立，由於創辦人大多是同盟會會員或資助人，因此這所學校也有著通過女子教育傳播排滿革命思想的意圖。惠興聽聞此事後就去報名女校，但因為旗人的身份無法入學，憤而在旗下興辦了貞文女學校。[4]
辦學及自殺
惠興是鑲藍旗滿洲人，長白山瓜爾佳氏，入關後世居杭州旗下，父親是杭州協領昆璞。惠興在18歲時嫁給附生暨協領吉山，然而成婚後僅一年就成為寡婦，留下遺腹子金賢。由於出身官宦，再加上早年喪夫、兒子年幼和後來婆婆去世，惠興在禮教森嚴的晚清社會沒有三綱五常的嚴厲約束，能夠在監督兒子學習之餘自學詩書，並且自己給自己取名惠興。雖然惠興有著相對獨立自主的地位，但她依然是一個重視女德、性格剛烈的節婦，曾在在丈夫死後不顧身孕和家人阻擋也要為夫殉節，篤信「割股療親」的傳統孝道，不僅僅是侍奉婆婆生病的時候割股，在後來興辦女學的過程中也有過割股行為。[1][5]惠興在學習讀書寫字之後也開始關注時事，並逐漸受到當時的興辦新學的風氣影響。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之洞等大臣上奏停辦科舉、普及學校，新式學校取代傳統教育已經成為趨勢，再加上「當時西太后有地方准辦女學之詔命」，如此時代背景下惠興」因讀南皮（張之洞籍貫）《勸學篇》大有感奮，遂以提倡女學自任」。[1][6][4]
光緒三十年（1904年）六月廿六，惠興邀來旗下名流商談興辦女學的事情，並且在會上當眾露出手臂割下一塊肉，發誓道：「今日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為紀念。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然而即便有如此毒誓，直到開學惠興募集的款項只有區區三百大洋，其中有杭州都統個人出資40大洋、動用公款80大洋，還有日本的八旗同鄉會捐款100大洋，端方隨員的50大洋，剩下來都是十元及以下的捐款，並沒有缺乏長期撥款。捐款最多反而是留學生，可見惠興在旗下的募款並不順利，反而更可能受到旗人的冷落。九月十六（10月24日），貞文女學在杭州旗下迎紫門北面金鉤弄梅清書院舊址開學[7]。開學之後，惠興想為學校建立校舍，於是從八旗富眷中募款，又到旗下乞得3畝空地，然而等到十月校舍完工這些捐款人不僅不認帳，反而還一起指責惠興「趕新潮」。惠興在後來的遺書也提及了最初合夥的幾位官太太，最後都嫌棄她「多事」，「始以規避，繼以絕裂，終以毀謗」，學校也因為認捐收不齊瀕於破產。在苦苦支撐一年之後，貞文女學校最終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廿二（12月18日）停學。為了兌現自己的諾言，惠興決定自殺；然而，惠興家因為辦學早已傾家蕩產，到最後連服毒用的鴉片也只能典質一銅臉盆換錢購買。十一月廿五（12月21日）凌晨，惠興在服用大量鴉片後擬乘轎到杭州將軍署處以死請命，但不等出門，留下遺言「此稟遞上，有長年經費矣」後在家中斷氣。[8][4][6]
惠興留下兩篇遺書，一篇交給杭州將軍，一篇留給自己的學生。[4]在給學生的遺書裡，惠興告誡學生「現在的時勢正是變法改良的時候」，漢人興辦教育與時俱進，滿人不應該不思進取，「要與外人爭氣，不要與同部人爭意氣，被外人笑話」。[2]她在遺書稱自己的死並非自尋短見而是「盡犧牲」，也就是通過獻祭自身生命「為所興的事求其成功」，「譬如為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後，必買香燭還願」；她認為「女學堂如病人」，因此「割肉療親」也是有作用的。她的「盡犧牲」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對於學生的安慰，惠興最希望的可能還是她的死能夠引起旗人對女學的重視，為女學爭取長期撥款。[5]然而惠興的死並沒有在一開始打動杭州的多數旗人。當惠興的遺書轉交給惠興心目中繼任校長、副校長人選的三多夫人、蓮君時，二人均拒絕接手，最後不得已才轉交給貴林承辦。貴林身為男人卻主持女學，不合於當時的禮教，於是貴林再三懇求二位無果後，才找來自己的老母掛名。匯報此事的八旗協領在給杭州將軍的呈稟中評價「該氏私立學校，不自量力，勢難中止，因此自盡，跡近婦女愚見，本難風世」。但是出乎呈報人的意料，杭州將軍瑞興對惠興評價頗高，除了賞給「義烈可風」的匾額，還上報禮部咨請旌表。[1]
媒體發酵與社會反響
惠興的辦學經歷一開始並沒有獲得媒體關注，素來熱心報導各地女學消息的《東方雜誌》也沒有關注到鄰省發生的這一事件，最早報道的反而是以鼓吹排滿著稱的《警鐘日報》。《警鐘日報》在1904年10月22日最早報道了惠興因為身為旗人不能入學而自辦女學。在12月1日的報道中，《警鐘日報》評價惠興是「無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謂學也」的「東胡賤種」中的「高岡一鳳」，漢人應該警惕滿人的辦學自強，因此特意報道此事「使我漢人讀之，當若何驚心動魄者」、「以為二萬萬女同胞勸」。[1]惠興的死直到9天後才為《申報》所報道，《申報》的報道平淡記述了惠興家世和辦學經由，沒有任何議論或者評價，直到3個月後北京就此事的輿論發酵之後《申報》才有後續報道。[6]
與《申報》形成對比的是北京的《大公報》，當時是由滿人英華主持，將惠興之死置之於興辦現代女子教育的話題中討論。《大公報》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30日刊登了第一則報道：「京師閱報處近日會議，謂陳（陳天華）潘（潘英伯）二烈士及慧興（惠興）女士之死，京外學界均已追悼，惟閱報社尚未舉行。擬於今春聯合同志擇地開追悼會，以盡同胞惋惜之情雲。」《北京女報》的創辦人張筠薌在聽到消息後在陶然亭為惠興舉辦了追悼儀式，2月2日北京淑範女學校又舉辦了盛大的追悼大會，根據《順天時報》的報道參加者有四五百人，參與者幾乎囊括了北京的男女維新派人士。惠興的生平事跡也很快獲得了媒體的詳細披露，報章文字無一不充斥著讚譽之情，《順天時報》在2月8日的《補記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傑歷史》更是讚譽惠興為「中國六千年來女界第一偉人」，《大公報》3月14日則刊登了浙江武備學堂總辦三多的《記惠興女傑為學殉身事》，7月19日又刊登了時任內閣中書、杭州旗人金梁寫的《擬請代奏為惠興女士請旌摺稿》；惠興之死經由京津媒體的集中報道，開始在中國北方廣為人知。[9][1]
北京的戲劇家田際雲受到惠興事跡鼓動，與張筠薌一起組織「婦女匡學會」，請來北京有名的演員同台義演，為惠興的學校籌款，後來在在張筠薌提議下，將惠興的事跡改編為《惠興女士傳》，惠興的事跡第一次登上了戲劇舞台。這次義演原定3月18日、21日、23日開演，很可能是為了籌備新編戲劇《惠興女士傳》，延後到3月29日、4月1日、4月5日3天。1906年3月13日《大公報》刊登的第一則《惠興女士傳》戲劇演出的預告：「都下鞠部（戲班）代表因浙杭惠興女士之問題，大動感情，稟請官府，定於三月初五（3月29日）、初八（4月1日）、十二（4月5日）計三日內，在湖廣會館演戲，所收戲價，悉數匯寄杭州貞文女學校，以資經費。」然而中途又將會場從湖廣會館改到福壽堂飯莊，夏曉紅認為這因為這一場義演主要面向女賓，設置在人員混雜的會館並不適合。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文明新戲獲得了強烈的舞台反響，根據《大公報》的報道演出過程中觀眾因為「觀劇觸發感情之故」有情緒失控者，「大號不止，警兵聞知，即前去勸解，方始停哭」，媒體讚譽其「北京戲園二百餘年，此乃感動之第一聲也」。鑑於北京的反響之大，天津天仙茶園老闆趙廣順邀請田際雲到天津演出，這部戲也走出了北京，在天津8月28至29日連演兩天、大獲成功。1907年1月19日上海的丹桂茶園出演了夏氏兄弟編排的《惠興女士》，這也是南方第一次出現惠興事跡改編作品，但不同於北方，根據現存廣告詞的描述，這部劇主要標榜奇聞軼事，強調的是女性自強和放足。1907年5月8日惠興女學的繼任者貴林來北京演說，在演說前田際雲也演出了一遍，貴林在北京一天就收到了3600多大洋的捐款，已經遠遠超出了他過去一年在杭州籌集的1700多大洋辦學款。[10]
對女子教育事業的影響
惠興的死令她的貞文女學校起死回生，在她死後她的學校由貴林操辦，貴林對此事盡心盡力，「乃為請於當道，咨部旌表，並竭力籌款得以繼續辦理」。浙江將軍會同浙江巡撫張曾敬為其上奏朝廷，於孤山放鶴亭下葬建坊，杭州旗下也給予辦學經費。[8][11]在惠興去世第二年（1906年）的四月初一（4月24日），貞文女學校重新開學，並更名為「惠興女學堂」以示紀念。根據惠興的遺願，這所學校錄取的學生不分滿漢、不分本省和外省，到1907年5月已有教職員5人、學生60人，開設修身、讀經、歷史、地理、國文（兼習字）、算學、女紅、刺繡、唱歌、體操10門課程。而根據杭州將軍給朝廷的匯報，這所學校開辦五年已經有學生百人，合格畢業生36人，以美術手工女紅刺繡為特長，學生的藝術作品曾送往南洋勸業博覽會，獲得了「金牌優獎」。[4]這所學校一直辦到了1949年，學校所在的道路也被命名為惠興路，1950年代學校整體併入杭州第十一中學，2000年杭州第十一中學初高中部分離，初中部遷回惠興路原址辦學，恢復了惠興中學的名字。[8][12][13]
惠興之死不止於杭州當地的女學建設，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北京當地的女學興辦也出現熱潮，乃有《大公報》感慨「自惠興女士一死，北京女學逐漸發達」。《大公報》所提及的「江亢虎所設之女學傳習所，大公主之譯藝女學堂，近者設婦女匡學會」，其中有些早在惠興之生前就在謀劃階段，但趁著惠興之死的熱度迅速登場、順利開張。[1]出身蒙古八旗額哲特氏的慧仙在病危之際聽聞了惠興殉學的事跡，頗為感慨，留下遺囑要將家產用於辦學，死後家人分別資助覺先僧學堂四百兩、惠興女學堂五百兩、公立學堂風琴器三百兩，又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建立了私立慧仙女工學堂，時人稱惠興、慧仙為「南北興學二女士」。[14]慈禧太后本人也感受到了社會對於女學的熱情，1906年6月6日內務府傳召戲班到頤和園演出《惠興女士傳》。[1]有鑑於社會上興辦女學風潮正盛，清政府也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以"女學堂風氣大開，各地遍設，故學部議定妥訂章程，俾資遵守"之名頒布了《奏定女學小學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首次認可了民間的女子教育。[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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